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2.1　城镇化和人口流动

2.1.1　关于城镇化和人口流动概念的界定

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通常以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反映了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城镇人口在统计上有严格的界定标准，具体指居住在中心城、新城、小城镇的镇区以及与城市基础设施相连通的村庄的人口。

目前学术界对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谢天成（2015）就指出新型城镇化是赋予了新的内涵的发展目标，其“新”主要体现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空间形态、城镇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政策保障等方面。学者们主要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研究城镇化的发展，刘国斌（2016）认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人口的流动产生的集聚现象为城镇化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动力，而城镇化进程又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人口要素与城镇化进程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深度融合，形成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系统；同样，陈云松（2015）也指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与城市人口发生双向互动的过程；仝俊杰（2015）研究认为城镇化不仅指人口不断地向城镇聚集，还伴随着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城镇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生活方式不断扩散的复杂过程，但归根究底其核心表现依然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最终实现市民化的转变；而周飞舟（2015）则认为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的问题，辅助以财政和金融，将“农民上楼”和“资本下乡”描述为城镇化的缩影。

2.1.2　人口迁移规律

学术界对人口迁移规律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列文斯坦（E. G. Ravenstein）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人口迁移法则、唐纳德·博格（D. J. Bogue）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推拉理论”和李（E. S. Lee）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迁移法则。1885年，英国统计学家列文斯坦在《人口迁移规律》（The Law of Migration）文章中提出了英国国内人口迁移的6条规律，揭开了人口迁移规律性研究的历史。之后，列文斯坦通过充实材料和发展原有法则，提出人口迁移的7条规律：一是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表现为短距离迁移；二是人口迁移的阶梯型表现为城市周边人口向大的工商业中心迁移，边远地区的乡村人口迁入城市周边以填补城市郊区出现的空缺；三是每个迁移流的产生都会伴随一个补偿性的反迁移流；四是相比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更易发生迁移；五是迁移人口中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多于男性；六是经济的发展促使人口迁移量的增加；七是经济动机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机。

“推拉理论”模型。20世纪50年代唐纳德·博格在列文斯坦和巴格内研究基础上系统提出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们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拉动人口迁移的积极因素，包括在迁入地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还有一种推动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迁出地的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导致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收入水平等等。这一理论对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社会、经济及制度因素做了综合分析。

“推拉理论”模型从城乡两方面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好地说明了转移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需承载的压力和动力，对中国以及各个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人口迁移理论。E.S．李1966年发表的《人口迁移理论》一文发展了列文斯坦的人口迁移理论，建立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将迁移理论总结为三个部分：一是影响人口迁移数量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性、迁移人群的个体差异、迁移中遇到的障碍数量以及解决的程度，同时，迁移的数量与经济的增长基本上成正比；二是迁移流的产生必然伴随一个逆向的迁移流；三是迁移过程中存在对迁移人群的选择性，且与迁移者的生命历程中的阶段有关。

总体上来说，经济因素是吸引流动人口的主要因素。城市经济结构的不断发展，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就业人口在产业间重新分布，新兴部门对劳动力提出新的就业需求，在城市化进程中，在流动人口持续涌入特大城市的社会背景下，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拉力通过就业机会得到体现。

人口流动方面，国际上通常根据空间和时间来界定，而国内关于人口流动的界定十分复杂。胡嫄嫄（2015）提出如按迁移时间可分为暂时性迁移人口和永久性迁移人口，按迁移方式可分为计划迁移人口和自发性迁移人口，按是否随迁户口分为户口迁移人口和非户口迁移人口（流动人口）；李拓（2015）用人口流动速度来对人口流动状态进行量化，指出除经济和公共服务外，城市饱和度、城市等级、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都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2.1.3　城镇化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分析

研究表明城镇化的进程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密不可分（陈云松，2015；刘岱宁，2014）。总体上来看，人口迁移流动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丰富劳动力，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分析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影响中，茆长宝、穆光宗（2015）提出人口流动是我国实现快速城镇化的主要方式，并以浙江省为例，指出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空间再分布极大地影响了城镇体系的空间构建，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并有形成较大范围高城镇化率连线、连片的趋势。路琪（2014）通过测度、分析我国及各省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并基于城镇化率和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的比较，探讨我国及各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分析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关系。刘涛（2015）指出作为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主体和城市规模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演变必将对中国的城镇化和城镇体系形成根本性冲击，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人口流动给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管理也带来新的挑战，例如流动人口住房、社会治安、教育培训及部分地区“未富先老”等问题。

关于城镇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牛叔文（2014）指出城镇化是一个人口向城镇聚集并让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包括城乡人口迁入和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而且研究表明城镇化过程中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对城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方面，单就社会融入问题而言，叶鹏飞（2015）将人口流动分为城城流动和城乡流动，并指出在城镇化中，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是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樊怡敏（2015）在对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研究中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口全面发展为重点的城镇化，要求在以人为本的原则导向下，改善城市管理与服务水平，积极推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使得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接栋正（2017）同样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就要重视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因此要积极探索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路径和模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避免城镇化过程中流动群体难以融入城市而带来的人的排斥和隔离。

