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走向封闭与古丝绸之路衰落

15—17世纪，西欧各国为掠夺资源、获取奢侈品与财富开始了征服海洋的冒险。西欧各国派出航海家开辟新的环球航线，寻找贸易线路和贸易伙伴。西欧的海洋探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扩大了国际贸易，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也把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传向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经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错失了吸收世界先进技术与思想的机会，世界经济文化强国地位逐渐被西欧国家取代。随着中国陆、海上丝绸之路相继衰落，中国对外贸易也从主动、主导、中心的角色，转向被逐渐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推动着参与到世界市场中来。

一、明代对外贸易的转折点

由于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处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中，农业向来备受重视。明朝前期，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农耕的政策，兴建水利、鼓励垦荒，经济作物种植广泛传播，在提升农产品产量的同时其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农业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明代手工业生产也取得了明显进步，民营手工业逐渐取代官营手工业的主导地位，社会分工更精细，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制造工艺不断改良，大量商品涌入市场，商品流通程度进一步提高，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加上唐宋以来积累的先进航海技术和经验，为海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复杂的外部环境使统治者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转变，从开放走向了封闭。

明朝初期和中后期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只在中期有短暂的放松。明朝之初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华商或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剿灭一些大型海商，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并“禁民间用番香番货”，从源头上切断了私人贸易，对私人贸易管制的严厉程度可见一斑。明成祖即位后曾大力恢复发展朝贡贸易，并组织了郑和下西洋广泛到各国开展贸易。之后，隆庆年间（1567—1572年）有限制地开放部分海禁，允许私商在福建漳州的月港出海贸易，外国商人也被允许到广州进行贸易。随着私人贸易合法化，明朝海外贸易取得了蓬勃发展。然而，漳州月港吞吐量小，基础设施薄弱，而且不是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所能通商的国家数量也远不能与宋元鼎盛时期相比，海外贸易规模受到限制。之后，海疆环境因倭寇侵扰而不稳定，政府又再度厉行“海禁”，极力阻隔民间海外贸易活动。仅仅持续了不到50年的开海政策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中国对外政策走向封闭的趋势，中国海外贸易日渐萧条。

虽然对私商贸易行为有着严格的限制，但出于宣扬“天朝上国”的政治目的，明统治者积极鼓励朝贡贸易以维持“万国来朝”的盛况。在政府大力推崇与郑和下西洋的创举推动下，朝贡贸易在明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朝贡贸易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以国家之间互赠礼物为商品交换方式，明统治者又秉持“厚往薄来”的思想，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财政负担。自洪武五年（1372年）起，明朝政府又对各国朝贡次数、品种和数量作出限制，尔后开始实行勘合制度⁽¹¹⁾，对来朝国家和朝贡货物进行严格检验。永乐年间（1403—1424年），明成祖重设市舶司以便朝贡贸易，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开展朝贡，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朝贡及中外贸易活动的开展。与此同时，朝贡贸易也在中国与中亚、西亚间经贸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原与西域联系的再次加强推动着民间商贸活动发展，西北丝绸之路上的私人贸易也再次活跃起来。但此时陆上线路的贸易规模与中西经济联系程度已经远不能和汉、唐、宋、元时期相比，丝绸之路亦不再有往日的繁荣。到郑和时代终结后，明政府对外政策又转向消极，朝贡贸易日渐衰落。到14世纪末，仅有朝鲜、琉球、安南等少数国家仍与中国保持着朝贡贸易关系。

虽然明政府厉行海禁，但沿海城市百姓长期以来以从事海外贸易为生，仍有不同程度的私人贸易暗中开展。明初海禁政策严格，私商为巨额利润冒风险“往往私下诸番，贸易番货”，小规模地暗中进行贸易，各国贡使和沿海官员也会利用职务之便携带私货进行贸易。永乐年间，统治者实行较为宽松的海禁政策，私人海上贸易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逐渐兴盛起来，沿海商人开始积极地出海贸易。《明孝宗实录》记载：“广东沿海地方多通番舶，络绎不绝。”正德、嘉靖年间，私人海商活动更趋活跃，海商利用一些小型港口从事贸易，沿海的一些大商贾也为海上贸易投入大量资金。此时，私人海商规模壮大，形成了一些大型海上贸易集团，这些集团一般都拥有独立武装，能够与朝廷的“缉私”力量对抗。隆庆年间，私人海商取得了合法的贸易地位，活动范围更加广阔，成为明代海外贸易的主流。虽然私人海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由于种种禁锢制约了其发展，最终没有对明代的对外贸易形成大的影响⁽¹²⁾。

