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济理论比较综合的类型与本书的方法论说明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比较研究，在科学抽象法、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溯因法”这样一种可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法相类似的、从本质到现象的技术路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这种方法的科学性不断得以证实。即使在全部经济学说史领域，嵌入内涵有比较方法的辩证法也具有超越库恩科学哲学的价值(65)。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中的比较方法，既与一般经济问题研究中的比较法具有重要联系，又具有独特性。比如，从方法论角度看，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中的比较法，都主要与归纳方法相联系，但西方基于事实本体的比较更多给予定量和形式化的需要（如计量经济学方法中识别问题的解决其实质也有比较方法的成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中的比较方法尽管也与归纳相联系，但强调定性比较而非定量比较、历史比较而非刻舟求剑式的静止比较，由苏联哲学家迈尔高尼扬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等写作的《历史比较研究法》一书，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分为平行论证比较、差异本质比较和实践导向比较三类，对本书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理论比较与综合的类型

（一）经济理论平行论证的比较，彰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本质与理论硬核，为综合创新出更普遍适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夯实基础

经济理论平行论证的比较或求同的比较，是把事实归纳比较作为夯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硬核的基本方式。由于西方经济学也在对历史事实的探求中发展其范式，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面对同一事实时，着眼点、范围、分析模式与理论假设上可能存在共性，通过类比、隐喻等探索出的这些共性或交集，是经济学以往成果的积累，也是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本质与发展基础的需要。

例如，科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制度理论，其理论基础均建立在交易费用分析和博弈论之上，主要依靠概念的详细叙述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过滤和解读历史事实(66)。虽然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封闭，但方法却是开放的。他们明确接受了“博弈论”方法，在交易成本、信息成本为正的引申假设下，以行为人的重复博弈为基础，使合作、“搭便车”、机会主义行为等成为议题。其优点在于，对于制度的分析以微观层次为主，在基本制度稳定的背景下，这种均衡分析是较为精致的，但是，由于其以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归纳法为指导，对制度变迁的整体性缺乏充分把握，对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制度相互影响缺乏分析。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把握狭隘，把制度创新的不同主体（如个人、团体、政府）一视同仁，实际上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背后的利害冲突，因而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色彩。他们探讨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的问题，并给出应对策略，以修缮资本主义经济这架机器为目的(67)。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工程师和修理工，而非真正伟大的经济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范式，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揭示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解释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关系。

在分析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就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共性或重要可沟通之处。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进步对制度变迁影响的分析中不断进行实证经验，不仅证明自身相关命题的正确性，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理论“硬核”的真理性。其大量关于技术变迁、交易成本变动从而产权制度变动的实证研究，关于产权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成果（包括阿西莫格鲁等近年来的关于国家繁荣与否与之制度关系的实证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机制不无裨益。这正是我们进行经济理论平行比较的一个发现。

当然，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违背劳动创造价值原则的制度是不合理的；强调制度创新的主体的阶级性；阐述革命式的制度创新，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规律；主张引入公平标准，进行效率评价和价值判断（以社会文化心理为基础的意义探求）。这又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优越于西方经济学之处。

（二）经济理论差异区别的比较，既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又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在开阔视野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中把“熟知变真知”，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的新路径

我们认为，经济理论差异区别的比较，可以区分为两类情形：第一类，在两大理论体系本质层次上，强调相互之间的差别与不可通约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分析，这样，就不会被西方经济学表象上的科学性所迷惑，更好地对其庸俗性加以批判。在这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第二类，在两大理论体系运行层次或机制分析上，也要看到，西方经济学虽然体系封闭但方法开放所创造的成果，如方法的不断创新在研究常规问题时由于开拓了新路径，带来的新意甚至理论冲击感。这时，差异所表明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或切入点，而不应故步自封地一味加以排斥。因此，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具体方法如数学方法时应注意其运用层次的适用性，不能仅仅贴上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标签而排斥，当然也不能机械模仿，否则将有与人类科学与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社会学科总体趋势相隔离的风险。

