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理论基础

第一章　中国与世界合作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框架

第一节　中国与世界合作发展的方法论述评

“古丝绸之路”时期，中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开始了初步的国际经贸与文化交流；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国门逐步关闭；直到清政府时期，西方用“坚船利炮”强行将中国纳入世界殖民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得以从被压迫的世界体系中解脱出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使国门再次关闭。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启动，标志着中国正式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走入国际社会，从联合国恢复席位、“复关”到“入世”，中国努力探索与世界的合作交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全面开启了从参与国际分工到重构全球治理等多层面的深化与世界合作的进程，与世界合作发展的议题被赋予了实质性且越来越丰富的内涵。面对实践的进展，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国际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围绕资源配置展开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被视为资源配置跨越国界的特殊现象，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学等领域的方法论被用于商品、要素、服务等跨越国界流动，继而引起国与国之间经济合作关系变化的研究。

（一）界定为要素与商品流动的合作

贸易包括商品、要素、服务等跨国界流动，从重商主义、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技术差距论，到战略贸易论、垄断优势论，以及蒙代尔开放经济模型等的国际经济理论，均论证了商品及要素国际流动可以带来分工效率、福利效应与经济增长，并形成国与国之间相应的合作格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是期望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展加工贸易，由此实现拉动就业、增加外汇、驱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经贸活动展开依赖于基础设施联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学者们最先从交通设施及贸易连接层面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单元庄等认为，中国应开放西部外贸口岸和建设“空中丝绸之路”，形成陆空并举的立体交通网络，改善中国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对外贸易。⁽¹⁾芮杏文等⁽²⁾、李琪⁽³⁾、李忠民等⁽⁴⁾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更为密集灵活的泛亚交通和贸易网络，其交通手段更为先进、合作内容更加丰富、政策更为开放互惠。秦放鸣和毕燕茹通过对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交通合作现状与主要障碍性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双方应优先开展区域交通运输领域的合作。⁽⁵⁾张勇⁽⁶⁾和陈万灵⁽⁷⁾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定位为国际贸易网，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依托现代运输工具和信息技术连接起来的海上国际货物运输通道或国际贸易网，反映了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陆南泉认为，丝路沿线涉及众多的能源国，交通体系和能源安全建设亟待发展。⁽⁸⁾

在硬件联通基础上，贸易促进、投资选择、便利化水平测度及其优化成为又一重点合作领域。王海燕⁽⁹⁾和冯宗宪等⁽¹⁰⁾的研究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双边贸易规模逐年扩大，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为进一步开展多边贸易与投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刘艳霞探讨了深圳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进展。⁽¹¹⁾周五七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巨大。⁽¹²⁾金星宇曾指出，由于高铁对上下游产业的带动效应明显，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央企海外布局的一个重要牵引力。⁽¹³⁾李金早认为，在经贸合作方面，中国应该积极与沿线国家深化区域通关一体化合作，增强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通过开展国际或区域性展会等形式促进多边贸易合作。⁽¹⁴⁾李文兵和南宇认为，推动新的投资热点出现，经济带建设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对完善国内国际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建立互联互通的旅游交通、信息和服务网络，加强区域性客源互送，构建务实高效、互惠互利的区域旅游合作体有积极意义。⁽¹⁵⁾

进一步地，学者们用实证工具测度了交通、贸易、投资等“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贸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邹嘉龄等根据最新的国际贸易中心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以及2010年30个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各省（市、区）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¹⁶⁾朱智洺则用C-D生产函数构建了FGLS模型，基于2003—2013年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国OFDI对中亚5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¹⁷⁾于翠萍等（2015）从GDP溢出效应视角，基于金融、贸易、投资和国际石油价格4个传导机制和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链接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的相互影响。⁽¹⁸⁾许娇等运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了“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贸效应。⁽¹⁹⁾

（二）界定为区域一体化或价值链式的合作

关税同盟论、大市场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次区域经济合作论等理论支撑了区域一体化或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成为探究中国参与世界合作，特别是建设“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视角。

裴长洪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发展，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²⁰⁾费萨尔…穆罕默德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区域经济合作。⁽²¹⁾孙壮志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界定为区域合作的理念创新。⁽²²⁾

不仅在区域层面讨论一体化式合作，全球价值链理论还探究了合作的地位和收益问题。盛斌（2016）等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促进中国产业及价值链升级。⁽²³⁾刘伟指出，世界经济的循环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越来越变为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体系，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北美经济体和西欧经济体等），另一个环流存在于中国和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²⁴⁾蓝庆新也认为，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价值链体系包括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以产业承接与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形成的价值循环体系，以及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形成的产能国际合作循环体系。⁽²⁵⁾

