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历史追溯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与世界
第一节 古丝绸之路兴起与开放中国
古丝绸之路发端于汉唐时期，经陆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联通欧亚，到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联结日韩、东南亚、印度和非洲等地。陆上丝绸之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开端，是一条东自我国汉唐时代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北），向西经河西走廊、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南亚、西亚，讫于地中海东岸的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商路(1)。古丝绸之路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与西方产生联系的一条通道，也是中国与世界产生经济文化交流的开端。2000多年来，丝绸之路为欧亚大陆的国家和民族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中国正式走向世界由此开始。
一、汉代之前的丝路贸易
早在夏商时期以前，中国中原地区就已经与新疆、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非洲诸国形成了交通道路，并产生了民间商贸往来。大量史书及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公元前10世纪就已经有新疆特产和田玉出现在中原，埃及已经开始使用来自中原的丝绸，即彼时就已经存在中国通往西域至西亚、北非的商贸之路。到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织品已经远销到印度、波斯、罗马等国，丝绸成为中国走向西方的第一个代名词，因此，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即产丝之国。由此可见，这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道路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经贸交流活动的萌芽时期，也说明当时这些地区之间已经具备进行一定规模的贸易活动的基本要素——社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条件。
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自周代开始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很大进步。铁器牛耕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推动了农业生产力进步并解放了家庭劳动力，再加上春秋战国时的有意奖励使得家庭手工业得到发展，其中就包括青铜器和丝织品的丰富。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满足了社会需求后，这些农产品及手工制品的出路之一就是贸易，为丝路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交通条件来看，贯穿欧亚大陆的复杂的古丝绸之路交通网络，是长期以来沿线各国、各民族活动的结果。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西方人的军事征服和春秋战国时期河西走廊的畅通分别打通了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地中海、帕米尔高原以东至中国中原地区的交通道路，再加上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为贸易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技术基础。
二、汉——陆上丝绸之路兴起
丝绸之路的真正建立，即中国政府正式开始与西方各国建立官方关系，始于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盛赞其为“凿空”。然而，这一影响了后代2000多年的盛举起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来自北方匈奴势力的威胁。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西汉初年，匈奴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并夺回了河南故地(2)，成为汉王朝北方边境的一大威胁。驱赶月氏后，匈奴控制了西汉与西域各国的道路，并在贸易要道上课征商税，影响商人自由贸易往来，极大地阻碍了西汉王朝的对外贸易。强悍的匈奴频繁侵扰北方边境，掠夺财产，对农耕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是西汉的首要外敌。经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西汉国力逐渐强盛，并于汉武帝时期国富民强，具有了解除匈奴威胁的条件。汉武帝为联盟西域国家共同打击匈奴，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一方面从军事上促成联盟，解除了汉王朝的边患，维护了中原安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另一方面，他的使团作为中原与西域诸国的信息传递者，促使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王国建立了经常性外交往来关系，正式打通了这条贸易通道。此后，汉朝先是收复河西地区，实现了中原到河西走廊的畅通，后又于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并设置西域都护府的管理机构，从此西汉王朝完全掌握了丝绸之路中国境内段，政府开始直接管理和控制丝绸贸易。随着汉朝赴西域使者、商旅络绎不绝，西域各国也纷纷派遣使者与使团造访中国。