就第一类差异比较而言，以经济人假设为例。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选择。萨缪尔森说，“把经济学和社会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在效用（选择理论）框架下定义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西方经济学基于自然主义思维把一切社会制度都看作力量博弈的先验性结果，忽视制度对人性的影响，这就扭曲了制度与人性假设的基本关系，并且，主流学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强调经济人假设或其变体理性人假设的实证性、演进性，对忽视社会关系造成的事态扭曲熟视无睹，由此造成总站在强势者一方极力为丑陋现象进行百般辩护和解释的可笑逻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则不同，马克思着重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8)，因而有时可以把个人看作研究问题的起点。但是，马克思的个人观念具有差别于经济人假设的本质内涵(69)，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深刻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辩护性和庸俗性，使其以“庸俗经济学”“权势经济学”等面目曝光于大众。

就第二类差异比较而言，作为理性人假设也确有其合理性一面。理性行为在最大化、节约、一致性等方面的拓展，不断使许多传统的经济学论题生产出新的理论增长点，正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层次规律的认识深化，人类对于一般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也得以深化。正是在理性人假设的巨大影响下，以约翰•罗默为代表的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做出新的成果。这种分析要求经济人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定义明确的决策者或其集体，不同主体的偏好与进行选择的可行条件不同，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包含了从部分观点来看的社会整体利益，从而受到基本经济关系的制约。这就在引入经济人观念的同时又分析其选择面临的社会结构之作用。既坚持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引发剥削与矛盾重复的首要因素，同时分析贸易流通等产生剥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尽管其新古典主义方法与历史—逻辑方法不同，具有非历史属性，但对于增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形式逻辑层次的连接与丰富是有益的。

（三）在“中国道路”“中国梦”的实践导向比较中，以发展、增长、转型等为切入点，既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又扎根于中国特质与创造性，打造更深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武器

经济生活与经济现实的运动发展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提出了新的时代涌现或需要解释的新现象、新问题，而且在困惑解释与问题解决过程中，提供理论发展和检验的新机遇，即通过使“陌生的变为熟悉”，以澄清认识并获取新知。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方式的探究侧重于内在的对立统一，强调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辩证统一。另外，马克思又总是把经济的发展同经济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把生产力和经济制度发展看作经济制度演变的最终决定因素(70)，在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有机联系中辩证地把握我们时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因此，紧密结合时代大趋势，既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又发挥中国特质与创造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宏观意义上结构和进程的基本因果，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这一为人们熟知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宏观因果分析的理论工具，将为理解我们时代的新的重大问题提供有力分析武器。

我们认为，诸如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的宏大经济学叙事，这些主题能够体现在比较综合中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与世界经济史中的大国崛起相呼应，经济学说史中古典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的经历表明，一个真正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由大叙事构成的。如果说当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发展的“科学知识的大叙事”为标志，原苏联东欧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思辨理性的大叙事”，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需要科学知识、思辨理性，更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在平行求同比较、差异本质比较的基础上，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继承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成果，在转型、发展、增长、“中等收入陷阱”等主题上打造理论武器，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谱写新篇章！

二、本书的方法性说明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综合的对象界定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定（本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作严格区分），以此出发进行基本理论范畴的比较。其次，综合把握理论范畴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辩证关系。应选择在经济学发展中起主要动力作用的关键范畴，如经济人假设、制度范式等，以期获取经济学知识的跨期积累。同时，在时代的发展中选择具有现实时代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加以比较，不断增强研究的时代与中国特色，获取新知与新理论武器。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综合的技术路径

从确定同异开始，在分类、范畴的界定中加深理解各自的显著特点与一般性，探求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性。平行共性比较不是简单地为寻求共性而寻求共性，而是在说明两种理论范式的对象与观点时，客观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差异不同比较，要求在理论特质的基础上，因重视差别而深刻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成分，又进而发现西方经济学运行层次理论可能的科学性成分；这要求上升到内在于宏观叙事比较的、为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假设而服务的溯因法等科学方法，再反过来为在更广阔范围内解释经济现象加以运用。以上三种比较构成一个互相补充的方法路径。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综合的标准、观点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实质性的核心问题为比较对象，即不是成为术语上的错误和表面判断的牺牲品，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标准，以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目的，在比较的基础上为打造理论武器服务。一方面，不应过于强调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偏见而完全否定其科学价值，从而一概排斥；另一方面，又要深刻反映理论问题的真相和全貌，与时俱进地加强批判性比较。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三、本书的内容安排