二、区域与空间视角的研究

将国际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及空间经济学等相结合，为“走廊”“通道”“支点”建设方式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基于佩鲁、布代维尔的增长极理论、沃纳…松巴特的“点—轴”开发理论、克鲁格曼的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理论、波特的城市竞争力理论，以及斯科特、霍尔、迪肯等的城市群、城市通道等研究，以“点”“串轴”辐射“面”，继而促进合作与经贸往来，成为中国参与世界合作的一大研究脉络。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托，充分发挥城市在吸引人口、产业、投资、信息、服务等各种经济要素方面的集聚效应和为各类经济活动提供支撑平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区域发展战略构想取得实质性成功的关键所在。⁽²⁶⁾王文团队较早地提出了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建设，主要选取城市作为“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进行培养、推动。⁽²⁷⁾盛垒指出，城市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空间节点。权衡将丝路沿线主要城市分成“战略支点城市”和“丝路节点城市”两个不同层次。⁽²⁸⁾

屠启宇团队的2016年研究报告主要从世界地缘经济新变化的视角，总结了“丝路城市”的概念、特点，以及理论和现实意义。“丝路城市”作为世界城市网络的新板块，发挥了沿线国家主要增长极和地缘经济新发展区域的战略功能，其在“一带一路”中处于网络骨干的地位，并在供需匹配和国际治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²⁹⁾其2017年研究报告指出了“选点”“串轴”“结网”，进而“拓面”拉动全局的路径。其2018年研究报告认为，筛选和评价丝路节点城市是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措施和前提。⁽³⁰⁾该团队选取了93个国家（地区）的252个城市为参照，对其伙伴关系、区域影响力、成长引领性以及“五通”指数进行综合评价，进而形成“丝路节点城市指数”。根据分值区间对“丝路节点城市”进行划分，共甄选了14个重要节点城市、11个次要节点城市、21个一般节点城市、130个潜在节点城市，建议“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有步骤、分阶段推动和部署，以“丝路节点城市”为抓手和支点，“以点带面”撬动全局发展。⁽³¹⁾

三、国际治理视角的研究

除经济领域的合作，政治、外交、地缘关系、国际公共治理等领域是学者们探讨中国与世界合作的更为广泛与重要的主题。

（一）基于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伊始就面临国际政治格局和外交关系的挑战，不少学者主要结合国际政治与关系重大变化展开“一带一路”相关的政治、外交、安全等问题的研究。

面对美国“重返亚太”、南海形势不容乐观的现状，薛力从美国亚太再平衡出发，分析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后，周边外交的整体重要性得到明显提升，但中国希望与美合作的基调并未改变；由于中美相对实力地位的变化，两国关系表现为既合作又竞争。因此，再平衡战略与“一带一路”之间虽有竞争乃至对抗的一面，但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³²⁾两国可以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国际制度等多维度进行合作，其中经济、军事与安全合作可以作为主要维度。

田文林则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政治局势动荡但战略地位又很重要的中东。他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东在实现经济互利共赢、优化地缘政治环境、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方面战略价值明显。但在当前中东乱局持续的背景下，中国在中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面临三大风险，即政治转型“尘埃未定”带来的政治风险、地区动荡长期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大国博弈带来的“第三方风险”。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充分发挥中国的政治优势，又谋求互利共赢，避免过度卷入中东事务。⁽³³⁾

黄益平认为，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落实经济外交新战略：新的经济外交战略必须明确“一元多极”的基本原则，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下接受美国领导者的地位，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方向，鼓励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并推动国际经济体制改革。⁽³⁴⁾

张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大量的政府合作、政策对接和人文合作的内容，需要基于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将有关研究划分为国家政权、政府决策和地缘政治3个层次，并梳理涉及政权安全、政府政策和政治危机等议题的研究逻辑，初步搭建起解决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³⁵⁾他提出，利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有关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情，在政府政策分析中采用制度分析法和功能结构主义方法，使用比较政治方法和国际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国际和地区因素。这一初步搭建的政治研究框架，为“一带一路”倡议政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国际政治、外交问题的出现，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政治格局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刻影响，由此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地理因素相结合作出铺垫。

（二）基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合作

地缘政治学这一将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而引起的外交行为的解释，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加以系统化来指导政治决策，由此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提供了理论基础。⁽³⁶⁾

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等视角出发，戴维德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让中国的经济力量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³⁷⁾尤其是中国快速推进建设铁路网络，能够帮助中国快速到达“心脏地带”，⁽³⁸⁾将自身的经济与欧亚大陆的丰富资源建立联系，重塑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基础，帮助中国寻求欧亚大陆霸权。⁽³⁹⁾弗林特等批判了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认知基础，指出“一带一路”不以追求权力和控制为目的，不依循“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也不采取海陆对立的“两分法”视角，而是尝试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⁴⁰⁾中国应妥善应对“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地缘政治风险，讲好中国的地缘故事，改造重商主义的地缘经济学，代之以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新地缘经济学，探索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