2.1.4　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回顾

中国城镇化现有研究指出城镇化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就地、就近和异地城镇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短距离迁移流动为主，且农村城镇化以小城镇为主导；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以长距离迁移流动为主，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快速新型城镇化。当下城镇化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范剑勇（2015）以居住模式为研究重点，分析新增常住人口居住在以工业用地为主的非普通商品房模式，是当下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其主要机制是由工业用地扩张带动城市常住人口与房价的上升，减缓工资成本提升带来的压力。孙中伟（2015）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大城市优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更能够得到农民工的响应和支持，应重点建设一批大城市，不仅可以吸引过剩流动人口，转移超大城市的人口压力，还可以通过大都市圈建设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靳小怡等（2015）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家庭研究表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家庭养老的传统性别分工有所弱化，但社会养老的功效凸显。

2.1.5　人口流动历程研究

国内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的规模、结构、迁移机制、空间模式变化、生存现状、管理对策、区域影响等方面。由于研究目的所限，本研究主要对流动人口的比重、流向、迁移模式、年龄结构、人口流动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进行阐述。

一些研究者给出了农业转移流动人口在总流动人口中的比重。林玲（2008）等根据1982年至2000年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指出，农村流出人口一般占总流动人口的60%及以上。唐家龙（2007）等还根据五普0.95%微观数据指出，农业人口的临时迁移率高于城镇人口。

随着199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结构，不论从自然结构上，还是社会结构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变迁。从流动人口的流向变动上看，王桂新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987年、199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根据对人口迁移选择指数的计算，从人口流动的三大地带、人口迁移吸引中心、人口迁移吸引中心的吸引区域等方面指出，人口流动向东部集中的同时，西部地带也吸纳了一部分中部流出人口，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已逐步形成以北京、上海为全国级强势吸引中心，以广东、新疆为两大地区级强势吸引中心的四大强势吸引中心（王桂新，2000），后又根据五普数据结果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带人口主要选择迁向东部地带的基本区域模式十分稳定（王桂新，2003）。林玲等进一步指出流入东部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包含广东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包含江浙两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林玲等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这两个三角洲吸纳的跨地区流动人口占整个东部地区跨地区迁入人口的78.1%（林玲等，2008）。段成荣（2009）等利用1982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发现流动人口在区域上越来越向东部地区集中，越来越向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集中；在省级层面上越来越集中流向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少数省；在市级层面上越来越集中流向由35个左右城市组成的沿海城市带。这一结果与王桂新（2009）通过对日本国内人口迁移和东京及东京都市圈的发展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即日本国内人口流动向一级行政区集中发展（绳田康光，2008）。

从流动人口的迁移模式上看，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农民的迁移模式经历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就地转移到“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以城市为目的地的异地流动，又到目前的长期居住且有举家迁移倾向的模式（辜胜阻等，2009）。李俊（2011）指出2003年以来，农村转移流动人口呈现出流动主题转换、举家迁移增多、回流少量出现的新趋势。

从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1980年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中的流动人口主体（韩俊，2011），他们无论在意愿上还是行动上都表现出强烈的移民城市的倾向（王春光，2010）。这一观点在刘传江（2010）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特征分析中得到印证，文中进一步指出数据结果反映出他们对城市生活和市民身份更为强烈的向往。但是由于王春光、刘长江研究的数据来源是他们分别于2009年在广东、浙江等省和2008年在武汉市所作的抽样调查，所以是否对全国范围内的新一代流动人口具有代表性，有待商榷。

2.1.6　人口流动对区域城镇化的影响

针对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Williamson Jeffrey（1988）通过对1950—1970年16个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增长来源的研究发现，城乡人口迁移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率在33%～76%，平均水平达58%。Zhang Kevin Honglin（2003）通过对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指出，1978—1999年，中国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占城镇人口增长总量的7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61亿，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增长81.0%，其中，大部分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在流动人口对区域的正面影响方面，原新（2009）利用全国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人口流动对京津冀地区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从短期效果看，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对老龄化的减缓、对城市抚养比的下降均具有积极意义。从长期效果看，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化，对未来城市人口发展条件的改善均具有正面的积极影响。王瑞等（2013）认为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涌入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弥补了城市劳动力结构上的不足，但是，也给城市的公共交通、环境、社会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给流入城市带来社会治安混乱、犯罪率攀升、环境恶化、城市管理不便等问题，给流出地带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等。李伟强（2010）从流出地的角度提出，大量的人口外流给流出地带来劳动力紧缺、经济发展受限的负面后果。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目前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是宏观层面的研究，针对流动人口个体的微观层面研究较为欠缺，这也许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相关数据获取不足有关，给流动人口研究分析带来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