自此以后，中国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两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东起我国长安（东汉时东起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新疆，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出国境后进入中亚、南亚、西亚，止于地中海东岸，形成了一条东西相连、南北交错的交通网络。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开始形成，但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占据了中国商品、文化输出的主导地位，中国对外贸易也主要集中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如康居（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大月氏（今阿姆河南北）、安息国（伊朗高原）、身毒（印度）等国。古代中西方文明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帝国——中国与罗马，由于相隔甚远，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会有多个中间国家从中牟取暴利，使得中国丝织品到达罗马后都极其昂贵，甚至比黄金价格更高。尽管中国与罗马帝国几经尝试，却也始终没能建立起直接的贸易关系，安息成为汉朝与欧洲国家贸易活动的重要中转地。
此时的贸易形式除了早已成熟的民间商人互贩商品，自汉武帝以来，中原开始招募使臣携带官方物资——如黄金、丝绸等物，与境外诸国开展官方贸易。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有力地说明了此类官方的、经常性的商贸日益成为汉王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到汉代，中国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不仅在工艺上取得较高成就，生产能力也相当大，使我国丝织品享誉海外，成为丝绸之路上我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同时，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出现了冶铁新技术——炒钢，使汉代铁器制造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铁器成为另一大主要出口商品。此外，中国的纸张、香料和少量农产品也由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国家。汉代使团在输出中国商品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奇珍异宝，大量西方文明传入中国。《西域传…大秦》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还有来自康居、天竺、日本、朝鲜等国的皮毛和毛织品，来自西亚的马匹，以及沿线地区的各种植物品种。这些商品的输入丰富了民众的物质生活及农业生产体系，而良种马匹、奢侈品等物品也满足了中原王朝统治阶级的需求与享受。另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亦即主要的商品输入模式是朝贡贸易。西域诸国分为内属和非内属两类，至少每年遣使来朝，朝廷每年举行朝贡大礼，来朝者国书均称“上书”，以诸国为臣属。可见，这种外交形式实质上是一种朝廷和外国的君臣主从的关系，充当了丝绸之路上中外邦交的基本模式(3)，中国与西方各古国发展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对来朝者，朝廷为显国威以及出于中国长期以来的礼仪，往往会“赂遗赠送，万里相奉”(4)。
西汉古丝路畅通缘自历史机遇，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这一时期中西方社会经济及商业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汉初处于战后恢复期，为恢复国力发展经济，统治者把休养生息作为施政方针，鼓励生育、减税减役、招贤纳士，并提倡重农的社会风气，奖励农耕，推动了小农经济的发展，为汉代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即使当时统治者秉持“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却也不能否认商业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除了盐铁、纺织品、酒等相关民生的行业，其他如造船、制车、木器、漆器、金银器等手工业也很发达，商品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商人占有的财富往往可与王侯匹敌，其贸易范围也已经扩展到中亚和印度(5)。此时的中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商业中心，世界各地的商人集聚于此互贩商品，之后罗马帝国逐渐兴起，大量的中国产品涌入西方，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除了中西方不断发展起来的经济交流的需要，汉代政府一系列对丝路的维护措施客观上也促进了古丝路的安全和畅通。公元前121年，汉军将匈奴赶出河西地区后，在此地“列四郡，据两关”——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和阳关、玉门关设关置守，保证了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畅通(6)。之后汉政府又派驻西域都护管理西域，推行政府政令、防御匈奴、管理西域屯田，对丝路的稳定、畅通和沿线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汉王朝在沿线修筑长城、设立亭障，用于传递信息及商旅住所，还专为接待外国商使设立“蛮夷邸”，为过往商旅免费提供食宿便利，积极鼓励中外贸易，为丝路创造了公平有序的贸易环境。
古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对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还为后代东西方文明交融起到了奠基作用，加快了世界沟通的步伐，中国政府的力量在其中起到了主导和支持作用。