首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体现了相应的方法论观点、人性假设作为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得以建立的独特基础，作为生产关系表现及其意识形态反映的制度与制度研究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我们将与西方经济学相关论述进行上述基本理论前提的对比。

其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我们的比较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从生产、分配、消费领域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支柱出发，既探讨这些环节的内在结构，又探讨上述环节所组成的体系，以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在联系的整体理解。

再次，在厂商理论、创新理论、垄断理论等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微观应用问题的研究，在比较借鉴和汲取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中，厘清和剔除其中的谬误观点，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

复次，在国际经济理论等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应用问题的研究比较，探讨可能具有的某种可沟通性、如何沟通等问题。

最后，在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当代重大问题的研究比较，在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和难题中，反映和增强本书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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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曾经在批评形而上学式比较时辛辣地指出，“桑乔只熟悉下流作家和空谈家所用的比较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出这样奥妙的结论：桑乔不是布鲁诺，布鲁诺不是桑乔。但是对于像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科学，他自然是一窍不通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项观奇．历史比较研究法［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199．

(3)［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6．该书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力学隐喻、生物学隐喻等比较方法的历史做了精彩概括；［美］斯梅尔瑟．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该书对计量统计分析的比较成分做了归纳。

(4)［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81；［美］埃克伦德，等．经济理论和方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05.“货币主义已经败北……凯恩斯主义则显然能将货币主义的观念吸引进一种更为精致的宏观经济学”所有这些思想都成为新的经济正统的一部分。

(5)张宇．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与理论框架［J］．学习与探索，2012（3）．

(6)笔者在百度学术中输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输出的有34.8万条相关结果；再输入“比较综合方法”，有约20万条相关结果，也可从一个点上看到比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地位之重要。

(7)常庆欣，张旭．“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J］．经济纵横，2013（7）．

(8)方福前．根据“硬核”和“保护带”来划分经济学流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1）．

(9)在强调演化分析上，奥地利学派与制度主义者有相似之处；虽然以消费与生产的非连续性假设为依据反对数学推导；以开放行为假设为依据反对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存在。但在个人主义和演绎方法与自然法哲学上，则与主流经济学异曲同工，也有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变种之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奠定基础，而且这一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更是作为主流经济学边际革命的主将而尤其卓著，因而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实质上是西方经济学史上的主流而非异端。

(10)张林．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J］．江苏社会科学，2002（1）．

(11)朱富强．自然主义思维、经济人假设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化［J］．人文杂志，2014（5）．

(12)［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7．

(13)超验实在主义与经济学理论的“发现”，朱富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反思［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朱富强．超验实在主义与经济学理论［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4）．该作者系列论文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视野广阔的启发性批判。

(14)朱海就．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48．该专著对奥地利学派作了较好的梳理归纳；韦森．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及其在当代经济科学中的意义及问题［J］．学术月刊，2005（4）．

(15)［奥］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4.“无可争议的是有且一定存在人类行为的先验的理论……”由于人类行为经济学的知识是先验的而非经验的，“运用公理性方法就可能建立一门如此一般的普遍人类行为学，以至于它的体系不仅包含了我们实际面对的世界中的所有行动类型，而且包含了其条件完全是想象的并没有任何相应经验的世界中的行动类型”。

(16)理论是关于真实世界的信仰体系，尽管其中有假设成分，模型是能够清晰阐述理论中各部分逻辑关系的数学构造，一般不包含理论的整体。参见莱永胡武德．历史的价值［J］．比较，2009（4）．