明代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国与朝鲜有规模很大的“绢马贸易”。据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2年），明朝廷“进马九千八百余匹，命运纻丝、绢布一万九千七百余匹酬之”。中日两国由于倭寇问题关系非常紧张，商品贸易时断时续，但朝贡贸易给两国带来的经济利益驱使着贸易在困境中艰难发展。从关于明代中日朝贡贸易的记载中可以得出，中国对日本回赐最多的物品以及日本使团来华采购最多的物品是丝织品、瓷器、白糖等物。明代也与琉球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琉球是重要的转口贸易基地，从东南亚购买香料朝贡给中国，将中国回赐的产品转口卖给日本、东南亚等国，在其中牟取巨额利润。此外，明朝中国还与暹罗、爪哇，以及马六甲、菲律宾群岛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16世纪前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殖民者的海外扩张活动，中国也被迫卷入世界市场中。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抵达广州后，欧洲各国商人也相继来到中国。欧洲商人在中国从事着野蛮、暴力的掠夺活动，遭到中国政府与民众的顽强抗击，但他们以各种贿赂、武力的方式占据了中国领土，发展对华贸易基地。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觊觎中国市场和丰富的物产，利用其逐渐壮大的海上霸权垄断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商品贸易，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漆器等特产运往拉丁美洲国家换取当地的白银，从中获取暴利，到明朝末年甚至还控制了大部分与日本的贸易。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控制权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对华贸易具有明显的殖民掠夺特点。另外，欧洲商人的介入使中国被迫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与更多国家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关系，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白银流入，并且还以这种方式沟通了亚、欧、美洲大陆，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也加速了欧洲的资本主义进程。

欧洲人的到来促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发展到欧洲和美洲各地，其对中国商品供需的不同也使得中国商品的进出口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丝绸和瓷器依然以其做工精良、种类丰富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占主流地位。棉织品、茶叶也日渐受到欧洲人的欢迎，英国人的饮茶之风带动了茶叶的大规模出口。除了此前的西方奢侈品，中国的进口产品也逐渐接近百姓日常消费品，如香料等，中国也开始进口西洋机巧如欧洲枪炮火器、钟表、呢绒、玻璃制品等物品，但进口规模都较小。明后期私人贸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商品质量上乘和工艺精美，在各国市场备受欢迎，大规模出口给明政府带来了大量白银流入。

二、清前期的对外贸易

清朝前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发生巨大变革，西方列强为争夺市场、掠夺财富，加紧了世界范围内殖民扩张的步伐。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且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逐渐落后于一些欧洲国家，成为西方列强渴望的殖民侵略的对象。清朝闭关锁国的程度虽然不如明朝，但统治者延续了明代严格控制海外贸易的做法，只留“朝贡”作为唯一官方许可的对外贸易形式，其开放程度远远赶不上西方列强。最终，中国没能抓住最后紧跟世界发展的机会，依旧故步自封，严守“天朝上国”思想，国内科技文化、经济发展日渐与西方拉开差距，曾经强盛的中国也不得不被西方列强势力制约。

清朝开国之初没有设置禁令，实行过开海贸易政策，但短暂的开放最终因台湾郑成功的抗清势力而中断。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起，清政府颁布了较为严格的禁海闭关政策，严令禁止华商或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为了严格执行私商出海的禁令，清政府先后在1660年、1662年和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迫使沿海居民内迁，并严格禁止民间租赁和制造船只，从根本上断绝私人出海的可能性。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政府开放澳门，允许中外商人前往澳门交易，之后的海上贸易政策向有限制的开海贸易变化。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开放了江南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广东广州为贸易港口，并先后设置海关负责管理沿海地区对外贸易。而在此之前，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已经在广州、福建暗中或公开进行贸易，但是它们并不满足于这几个港口，而是进一步开拓中国贸易据点，这一行为引起了清廷的警惕，政府给开海令又附加了许多限制。随着西方列强侵略日益频繁，清王朝为巩固统治与维护海上安全，从乾隆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二年（1757—1842年），清廷下令关闭广州以外的各港口，只允许西洋商人到广州贸易，且由十三行垄断贸易。之后对外商活动也实施了更多限制，对外贸易政策更趋封闭。

清朝对外贸易的封闭与限制性还体现在对外贸易的管理上。江、浙、闽、粤四大海关统一管理本省各口岸对外贸易，贯彻了严格管理海外贸易的政策。海关的职能之一是监管进出口商人、商船以及货物，贯彻政府对商人出海贸易的限制、对通商口岸的停闭和限制、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的各项政策法规。另外，海关还承担了征收关税的任务，包括船舶税、货税和附加税。各类附加税项目繁多、税额高昂，成为贸易规模扩大的一个阻碍。1758—1837年，广州海关的关税增长指数远远快于贸易额的增长指数（见表2-1）。