三、隋唐——陆上丝绸之路黄金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经济不像汉代稳定，但随着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丝路贸易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由于统治政权先后推行了一系列维护丝路贸易的措施，丝路贸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发展，中西商品贸易规模远远超过两汉，中国的先进技术也逐渐传播到境外，如丝绸生产技术、冶铁技术等，西方的先进技术如玻璃制造技术也相继传入中国。同时，中外僧侣也在这条通道上频繁往来，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文化的丰富多彩。
南北朝之后进入隋唐时期，在经历了民族大融合后，隋唐王朝对各族文化表现出更为开放的态度，对外贸易政策、国内工商业开放程度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丝路贸易进入黄金时期。
隋唐时期日趋成熟的手工业和更为发达的交通设施为国际贸易的繁荣提供了保障。在长久以来积累的基础上，唐朝纺织品更加丰富多彩、精美艳丽，技术更为成熟，产量大增，隋炀帝甚至曾经用11.2万匹绢帛换突厥的3000匹马。制瓷业也逐渐发展成熟，瓷器也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唐朝的商业日益兴盛，其发展水平空前繁盛，“重商”思想在民间的充分发挥使对外贸易逐渐受到重视，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作为全国商品贸易中心，人头攒动，“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隋唐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内开通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开辟了多条河流水道和陆路通道；对外将汉代丝绸之路扩展至7条，分南、北两条线向西通往地中海。这一时期的造船业也取得了一定发展，商船的数量、种类越来越多，承载能力也大大提升，海上贸易路线也逐渐发展起来。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和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吸引了国内外商人前来交易，对海外贸易规模扩大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贸易也随之繁荣。
这一时期的贸易繁荣与统治者对贸易的重视有着密切关系。隋唐统治者以开放的心态，在两汉的基础之上继续推行保护丝路贸易的政策。为保护丝路贸易，统治者一方面继续加强对西域的管理以保证丝路畅通；另一方面积极吸引外商，在丝路沿线广设驿馆为外商提供便利，并于长安城中设置专供中外交易的市场——西市。官府还会定期举办集贸易和娱乐于一体的贸易盛会，长安城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世界各地的商人聚集于此。为保护外商，唐朝甚至颁布了相关政令和法律，如明确规定禁止向外商收重税、完善对贸易活动的管理（如设立鸿胪寺、市舶司、互市监等机构和“过所”(7)制度)、尊重外商习俗和宗教，维护其在华合法权益。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唐朝与丝路沿线国家往来更加密切，中亚细亚、波斯、阿拉伯、域外汉人等境外商人纷至沓来，唐代中外互市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隋唐时期的贸易依旧以政府监管下的“互市”贸易为主要形式。隋唐以前，中原与少数民族互换绢帛、马匹的传统贸易被称为“绢马贸易”，到唐中期以后，“茶马互市”也成为重要的贸易形式。从汉代承袭的官方朝贡贸易在隋唐时代依旧占有重要位置，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及海外诸国呈现出君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西域诸国通常争先恐后进献，据《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记载：“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而隋唐王朝又一贯厚往薄来，对前来朝贡的诸国多有赏赐，且远远超过朝贡者进献的数量，以彰显大国风度。在朝贡贸易中政府耗资巨大，西域诸国常常为了获得朝贡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不断涌入中原，给朝廷带来了巨大负担，朝贡贸易因此受到人力、物力的限制。此时，商品贸易是以物物交换与货币支付方式互为补充、同时并存的。
丝路贸易的发展给西方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先进技术，也把沿线国家的生物品种和手工业技术带到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体系。外商在促进中西商品交流的同时还带来了其国家多样的艺术文化，使之后中国的建筑、音乐、绘画、舞蹈、宗教元素融入多方风格，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尽管中西方人民有着经济文化交流的强烈需求，这条连接着古代亚欧大陆的大动脉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虽然西亚和中亚地区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带，但在绝大部分时期处于政权分散的状态，小国林立、政局不稳。位于东西方两端的中国与古罗马之间的经济交流常常受到这些中间国家的制约。由于这些中间国家利用转手贸易牟取巨额利润，当中国的手工艺品最终到达罗马时，价格已经是原来的数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盘剥既增加了贸易成本又制约了东西方贸易规模。尽管中国与罗马帝国曾试图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却因这些国家的极力阻挠而以失败告终。此外，从公元前92年开始，东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进行了长达7个世纪的战争，使丝绸之路经常因受到战争威胁而中断。
