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书采用空间经济计量手段建立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利用2007—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实证维度验证了贸易成本对中国经济总量和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影响，并对总体经济与服务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验证，主要结论如下：

用简单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检验经济总量增长和服务业增长时，Moran's I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中国28个省市的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增长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根据我们的实证结果，无论是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是服务业总量的提升，贸易成本都对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具体来看，对于经济总量而言，简单权重和地理距离权重下的贸易成本弹性系数大体一致，贸易成本每增加1%，经济总量平均增加13.4%，同样对于服务业增长情况，贸易成本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业将平均增长0.024个百分点。这一现象与企业随贸易成本提升而提高其劳动分工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有关，进而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经济增长总量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另外，中国贸易成本的地域特征也比较明显，表现为从东南沿海到中部地区再到东北以及少数南部地区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本章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尤其是服务业在地区GDP中的占比日益突出，是增加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减少社会贫困的重要手段，而贸易成本的提升既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够通过其正外部性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经济增长又进一步降低我国贫困发生率，增加居民福祉，保障社会安定团结。因此，加大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是激励本地与邻近地区经济总量和服务业增长的有效途径。

（2）由于历史原因以及资源禀赋不同，我国地区之间发展并不均衡，呈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分布，东南沿海地区贸易成本相对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北地区相对落后。因此，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加以引导，充分发挥东部沿海的带动作用，与此同时，加大中西部地区贸易成本财政投入，增加交通等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减缓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缩小地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3）过高的贸易成本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双向影响，一方面，贸易成本具有正向外部性，可以带动本地区与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贸易成本的负向外部作用也不容忽视，贸易成本加大也会导致不同地区间贸易壁垒增加，较高的贸易壁垒将抑制经济总量尤其是服务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一定范围内适度增加贸易成本，使贸易成本的正、负外部性相抵之后的“净外部性”尽可能地大，是相关部门应着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