清朝贸易政策的封闭性还体现在对外国商人和本国商人的限制上。政府对外国商队、商船和商人作出的限制表现为：限制停泊港口、停泊距港口的距离以及停泊船只数量，对外国商人停留的时间和活动范围严格限制等。同时还有针对外商与国内交易对象的限制，外国商人只能与中国官方指定商人进行贸易，即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组织，并且坚决禁止外商与内地商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不允许外商和中国商人发生资金借贷关系。对国内商人海外贸易活动也有种种规定，如限制国内商人出海贸易，对其贸易资格进行严格审核，获取执照后商人才能出海，对出海船只、货物量、出海时间都有着严格标准。另外，则是对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的限制。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清政府于1686年将商行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后者是获得政府进出口经营许可的垄断商人，统称“十三行”。政府赋予了商行相当一部分权力，因此带有官商性质。商行具有代纳关税、代购代销、代办交涉、监督外商的职能，一方面充当了中外商人之间的媒介，联系着中外市场；另一方面也因其垄断性质阻碍了自由贸易。

清朝前期，中国与主要的陆路贸易对象——沙俄的贸易关系也是几经周折。沙俄东扩一方面给清朝带来了外部威胁，另一方面也使中俄两国发展成为邻国，边境贸易逐渐开展起来。1689年，沙俄在黑龙江的扩张受到抵抗后，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两国贸易合法化，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即可贸易互市，中俄贸易日益繁荣，中俄贸易以边境贸易和俄国商队赴京互市为主要形式。到1728年两国签订《恰克图条约》，边境贸易逐渐取代俄国商队赴京成为主要贸易形式，中俄之间的贸易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之后两国的一系列冲突又导致清政府对沙俄贸易政策转向严格。

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关系友好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如日本、朝鲜、暹罗、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国，一直以来同中国的贸易发展顺利，贸易往来较为频繁。

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大环境的变化，贸易商品结构、贸易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清王朝对出口商品有了更多的禁止和限制条令。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生丝、陶瓷、茶叶、中草药、烟草、日用品、工艺品、景泰蓝、象牙、漆器、农具、食糖、金银、矿产品等⁽¹³⁾。对关乎政治利益的商品进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如火炮军器及其制造原料硫黄、焰硝和生铁，甚至颁布了“尺铁不准出洋”的禁令。其他限禁出口的商品还有粮食和金、银、铜、铅等金属，对这些商品的管控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后来也成为对付西方殖民者的重要武器⁽¹⁴⁾。清政府对出口商品的管制如此严格，对进口却几乎没有限制，进口商品数量和种类繁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鸦片。鸦片战争前，英国是对华贸易总值最多的国家。英国社会对中国茶叶、纺织品的喜爱使英国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中国国内经济建立在长期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对进口消费品的购买力不足，使得中国处于出超地位。为扭转劣势，英国商人把鸦片带进中国荼毒百姓，给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后来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随着鸦片进口的剧增，加上中国传统出口商品生产制造技术停滞不前，中国对外贸易也从出超逐渐转变为入超。鸦片的大量输入也是中国对外贸易逐渐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欧洲人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世界传统贸易格局，一方面严重破坏了中国正常的海外贸易秩序，另一方面也在清政府限制性的政策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贸易商品总值的增长。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6年）江、浙、闽、粤四海关的贸易商品流通量显示，除了江海关只有两年的数字，表现下降外，其他三海关贸易总值均呈增长趋势。以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各海关的贸易总值为例，粤海关比雍正七年（1729年）增长了44%；闽海关比乾隆五年（1740年）增长了29%；浙海关比乾隆元年（1736年）增长了22%。尽管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关闭广州以外各港口对海外贸易发展有阻碍作用，但中国海外贸易增长劲头也并未停滞，粤海关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贸易总额甚至超过了四海关同时开放的时期。从黄启臣整理的数据来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粤海关贸易总额一直保持增长状态，贸易总值达到白银42271868950两，远远超过前代。

从抵御外敌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禁海闭关政策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在西方殖民者越来越嚣张的侵略行径下，对海外贸易的严格限制和管理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巩固封建统治，对遏制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扩张也有一定的约束效果。但是，从结果来看，一系列针对贸易的限制措施无法阻挡西方列强以种种不法行为推动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的脚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持有保守思想，靠单纯的闭关策略拒侵略者于国门之外，而不是设法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以抵御外敌，最终导致中国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总体而言，古丝路的衰落是国家内部与外部政治经济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封建经济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剧烈冲击下，中国未能摆脱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持续领先于世界的大国地位遭到动摇，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丧失了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动权。经历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低迷发展阶段之后，古丝绸之路终于走向终结，中国转而开始了一段屈辱的对外交往历史。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贸易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改变。活跃了2000年的丝绸之路最终走向衰落，作为丝绸之路贸易网的发源地，中国也不复往日荣光。在中外经济、政治形势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外外交关系、中国国际地位的发展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