公元751年，唐王朝与阿拉伯在中亚怛罗斯爆发激战，以唐朝惨败告终。此战之后，唐朝在中亚的势力开始丧失。随后国内又发生安史之乱，唐朝将中亚驻军撤回中原，自此失去对中亚的控制。从此以后，中亚地区陷入长期民族纷争，丝绸之路受到阻塞(8)，陆上丝路自此日渐萧条，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也开始转移到海上丝绸之路。
四、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秦汉时期，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形成。唐朝以前，陆上丝绸之路始终占据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一直在发展壮大，到隋唐时期才逐渐进入兴盛状态。唐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贸易，成为我国宋元时期和明朝前期的主要贸易通道。
隋唐时期，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和运输规模的提高，经常通过船运的方式运送大批丝绸。由于海运安全，不易损坏货物，随后也经常用于运输瓷器、玻璃制品等进出口商品。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了东海丝路和南海丝路两条线路。东海丝路以中国东北沿海为起点，经过渤海或黄海、东海到达朝鲜，再渡朝鲜海峡，最终抵达日本；南海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印度洋至西亚、非洲。南海丝路承担了绝大部分对外贸易货运量。
两宋在唐代经济发展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进步，是中国封建时代经济、文化与科技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在农业方面，小农经济较以前更为发达，在种植作物、产量上均有巨大进步。除丝麻棉、粮食以外，茶叶日益成为占据消费市场的一大主体。在手工业和工商业方面，其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体现为手工业技术进步和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与前代贸易商品相比，宋代进出口商品种类更多、数量更大。据《诸蕃志》记载，宋朝出口商品主要为各类纺织品、瓷器、日用器皿、书籍、纸张、伞等大批量生产的手工艺品，是海外贸易的物质基础，另外还有中国香料、酒、农产品等，商品出口结构向日用消费品转变。进口商品以西方特产奢侈品和马匹、香料等为主。中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反映出宋朝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生产力高于贸易伙伴国，贸易双方商品互补，促成贸易持续繁荣(9)。
宋代一改“重农抑商”的思想，重视发展经济。除传统朝贡贸易与官方贸易之外，同样注重民间贸易发展，使私商贸易成为海外贸易主流。宋朝沿袭唐以来鼓励贸易的政策，积极吸引外商并对来华进行大宗贸易的商人予以鼓励。同时积极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甚至采取强制措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海商逐渐壮大，打破了外国商人主导的局面。宋代政府鼓励对外贸易的另一个目的还在于从中获取财政收入。政府通过扩大贸易规模和控制进口与国内销售来获得对外贸易的利益，依然掌握着海上贸易的控制权。此外，唐朝建立的市舶制度在宋朝得到了系统的发展，设立了市舶司、市舶务、市舶场等机构负责组织管理海上贸易活动，以及征收关税、管理藩商等事务。市舶机构带来的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宋朝政府还通过颁布海外贸易管理法规《元丰市舶条》，保障民间贸易的合法性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外贸的管理，这个法规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立法的开始。
海上贸易的繁盛带动了一批东南沿海港口的发展，如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四大港口城市。广州港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通往西南亚、南亚、东亚几条主要海上航线的始发港，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港口。广州市舶司带给政府的收入数以万计，占当时全国市舶收入的绝大部分。泉州港自唐代开始崛起，到两宋时期由于其优越的港口条件和政府的支持，逐渐取得重要地位，与广州港不相上下，到南宋时期甚至超过广州港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杭州港与明州港地处物产丰富的长江入海口附近，交通便利，位于东洋、南洋航线的分界处，是古代与东洋国家贸易的中心。明州随着东洋航线的开拓逐渐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官方贸易的唯一通道，以及民间交流往来的主要接口。在港口城市，对外贸易促进了当地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社会文化。
到元朝，蒙古政权统一中国后又实现了疆域的大范围扩张，国家实力空前强大，统治范围一度达到西亚、中亚、伊朗、阿富汗等地。蒙古政权扩张不仅加强了中国各民族的紧密联系，也是中外政治经济交流的推动力量。
元朝的社会经济与前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既有奴隶买卖，又经营高利贷，更利用富商大贾参与政治经济生活，重视国际交通和贸易(10)”。一方面，统治者重视发展农业使得战后农业经济得到较好的恢复，巩固了王朝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其商业自由，手工业又在宋朝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丝织品、瓷器等中国传统手工业品产量大增。