国内学者尝试构建相关地缘政治理论框架阐释“一带一路”引起的地缘政治新现象和地缘战略新问题，如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定位论、⁽⁴¹⁾共同现代化理论、⁽⁴²⁾包容性全球化理论、⁽⁴³⁾领导型国家、⁽⁴⁴⁾痛点经济学⁽⁴⁵⁾等。宋德星认为，当前国际政治的一大特征是权势转移背景下欧亚大陆新的地缘聚合趋势，国际安全和经济秩序进入深度调整和重构时期。⁽⁴⁶⁾刘江永提出了可持续安全的“海陆和合论”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实践，将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导致的“海陆对抗”或“欧亚大陆地缘争夺”的恶性循环。⁽⁴⁷⁾于会录等将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引入地缘政治领域，尝试以地缘战略的外部性为切入点，提出了地缘战略外部性概念，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会产生外部性，且外部性会随国家的规模和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大而变大；通过负外部性最小化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负外部性最小化应该成为地缘战略优化的目标，并以此分析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机制。⁽⁴⁸⁾陆大道指出，在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将重塑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营造一个各国间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也将遏制战争势力，构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大格局。⁽⁴⁹⁾

20世纪末，许多学者预测，在新世纪，力量博弈将从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由此，现代意义上的地缘经济学借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工具而形成。

陆大道、杜德斌指出，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疑不受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法则的支配。⁽⁵⁰⁾汪亚青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促成的地缘经济新格局，既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塑造带来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打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高端产业输出和关键要素输入的封杀，消除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硬件和软件层面互联互通的芥蒂，连点成面，立面为体，构建大空间资源整合新体系；采取个性化、多样化国际竞争力培育措施，发挥广义资本要素的作用，以诚意推动产能转移和合作，注重软权力建设，掌握信用评级主动权。⁽⁵¹⁾李晓等从大历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三重视角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并从大国崛起与发展的困境入手，阐述该倡议的多重现实背景。⁽⁵²⁾安虎森等指出，主导世界空间格局演变的因素已由地理环境、地缘政治逐步过渡到地缘经济，国家间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也由原来的军事安全转变为经济发展。⁽⁵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海陆并举的方式将亚欧“世界岛”地区联系在一起并形成整体，通过重塑国内外经济地理，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创造顺利实施的条件，并以此塑造国际分工新格局，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

地缘经济学悄然进入“一带一路”研究领域，亦表明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地理因素等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是“一带一路”遇到的现实考验，跨学科方法论的融合成为重要的应对出路。

（三）基于国际公共治理的合作

治理理论是新时期应对国家失效和市场失效的新的理论体系。治理是体现公共权力的治理。所谓公共权力，是指基于社会共同体同意或某种形式的认可，由公共管理主体掌握并实施的以管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权威性力量。⁽⁵⁴⁾围绕国际公共事务攀升，相应的组织化主体及其运作构成国际治理体系，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合作程度的提升，共同建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必要选择。

庞中英认为，中国虽然从形式上加入了全部现存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国际制度），但从内容上看，仍需要深化与现有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国唯有继续扮演改革者的角色，同时在旧的和新的国际组织内处理好复杂的全球治理改革的政治，方能争取全球治理改革的实质进展。⁽⁵⁵⁾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指出“一带一路”是本着“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目标提出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国际合作共赢方案，也是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平台；并提出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必要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共同体、设立常设机构、加强与现有主要国际机构的合作、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作用等建议。⁽⁵⁶⁾

刘勇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表述是推动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中国方案。⁽⁵⁷⁾于潇等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全球共治的理念，其治理范围更广、治理主体的包容性更强，目标是由实现双赢、多赢向共赢转变。⁽⁵⁸⁾

总体而言，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实践、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大幅攀升，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与工具被应用于“一带一路”问题的研究，表现出来的进展为：其一是从规范研究深入实证研究；其二是从单角度研究，扩展到如经济、政治、地理相结合的多角度研究；其三是从战略方向研究，深化到战略细节和实施路径研究。另外，不同学科对中国参与世界合作的不同角度分析，揭示出不同领域的关键问题和逻辑，如经济学分析表明了分工、产业、增长、发展等的重要性，区域、城市经济学等揭示了城市、地理的重要性，地缘政治学揭示了国际关系、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地缘经济学揭示了风险来源于经济或政治等，而实践则是多因素混淆、融合在一起，因此，多学科交叉、系统性、动态化的研究成为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