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比较综合的结论
一、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的缺陷与贡献
首先，排除规范分析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的重要缺陷，也是中国经济学“仿西”倾向中的一个弊端。研究人的行为应该关注的是人的特殊性。与自然界“惰性物体”、与生物运动和“行为”有很大的不同，人类不仅有遵循自己的理性计算进行经济活动的先天禀赋，而且具有自由意志并依据自己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和情感判断来行事。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超越功利主义考虑的美德、良善等基本伦理价值总是熠熠生辉(17)。由此观之，以形式化研究为特征的罗宾斯对于经济学定义的症结就在于排除规范分析，因而总是难以对真实的问题加以科学分析。
其次，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其研究对象上的另一个缺陷是实际上排斥对创新行为的分析。第一，由于将生产关系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视而不见，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必然是狭窄与残缺不全的，这就很难真正研究创新；由于把资源的创造（作为劳动限制的减少也是一种创新）与资源配置以自然科学处理物理问题的思维方法的名义（隔离分析法）截然对立起来，自然难以完整理解人类经济生活中真实的创新。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模型本质上是适应性的(18)，忽视人发挥经验积累与主观意志从而能动地改造和认识世界的能动性，服务于论证整个经济体系趋向静态均衡的方法论。目的在于表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盲目信仰或神学信仰，完全忽略了体现自由意志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选择，这就必然具有严重的内在缺陷。
但也应看到，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聚焦于资源配置和稀缺性，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发展也作出了积极贡献。罗宾斯的定义看起来过于狭窄，但又具有一定深刻性而可以推广到非经济领域，结果又被批评为过于宽泛！的确，根源于稀缺性与选择行为的经济学排除了即使在直接经济领域也很普遍的重要因素，因为许多经济问题的动机位于经济领域之外(19)。但实际上，虽然非经济领域的行为更多取决于非经济动机，许多非经济领域的行为也根基于选择或经济替代性。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一方面批评罗宾斯的定义，但同时用理性选择模型分析政治领域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突破。总之，虽然西方经济学中这种资源配置一般的研究并不能摆脱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烙印，聚焦于选择行为最大化的优点是为理性选择资源配置理论的拓展从研究对象上给予了合法性，丰富了资源资源配置一般的理论分析！
二、在吸收综合中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嬗变的一个特征是“宣称”已经摆脱了价值判断（索罗曾经不厌其烦地列举美国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与实证混为一体所造成的诸多问题，以反衬摆脱价值判断之成功）。但这种摆脱其实并不成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些宣称价值中立的西方经济学家，并非没有个人价值判断，而事实上将其隐藏起来，或者一直在进行深层次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朝圣山学社负责人曾坦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做法是偷偷引进一些目标或价值，然后在它们的基础上界定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符合人类利益”。(20)首先，以新古典为主流的当代“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其伦理判断和道德基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阿里斯提卜、伊比鸠鲁，而从哈奇森、爱尔维修、边沁、穆勒等开始，经过古典功利主义学说的最好阐述者西季威克的普遍的快乐主义分析、埃奇沃思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分析方法创新，功利成为对人们“常识”道德系统的修正和反省(21)，一直经久不衰。即使就一般均衡这一具有较强技术色彩的理论本体而言，形式主义理论方法相应的研究对象界定和行为模型设定，与其说是为论证一般均衡概念服务的分析技术选择，毋宁说是表达了其对于由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稳定性的功利支撑，进而产生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信仰。其次，尽管从重商主义到当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和表述不断演变，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研究任务的制约各有其具体特征，但是，很多西方学者不愿意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一直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善性、和谐性以及永恒性，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具有辩护论色彩。比如，马歇尔界定的研究对象似乎和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有所不同，通过“人的日常生活”而把人和财富直接联系起来的研究路径(22)，试图包容诸家，面面俱到。例如，回避奥地利学派主张的离群独居的鲁洪逊，特别强调“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人”。但在涉及具体经济问题时，马歇尔用产业集团成员去代替阶级划分，再进一步试图用伙伴关系去代替阶级关系。罗宾斯基于在经济学领域肃清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及凯恩斯主义、制度学派）的思量，费心竭虑地拟定对立的经济学定义，企图“逃避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果使其资源配置理论陷入混乱状态，并没有真正增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能力，所以并不能真正实现经济学的“科学化”。
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相通，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等意识形态变迁与社会群体具有重要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价值判断问题的论述深刻而精彩。因为人类社会是由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形成的，人通过自身不断参加的丰富而运动的社会实践，从实践的需要、必要条件、沟通互动中认识社会，可以获得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因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获得是在人际互动中实现的，获取途径与方式当然包含了反映人们之间基本经济关系的价值判断。因此，只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基本经济关系的本质，才能真正揭示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对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描述是重要的，对于被资本主义制度扭曲的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也是有意义的。但存在基于资本主义制度扭曲的价值判断扭曲。由于抽象谈论财富，用物与物、人与物的关系代替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其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始终停留在表面现象层次，不能科学地提出和回答资源配置及利用中的重大问题。比如，由于有意或无意忽视资本主义生产对于工人和资本家的差异所在，在贫困、消费、分配等问题上总是以有色眼镜观察现实，也根本无法解释经济周期、失业、经济危机等重大现象！这些极其重要的资源配置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给予科学回答。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看，在研究对象的确定上，当前多数学者认为，仅仅联系生产力来讨论生产关系是不够的，而是把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生产方式的辩证统一来研究。上层建筑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但这一过程中要联系上层建筑加以展开。我们进一步认为，考虑到经济学创新的阶段性，作为社会科学的国别性，以及中国事实、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日益凸显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方式，而且要把研究发展方式作为一个基本要求加以贯穿，将生产方式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集合体来确定研究对象，要动态研究发展能力提升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辩证统一。这要求纳入创新问题和人的全面发展因素，联系社会形态的运动，动态分析资源创造和配置方式的效率改进，纳入发展方式问题动态分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规律。动态分析中国长期历史中的发展道路、发展思想和制度演进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联系和区别；动态分析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道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西方转型经济学的超越；基于个人发展方式而不仅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视角，动态分析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奠定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意义，以及中国经济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问题；动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问题；动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展开和表现；动态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资本主义中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关系等。
