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与启示

本章从内需和制度的角度出发，利用中国与OECD 23个国家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和门槛效应两种模型定量测算了内需和制度因素对国家间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实证结论如下：

首先，普通面板模型广义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显示，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和制度因素均对服务贸易进口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二者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680和0.183，这一结果说明内需规模提高1%，服务贸易增加约0.68%，制度因素每提高1个单位，会带来服务贸易进口量增加0.183个单位。其次，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因素变量存在两个阈值，即7.713和7.927。具体来看，当制度变量达到第一个阈值7.713之前，加强一国法制体系的建设能够显著增加其服务进口贸易量，而当制度因素处在两个阈值之间时，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服务贸易进口并没有显著影响，当制度变量超越第二个阈值之后，服务进口的制度弹性系数显著为负，即此时的制度因素对服务贸易进口具有阻碍作用。

由本章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1）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大国的优势，扩大服务消费，挖掘国内对服务需求的巨大潜力，拉动内需。为此，政府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消除制约国内服务需求增长的各种因素，改革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等配套机制。另外，除了关注国内服务需求“量”的影响，政府还应注重内需“质”的提升，有针对性地培育国内服务市场，着重发挥新型产业对服务贸易进口的拉动作用，并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服务行业的出口，以此推动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优化中国服务贸易结构进而防止服务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

（2）良好的市场化制度环境建设是促进服务贸易进口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利用国际会议和国家领导人会晤等形式在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等领域上增强交流合作，深化国家间的经贸交流与沟通，形成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为今后的服务贸易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另外，对于我国服务型进口企业而言，在寻找国外交易对象时，需要关注贸易国的制度质量以及贸易双方的制度环境差异，结合自身对制度差距的适应能力合理地做出服务贸易进口的区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