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有关长三角地区经济协同发展及其影响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研究。当今区域经济学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是经济活动的空间状态及其内在关系，且目前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杨上广、吴柏均，2007），因此，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就显得极其重要。鉴于此，学者们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布格局、集聚状态与时空跃迁机制进行了研究，如张红等（2015）从全局聚类检验和局部聚类检验两个层面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发现其经济产出与经济生产要素呈现出全局空间集聚的特征，在局部上，经济产出和经济生产要素表现出向上海市、苏州市等个别城市高—高集聚的特征。俞路和兰宜生（2009）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格局进行了全局与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其经济格局呈现出逐渐增强的空间正相关特征。胡毅和张京祥（2010）运用县域数据探讨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发现各城市间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一直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该趋势逐渐加剧，而相对差异的空间相关性却不明显。叶磊和欧向军（2012）对长三角地区经济极化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发现该地区的经济极化水平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且其极化效应表现出先扩大、再缩小的变化历程，而其扩散效应表现为逐渐增强趋势。陈肖飞等（2015）运用《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提出的》“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整合（Division）”3D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空间发展状态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上海、苏州和无锡表现为“密度—距离—整合”3D类型，常州和南京表现为“密度—距离”2D类型，杭州表现为“距离—整合”2D类型，南通等表现为“距离”1D类型，绍兴等表现为“整合”1D类型，扬州等表现为0D类型。除对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研究，还有学者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收敛特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如沈能（2005）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曾光和周伟林（2006）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苏良军和王芸（2007）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存在经济增长的β收敛，但较珠三角地区而言，其收敛性更弱。王昱和肖红姗（2011）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差异表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且基本不存在动态收敛趋势，只有部分地区的县域经济存在“俱乐部收敛”。张学良（2009）研究发现，当不考虑空间自相关时，标准的β收敛模型未发现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的证据，而在考虑空间依赖性与空间自相关后，可以找到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的证据。张学良（2010）更深入地探讨了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的作用机制，发现物质资本积累是使得长三角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唯一因素，其主导着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的方向。林高榜（2010）研究了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发现技术效率提升和资本深化促进了劳均产出的收敛，而技术进步则促进了劳均产出的发散。张传勇（2016）还研究得出，房价的快速上涨会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收敛产生阻碍作用。
第二，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学者开始探索该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因素，得出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结论。叶耀明和王胜（2007）研究发现，无论在存量层面还是在增量层面，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陈福中和吴秋璟（2008）继续深入考察了金融发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相关率、证券与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同时，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表现为负相关关系。陈柳（2007）验证了本土创新能力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验证了城市化群落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王林和顾江（2009）考察了文化产业发展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侯祥鹏（2010）考察了固定资产投资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蒋伏心和苏文锦（2012）考察了高技术产业同构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黄赜琳（2012）考察了人口结构因素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周健（2017）研究了人口在产业和城镇之间均衡发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彭羽和陈希（2011）研究了FDI流入、贸易中间商集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现贸易中间商集聚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这种促进作用又受到FDI流入程度的影响，在FDI流入程度较高的城市，贸易中间商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而在FDI流入程度较低的城市，该拉动作用较小。王万珺（2010）和张立（2012）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洪娟和谷永芬（2012）、洪娟和廖信林（2012）以及陈晓峰（2015）检验了产业集聚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形关系。余冬筠和郑莉峰（2013）继续深入考察了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发现产业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的作用受到创新集聚的影响，只有高质量的创新集聚与城市的产业集聚相互作用后才能对经济产生持续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吴亚菲和孙淼（2017）又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行业间，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性，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抑制作用。张永杰和耿强（2011）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SYS-GMM）实证检验了省直管县和财政分权对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财政收支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非对称性特征，且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省直管县体制的影响。