这样一种研究对象的转变，根本上是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生产方式的效率改进和公平正义诉求，是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出发，从中国方案的创造性和科学性中，扎根于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元素中内在的价值判断（如天人合一等），对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内涵加以更好的把握，从生产关系视角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更好地把握，把生产方式的效率改进与公平正义更好地统一。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研究生产方式，而且要纳入发展方式，不仅要静态研究生产方式约束下的资源配置，更要纳入资源创造研究动态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人的激励等问题，以发展方式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推进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创新。
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需要处理好与政治学等兄弟学科的关系！不能用政治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要求经济学从属于政治学，因为经济问题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含的科学方法是适应经济问题的内置需要而产生的，同时苏联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过于强调价值判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所造成的教条化影响也不应忽视；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和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那些被意识形态之争的旋涡所禁锢、用价值判断主宰一切的研究路径的弊端也不应忘记。因此，从国家层面、高度和视角看待和把握经济运行及其客观规律，从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的良性互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需要理解和测度政治因素、政治行为对经济过程的影响，这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
(1)另一说为，经济是指“地产管理”。详见［英］罗杰•E．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M］．海口：海南三环出版社，2007．
(2)如萨伊界定的政治经济学是：解释财富的形成、分配和消费方式，或者说财富是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麦卡库洛赫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调节那些对人必要的、有用的或适意的同时具有交换价值的物件或产品的生产、积累、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或“价值科学”。
(3)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性质，以及它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包括：直接地或间接地，使得人类状况……变得繁荣或相反的一切原因的作用”。历史学派的罗雪尔说，“我们的目的只不过是描述人的经济性质和经济欲望，研究涉及这些欲望的满足的制度的规律和性质，以及它们所获得的成功的大小。”另一位历史学派成员施托尔希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决定国家繁荣的自然规律”的科学。
(4)不过也有人认为，历史上的重商主义与自然法哲学学者的经济分析，其关系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分，参见Maria Luisa Pesante. Paradigms i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Interregnum to Glorious Revolution［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96，3（3）：353-378．
(5)转引自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其中，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
(6)［英］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6．
(7)［美］安格斯•伯金．伟大的说服［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1．
(8)Backhouse，Roger E，and S.G. Medema. Retrospectives on the Definition of Economics［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Policies.Macmillan，2009：221-33．
(9)列宁曾说，“政治经济学史不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斯大林也曾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0)比如，苏联教科书的界定，“生产关系”特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
(11)于金富，李静．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30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J］．经济学家，2009（4）．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了启发性梳理。
(12)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
(13)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中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J］．教学与研究，2000（6）．
(14)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方式以及背后的经济关系。在宏观层面，它们是指经济要素与资源以何种方式有效地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部门并加以协作的方式。不过，马克思研究的生产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是有效地占有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权力关系。这与西方经济学存在本质差异。
(15)孟捷，杨志．技术创新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该文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作了具有创新性的新阐述。
(16)马克思在设定劳动目的时曾一再指出，与动物的需要不同，人的需要是被实践活动设定和改造的对象，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体系。
(17)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J］．经济学（季刊），2007（4）．
(18)作为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的被动衍生，主流经济学模型中的人的经济行为，如同肌肉收缩扩张或腺体的分泌一样，取决于外部刺激的强度以及适应性应对，即生物学意义上的“刺激—反应”模型也是解释经济行为的公式。追求利益的目标、给定数据信息集合的约束，决定人的选择，即找到与之对应的最大化方法就是答案，但是，由于人类具有主动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意志和道德责任，在本体论上与动植物等生物学分析单元根本不同。这样的问题在于，人类行动的复杂性被忽略，这种复杂性所蕴含的学习和创新的可能性也被忽略。
(19)Crespo R.F. Two Conceptions of Economics and Maximisation［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3，37（4）：759-774．
(20)［美］安格斯•伯金．伟大的说服［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272．
(21)张谊浩，方先明．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反思［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2）．
(22)刘涤源，彭明朗．阿•马歇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述评［J］．求索，1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