(17)［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

(18)贾根良．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J］．天津社会科学，2004（3）．

(19)贾根良，崔学锋．当前西方经济学界主流与异端的分裂及其发展趋势［J］．当代经济研究，2005（6）．正如方法论学者所言，主流与异端学派尽管流派众多，但将二者区分开来的不是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是本体论预设上这一元方法的根本不同或分野，前者坚持理性人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与隔离式方法，而后者是以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观念和归纳综合作为其分析框架。

(20)关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及其争辩，可进一步参见There Really Was a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J］.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33）：649-654；［英］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这一学派与19世纪中期德意志民族的启蒙思想解放以及法理学等学科的勃兴有重要关系，该学派批驳李嘉图、萨伊等主张的抽象演绎方法，指出英法国家的经济学仅仅是在臆造没有意义的思维神话，只有历史方法才是确切可靠的。“现代与过去无法割裂，总体和整体是重要的”，应观察其“从不合理到合理“的历史演化过程。在分析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城市化、工业发展、银行问题，虽然强调因果过程的重要性，但否认一般规律的存在。

(21)参见［英］杰拉德•M．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与新重商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18．

(22)关永强，张东刚．英国经济学的演变与经济史学的形成（1870—1940）［J］．中国社会科学，2014（4）．例如，这一学派的奠基人克利夫•莱斯利，以工资基金理论为例，指出李嘉图学说并不符合现实，应脱离纯粹演绎方法，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理查德•琼斯因提出路径依赖思想同时被认定为制度主义的共同先驱，他指出经济学理论是历史决定的且应由经验数据来支撑，直斥李嘉图学说是“妄想的假设”，仅能解析非常小部分经济现象。

(23)杨虎涛．美国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J］．当代经济研究，2009（9）．

(24)［日］八木纪一郎，孟捷，吕守军．进化经济学的现在［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1）．

(25)杨虎涛．演化经济学的两种系统观［J］．经济学家，2009（8）；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

(26)贾根良．演化经济学与达尔文主义：文献述评［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

(27)批判实在论认为，构成经验实在的三个部分重合但本体上存在差异的领域是：经历、印象等经验事件、事物状态，以及结构、机制和趋势，这三个领域彼此之间经常缺乏共时性和遍历性，故而，当经验与事件不一致虽然允许人们进行某种比较，但事件与作为其支撑的深层次结构或机制是“不同时的”“非遍历的”。

(28)新古典理论认为，对人类总体行为的理解完全可以通过对孤立的“代表性行为者”的理解和演绎来达到，但这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其中存在“合成的谬误”，总体行为中所发生的“深层次的”交互作用（“网络”“网状系统”、非原子式个人主义）等，特别是识别这些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如结构变量、人的互动与相互依赖、外部性和反馈循环），以及无意识动机、默会性技能和意料之外的后果。

(29)由于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间存在根本差异，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应使用独特的方法。历史主义反对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由知识与理性引致的古典的和谐一致观念，强调历史由具有目的性的、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人类行为所组成。参见贾根良．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J］．天津社会科学，2004（3）．

(30)高德步．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1）．

(31)汤在新．论历史学派［J］．经济评论，1991（5）；胡明．历史学派与德国特殊发展道路［J］．德国研究，2008，23（3）．

(32)张林．凡勃伦的制度变迁理论解读［J］．经济学家，2003（6）．

(33)［英］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71．

(34)张林．两种新制度经济学：语义区分与理论渊源［J］．经济学家，2001（9）．

(35)本部分内容已发表，这里有较大扩展。

(36)刘伟．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理论——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5）；朱富强．中国经济学范式思考：两个层次的契合［J］．财经研究，2008（5）．

(37)［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82．

(38)参见［英］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72．

(39)朱富强．逻辑实证主义何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导思维［J］．经济评论，2008（6）；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大理论假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许兴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如何看待“经济人假设”——与程恩富同志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2008（2）．他们认为，提出包含着真实性尚未评判内容的经济学假说，也是经济思维靠近客观真理的有效方式，对这种假说加以检验应是经济学发展进程中的必然内容。但这种经济学假说检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实证主义哲学具有本质不同，尤其应注意其中包含的实践相对性等因素。

(40)Hirsch A. The“Assumptions”Controvers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80（1）：99-118．