原小能（2013）实证研究了省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对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两者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前者的经济增长效应要大于后者，且两者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间存在差异。翟石艳和王铮（2013）探讨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现能源消费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效应，而碳排放量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长期影响效应。于潇和毛雅萍（2015）考察了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现两者都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但相较于物质资本而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弱。方大春和孙明月（2016）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高速铁路开通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高速铁路的建成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黄苏萍和朱咏（2017）继续考察了铁路、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铁路人流密度、公路人流密度、公路物流密度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铁路物流密度却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同时，相邻城市铁路、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空间正溢出效应。刘乃全和吴友（2017）实证检验了长三角扩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现2010年长三角扩容对新进城市和原位城市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新进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大于原位城市。此外，周晓艳等（2009）以及张学良和孙海鸣（2009）还综合考察了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其中，周晓艳等（2009）测算了长三角地区的生产效率并考察了其影响因素，发现城市化率、第二产业GDP在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对外经济依存度对生产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生产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张学良和孙海鸣（2009）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发现物质资本主导着长三角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长，分省市来看，主导江苏省和浙江省经济增长的因素仍是物质资本积累，而主导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因素是TFP，同时，效率改善对长三角地区三省市TFP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差异的影响很大。
第三，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随着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学者们对其区域整合程度及驱动因素等展开了大量研究。首先，学者们对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如张旭亮和宁越敏（2011）研究指出，杭州、苏州、宁波、无锡等城市组团与上海的联系不断加强且该趋势将不断扩大；汪后继等（2011）也指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已初步形成了区际分工与合作共赢的格局；千慧雄（2010）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长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上海为中心，且自改革开放以来，该一体化经历了“制度变迁推进型一体化”“制度与市场角力型一体化”和“市场推进型一体化”三个阶段；郭晓合和王来全（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988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且边界效应在递减，同时，趋同性在递增；贾德铮和高汝熹（2013）研究了长三角都市圈城市间的空间关系，发现城市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竞争合作关系，形成了“两线两圈”式的空间效应体系；陈坤和武立（2013）运用相对价格法对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整合程度在持续加强，一体化趋势越发明显；童纪新和张奇（2016）测算了泛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度，发现城市间的经济关联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浙北与苏南城市经济关联度较高，而安徽、苏北、浙南地区的经济关联度较弱；顾海兵和张敏（2017）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出发，构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并对长三角城市群2010—2015年的一体化程度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指数呈现“倒U”形趋势；侯赟慧等（2009）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行了研究，发现目前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并不高，但有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方叶林等（2013）同样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该网络的密度为0.533，规模为128，直径为3，网络密度处于中等水平，且上海位于整个网络的核心，舟山和台州位于整个网络的边缘。其次，还有一些学者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如罗蓉和刘乃全（2007）证实了城市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作用；陈柳等（2009）考察了区域文化融合对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作用；李磊等（2011）研究了地理因素、经济发展程度相似度、产业结构相似度、贸易与投资开放相似度对长三角城市间经济同步性的影响作用；李阿萌和肖翔（2014）检验了高速铁路开通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联系格局的影响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长三角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如卜茂亮等（2010）考察了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发现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市场非一体化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市场一体化能促进经济增长；陈坤和武立（2013）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研究了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现并不是一体化程度越高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在一体化进程中存在一个最适规模；孙英隽和高泽坤（2016）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区域市场整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的区域市场整合对整个上海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是非线性的，当区域市场整合程度低于临界值时，区域市场分割有利于上海的经济增长，当区域市场整合程度高于临界值时，区域市场整合有利于上海的经济增长；张学良等（2017）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群经济绩效的影响，发现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且这种提升效应表现出增强态势。