由于元代版图扩张，其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再次畅通，与西域、阿拉伯、波斯、欧洲的沟通有了新进展，西域商人往来不绝，中西陆路贸易十分频繁。各国商队来华采购各类丝织品、茶叶、瓷器及药材等，中国也从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甚至北欧的商队获取了金银珠宝、奇珍异兽、香料、药材等货物。陆路贸易的复兴使得沿线国家的城镇成为国际商品贸易中心，如讨来思（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的库尼亚乌尔根奇）等。元大都（今北京）商业贸易也是一派繁荣景象，中外商人汇集于此，百货云集。西北地区如甘州、肃州、巩昌、河州等沿线城市也成为中西商人互市中心。
虽然元代恢复了陆上贸易的繁荣，然而其主要贸易仍以水路为主。元代时期，不仅国内河运重整，海外贸易路线也获得了大规模发展，在航运速度、运载量、航海水平上均取得了进步。海上贸易中，中国的交往范围更大、贸易国家更多，与东亚、南亚、阿拉伯、地中海以及非洲地区贸易频繁，贸易伙伴国一度达到140多个。元代贸易商品种类丰富，出口以丝织品、瓷器为主的手工业品以及植物和家禽等，还大量输出中国书籍；进口香料药物、手工业原料、手工业品及各类奢侈品和金银等。
元朝政府奉行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首先，注重对外商的保护。统治者对外商多加礼遇并保护他们的权益，其贸易往来不受干涉，有时还会予以经济救济。其次，政府对本国舶商亦有优惠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减轻中外商人税负、给予贸易保护、在民间主持祭祀活动、祈求海上贸易顺利。最后，元代积极发展官方贸易。除传统的朝贡贸易外，政府还积极促进官方势力进入海上贸易业务，或派使臣直接到境外采购，或官商合营从事海外贸易分享利润。这些积极的政策和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元朝的对外贸易是自汉唐以来最繁盛的时期。海外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产品远销海外，在很大的范围内影响了当时世界的经济、文化和技术进步，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与进步，推动了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旅居17年回国后，从中国带去了大量先进技术，如丝绸生产技术、产煤、造纸及印刷术、食品制作工艺以及建筑艺术等，大大促进了欧洲人地理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
宋元时期繁荣的海上贸易一直持续到明朝前期。明朝建立之初，面对海外势力的威胁，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对外政策日趋封闭。朝贡贸易是当时的主要外交手段，与明朝开展朝贡的国家多达148个。同隋唐一样，给前来朝贡国家的巨额回礼成了明政府的财政负担，自洪武年间开始，朝贡贸易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此时中国几乎断绝了对外联系。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海外市场的需求逐渐扩大，再加上蒙元参与势力阻挡在陆上丝绸之路上，明政府不得不开发海上贸易。明成祖即位后，在维持“海禁”政策的同时开始积极推行“朝贡贸易”。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寻求恢复朝贡贸易的机会，宣扬明朝的国际形象，并为国内商品寻找出路，再次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此时的西方社会也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换，迎来了航海大时代。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先后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期间，仍以“朝贡”为主要形式，大规模开展海外贸易。郑和的船队满载货物和金银用于到各国贸易和赏赐，用瓷器、丝绸、漆器、麝香、樟脑、干鲜果品等特产换取象牙、香料、硫黄以及药品、五金等西洋特产，中国朝贡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
郑和下西洋对明代及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郑和下西洋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实力，扩大了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促使海外各国到明朝朝贡。其次，郑和带回的商品给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最后，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然而，明成祖去世后郑和时代也随之结束。中国逐渐放弃了其在欧亚大陆甚至世界上的主导权，之后便是西方殖民者大肆海外掠夺、扩张的时期，中国也逐渐丧失了世界领先地位。因此，郑和下西洋可以视为中国从开放走向封闭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在世界体系中国际地位日渐衰落的一大转折点。
综上所述，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下西洋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亚欧非大陆和海洋上活跃的多条贸易路线反映了古代中国的开放历程和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盛况。自秦汉以来，海路与陆路同时存在、互为补充、相互更替，以中国为起点，形成了联系东西方文明的纽带。在这个成熟、复杂的贸易网中，中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众多国家和民族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们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形成了长期紧密的经济联系。尽管其间各个文明更替与大国兴衰，丝绸之路也从未间断，在促进东西交流的同时为世界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是后来的中国没能抓住这一机遇继续参与到世界飞速发展的进程中，而是进行了300多年的闭关自守，被西方人逐渐壮大的海上霸权紧紧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