(41)Tarascio V. J. Caldwell B. Theory Choice in Economics：Philosophy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79，13（4）：983-1006．

(42)［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9．

(43)［印度］慕克吉．理论研究在当今发展经济学中是否太少？［J］．比较，2007（28）：81．

(44)哈耶克指责德国历史学派要为经济理论在人们的评价中不高这一现象负责，虽然有失偏颇，但“根本不能称历史学派创造了一门科学，他们的目的不是进行理论研究工作”的观察却符合事实。

(45)转引自［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79．

(46)［英］马尔科姆•卢瑟福．制度经济学：过去与现在［J］．许敏兰，李陈华，译．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4）．原文献为：Rutherford M.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en and Now［J］.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2005，15（3）：173-194．

(47)郭殿生，姚广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联系与区别［J］．当代经济研究，2008（12）．

(48)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201．

(49)就“从后思索”的方法内涵而言，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比较的。“由于各学科研究的发展不平衡，当研究者无法理解本学科的一种事物，却注意到这一事物与其他学科理解得很清楚的另一事物具有相似性时，如果他能够通过类比和隐喻，理解在此之前他尚不能理解的本学科的那种事物，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溯因法”，不难发现其中相似性比较这种方法的基因。其次，“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也不难发现这正是对历史方法的描述，因此，强调所有的现在都根源于过去，过去、现在与未来必然具有因果上的关联性。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0)程恩富、胡乐明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作了扼要与视野广阔的探讨。

(51)王明友．《资本论》中的市场经济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2．

(52)李建平，张华荣，黄茂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演进与变革趋向［J］．当代经济研究，2007，141（5）．

(53)贾根良．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发展［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26（2）．

(54)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55)张俊山．经济学中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歧及其评述［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1994（4）．

(56)不仅有对均衡的含义、均衡的结果和均衡的调整过程的全面和充分的讨论，而且有对均衡分析的现实性、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局限性等的非常独到和深刻的分析。［冯金华．《资本论》与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J］．江西社会科学，2014（1）］而且，马克思指出有机构成不同的各部门利润率也要逐渐趋同，同样预付资本将获得同样利润，其中蕴含着对均衡趋势的描述，在均衡状态的基础上最终将形成生产价格经济学的“均衡”与“过程”方法比较［朱海就．经济社会体制［J］．比较，2008（1）］。

(57)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561．

(58)［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4．

(59)比如，英国方法论学者劳森指出，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学派强调人类行为常常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刺激推动，具有特定的意向性或动机。因此，分析人的动机和意图，并且进一步触及更加宽泛的社会关系之中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60)奈特坚持，自然中的因果关系和社会科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起因于问题以及与问题相联系事实的性质。人类行为活动的意图性、预期之外和错误等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故而，“为了解释人类行为，必须至少引入三个因素。典型的人类行为，部分可由自然因果律解释；部分可由意图或愿望解释，作为行为的绝对依据，它们是‘事实’，尽管不是自然事件或自然状态；部分可由对实现‘价值’的渴求来解释，它不能划归实际的欲望，因为这种渴求没有可以用文字描述的对象”。参见朱富强．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经济学的内在缺陷——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批判，［J］．江苏社会科学，2008（7）．

(61)张小金．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6．

(62)杨玉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及其启示［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6（1）．

(63)肖磊，赵磊．马克思是演化经济学家吗？［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3（4）；黎贵才，王碧英．制度变迁是自然无序的还是历史必然？［J］．当代财经，2011（1）．

(64)胡乐明，刘刚．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学诸流派的沟通——以演化经济学为例［J］．当代经济研究，2012（12）．

(65)Bronfenbrenner M. The“Structure of Revolutions”in Economic Thought［J］.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71，3（1）：136-151．

(66)诺斯曾这样说过，“我的理论是由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理性选择的新古典框架）结合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67)白暴力．《资本论》方法论的若干思考（上）［J］．高校理论战线，2009（9）．

(68)［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3．

(69)高嵩．马克思与斯密：关于投机行为的不同看法［J］．经济评论，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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