二、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速度与质量都获得了极为显著的飞速增长，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坚持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基本国策的巨大成功；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民普遍自下而上的勠力同心。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城镇农村之间收入的普遍提升，我国城乡关系在显著改善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仍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与收入之间的较大差距（李勤等，2009）。因此，无论是出于理论研究的巨大意义还是对于现实中国重要问题关注的必要性，有关城乡统筹的研究已成为现代中国经济学界与诸多学者主要考察的重要议题。
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化与收入差距带来了众多深层次结构矛盾，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阶段。而2008年，我国则正式提出了“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并同期颁布了《城乡规划法》，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代（吴丽娟等，2012）。在此过程中，在城乡统筹政策实施前后，相关研究已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初步探索。在已有的大量文献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城乡统筹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整体趋势，从整体历史角度考察城乡统筹的演化脉络与发展现状，并针对现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其二，由于城乡统筹发展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如何有效建设与正确评价城乡统筹程度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大量学者在该指标建设方面做出了有益贡献。
我国学界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历史，刘淑虎等（2015）的研究显示，我国有关城乡关系目标与机制脉络的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为“以乡促城”起步阶段（1949—1978年）。在这一阶段，我国在举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支持实现“赶超发展，以农业支持工业化进程”，因此，资源分配不均衡下的城乡差距开始初现端倪。而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自进入第二阶段伊始（1978—2003年），这种“以乡促城”的发展模式进入了一个更加快速的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国家主导下的多种经济体共同参与到城乡发展建设之中，以工业发展作为核心支柱产业的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在这个双轨制到并轨的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显著扩大，造成了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增长不对称的现象。直至第三阶段，即2003年至今，城乡统筹发展与可持续共同发展问题开始逐步引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重视，因此，以城促乡、共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开始在顶层设计与自上而下的经济活动中得以贯彻，趋向于实现多元化协调发展目标的社会公共决策也得以实施。除针对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历史背景相关研究之外，现有研究也聚焦于现阶段城乡统筹开展工作的策略互动与战略探索，例如，梁颖等（2010）分别就城镇化与乡村建设互动中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劳动力转移、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均衡增长等方式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方面提出建议，认为城镇化质量提升、城乡并重与新农村优先战略规划都是实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降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经之路。而除定性分析之外，徐美和刘春腊（2012）则利用定量分析的手段，基于中国2000—2009年的城乡统计数据，运用熵权法、综合评判、关联度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城乡统筹的主要趋势，认为现有我国城乡统筹仍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如总量和平均量的差异、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异以及大区域、省域之间的差异。
除历史背景与总体趋势研究之外，有关城乡统筹的框架构建与量化评价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城乡统筹涉及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这决定了构建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的复杂性，在以往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多数以指标的方式来衡量城乡统筹发展状况（李勤等，2009）。例如，漆莉莉（2007）曾在其城乡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构建了16个单项考核标准，就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等三个方面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城乡统筹融合程度进行了量化框架的构建；而进一步地，王婷（2008）同样对城乡统筹发展指标进行了衡量与构建。另外，从微观数据的利用与框架构建情况来看，李岳云等（2004）以南京个体城市作为案例考察标准，对城乡统筹评价指标构建进行了相关分析；而高珊等（2006）、吴永生等（2007）则更进一步考察了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城乡空间动态演变情况；在县级层面上，也有张华瑛（2008）、邓玲和王彬彬（2008）等从四川成都市部分县区样本出发，分析了县域间的城乡统筹发展状况。
除利用指标构建方法探讨城乡统筹建设的框架之外，仍有部分文献就城乡统筹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其他社会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杨娜曼等（2014）利用湖南省的样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格兰杰检验实证考察了湖南省城乡统筹建设的实际情况，结果发现，城乡统筹度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如要进一步促进湖南省城乡统筹发展，就必须立足于农村和城市同步并进、协调增长这一基础之上。除此之外，李保杰等（2018）则基于江苏省徐州市的案例探讨，分析了城乡统筹下苏北地区义务教育资源优化布局的问题，主要通过可达性模型、最近距离模型及Voronoi模型考察发现，徐州市义务教育资源分配基本平衡，近60.3%的义务教育资源机构服务范围面积基本满足教育需求，但仍有16.95%的义务教育服务面积不能有效满足当地学生需求，严重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公平性。除城乡收入差距、教育资源等重大社会民生问题与城乡统筹发展存在双向互动之外，与之相关的其他影响因素，如农业现代化（沈爱芳、杨银珠，2018）、农村公共品提供（甘德培，2018）、居民医保整合（高秋明、王大树，2017）等也会影响到城乡统筹发展进程，而与之相关的大量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三、长三角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相关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城镇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化地区。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2014年，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2.2%的国土面积，容纳了11.0%的人口，创造了18.5%的国内生产总值，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生活质量属于居民心理对生活感知范畴，其内容可以是独特的个人爱好，事业观念，感情观念，生活品质观念，精神追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也包括在居住、服饰、饮食、旅游、休闲、体育运动、事业追求方面的高要求。2018年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显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67.05）、杭州（61.79）、南京（60.28）、深圳（59.50）、昆明（58.99）、广州（58.54）、西安（58.34）、武汉（58.25）、上海（57.79）、贵阳（57.54）。其中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均位列前十。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即社会经济数据指数，是根据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35个城市的社会经济数据计算得出的，从而保证了该指数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同时，为保持与主观指数的一致性，客观指数也包括5个分指数，即生活水平指数、生活成本指数、人力资本指数、社会保障指数、生活感受指数。5个客观社会经济数据分指数涵盖了20个社会经济数据指标，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不仅得到了政府与公共政策部门的紧密关注，也是学术界大量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热点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E.Stiglitz（2011）指出，至少要用七类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即健康、环境、教育、就业、物质基础、人际关系、政治参与情况。随着国外生活质量概念的引入，中国的学者们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及心理学等多学科进行了大量研究。孙希有（2005）认为，如果继续忽略人居环境的重要性、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生存满意度等，则经济数字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对社会发展并不能起到促进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李月（2010）的研究却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有效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呈显著正相关。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现有文献中分别从房价差异（郝前进、陈杰，2007）、时空分布（吕韬、曹有挥，2010；焦贝贝等，2018）、经济差异（宋伟轩等，2013；矫卫红，2018）、城镇化水平（曹广忠等，2011；徐素，2011）、空间格局（车前进等，2011；孟德友等，2014）、城乡收入（宋伟轩，2013）、人口迁移（王珏等，2014）、资源环境（张蕾等，2011；盖美等，2013）等角度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构建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关于长三角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存在三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第一，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多数研究聚焦于该地区的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模式等问题，鲜有关注当地居民及生活环境的研究；第二，个别立足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并没有深入、系统地构建起这两者之间的评价指标框架，没有达成统一的可普适的评价体系；第三，在客观主观指标的结合、指标体系的权重处理以及指标体系的应用方面，目前均尚待开发。
本研究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现实，结合长三角的典型案例分析，以点切入，全面、深入地探讨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质量的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与评价体系，进一步验证并提出可行的有借鉴性的政策建议。
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是否协调发展以及如何实质性地协调发展是与全球人类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生态与经济相协调，即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如何平衡经济与生态两者的关系成为生态学和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的“零增长理论”的新发展模式最早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随后许多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解释与拓展。近年来，分别从生态环境政策（Norton，2005），生态文明（Cobb，2007），生态安全（Cobb，2007；Biermann&Pattberg，2008），碳减排（Rietbergen&Blok，2010；Li&Oberheitmann，2009），绿色发展（Diyar et al.，2014）等角度探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雾霾、沙尘暴、水污染等问题，如何处理经济与生态环境二者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急需答案。中国学者针对这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赵细康，2003；曹新，2004；冯刚，2008；郭树栋，2010），也进一步分析了采用哪些路径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可协调发展（方创琳，2000；张嫚，2001；陈曦，2009），最后从概念定义（张维庆，2009；王玉庆，2010；牛文元，2013）、模型构建（牛文元，2012；王树义、郭少青，2012）、评价指标体系（杜宇等，2009；王会等，2012；胡彪等，2015）及实现途径（陈学明，2008；朱坦、高帅，2015；孙佑海，2013；侯佳儒等，2014）等方面全方位构建可持续发展战略。
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两个系统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江红莉和何建敏（2010）研究指出，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存在四个发展阶段，通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朝着协调发展的方向不断演变，最终能推动整个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向高级协调耦合形态转变。
然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体量很庞大，但观点各有不同，认识尚未达成统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上，已有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等多视角的有益探索，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可持续发展的机理进行阐释的相对较少，现有研究缺乏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发展的机理与难点问题的深入剖析；二是实证分析方面，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对于不同区域的差异关注较少，不利于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三是实现途径和政策建议方面较为丰富多样，但各有侧重，如法律制度、政府职能、消费观念等，在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三方利益平衡的逻辑框架下的整体性思考和阐释相对不足，因此，不利于政策的真正落地实施。
(1) 具体内容见：https://www.pishu.cn/psgd/3777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