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日经济现状及热点分析

第一节　中国经济运行新特点、新趋势、新机会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当下，如何看待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新机会，不同人士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如果用旧眼光来看新问题，用旧方法分析新现象，将难以得到恰如其分的结论，因此也会影响投资、经营、管理决策。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发展阶段拐点，迈向新常态之路并不平坦，应科学分析新常态下制约经济增长的风险，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空间，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积蓄力量。

一、中国面临发展阶段拐点

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正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化的接续关键期，存在着增长动力青黄不接的情况，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必须度过的一个阶段。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但中国经济仍具有较大的韧性和潜力，仍存在不少有利条件。一是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市场空间广阔，回旋余地大，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目前，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以互联网经济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加快孕育和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消费点加快形成，一些结构调整起步较早、转型升级步伐较快的企业、行业和地区走势较好。随着总量的扩大，尤其是服务业发展迅速，扩大了就业容量，增强了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二是大众创业浪潮正在兴起，有助于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带一路”“京津冀”及“长江经济带”战略逐步推进，铁路、水利、棚改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和公共设施项目启动实施，都有利于稳定投资和经济增长。三是加大宏观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不会出现“硬着陆”。

然而，迈向新常态之路并不平坦，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更加复杂多变，矛盾和风险也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必须科学分析新常态下制约经济增长的风险，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空间，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积蓄力量。

二、新常态下制约经济增长的风险

（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由高速增长进入结构调整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刻不容缓，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资产价格虚高、产能过剩等后续影响仍然存在。受此影响，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2015年全年GDP增长6.9%，为25年新低。同时，这一增速破“7”，暗示着中国经济将会面临进一步放缓的可能。2015年1月，IMF将2015年和201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分别下调至6.8%和6.3%，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二）通货紧缩风险加大，谨防通缩预期“自我实现”

在全球通缩风险增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也面临潜在的通货紧缩风险。2013年以来，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持续走低，2013—2015年CPI增速分别为2.6%、2.0%和1.4%。同时，截至2015年12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46个月同比负增长，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风险加大。从当前中国通缩形势和成因看，既有需求冲击，也有供给冲击，既有“坏通缩”，也有“好通缩”，其背后的传导机制较为复杂。面对当前的通缩形势，不能简单地反通缩，也不必过度担忧通缩，应进一步通过加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指引，加强对通缩的预期管理，避免社会公众形成自我加强的通缩预期。

（三）金融风险持续累积，避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中国主要面临房地产市场波动风险、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等风险。这几方面的风险最终集中反映在金融风险上，因此，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需要防范的最大风险。调控得好，可以逐步化解局部风险，然而一旦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具备防范金融风险的有利条件。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在55%左右，房地产市场潜力仍很巨大；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0%，银行有着充足的资产和呆坏账拨备；中国正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由于中国70%以上的地方债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产保障。同时，中国正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顿金融秩序，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内部控制，切实改进信贷管理和流动性管理，提高防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防，做好应对预案。通过采取综合措施维护金融稳定，可以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收入分配结构存在“双低”现象，贫富差距扩大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存在“双低”现象。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主要是因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比例不合理。由于积累率过高，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导致投资率大幅上升；而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率从2000年开始出现下降速度加快的趋势。二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主要表现为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工资增长低于国民经济增长，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同时，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低收入者具有消费倾向，但是购买力低下，高收入者具有较强的购买力，但是消费倾向较低。因此，进入新阶段，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需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关系。

（五）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导致经济减速的风险

新阶段，中国将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导致经济减速的风险。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益于人口红利，其中，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然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于2012年出现。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数为937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9.2%，人数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比重比2011年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此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3年下降，2013年的劳动年龄段人口减少了244万人⁽¹⁾，2014年减少了371万人，2015年进一步减少了48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6.3%，降幅进一步扩大，人口红利消失将成为经济隐患。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将对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高出2014年0.6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5%。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

（六）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科技创新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世界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表明，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及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必须向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依靠体制机制创新。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整体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最低端，一些出口依赖型的加工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缺乏自主品牌，抗风险能力较小。近年来，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高，如高铁、核电、对外工程承包、智能电网、大型装备、建材生产线等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中国原创性的发明不多，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不少行业存在产业技术空心化的危险，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瓶颈。同时，由于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技术的研发、引进、消化吸收能力薄弱，且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尚不健全，导致科技成果难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七）资源环境约束日渐突出，环境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土地稀缺、能源和矿产等资源消耗严重和环境污染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中国的钢铁、铜、镍、铝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石油消费量居世界第二位。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中国经济还处于发展中阶段，资源环境矛盾就已经十分突出，亟须转变以往这种以消耗资源和能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需要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着力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到2030年左右使中国的碳排放达到峰值，使非化石能源在整个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重达到20%左右，与世界各国一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

（八）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束缚了发展进程

中国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换阶段，必须要有持续的制度建设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作为保障。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例如，经济关系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财税体制有待健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税制不合理，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政府职能亟待转变等，这些问题背后的实质是体制机制的严重落后，束缚了发展进程。此外，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都有待深化。

（九）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三者的结构关系不合理。中国经济增长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部不协调，主要体现在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失调；二是外部不协调，主要体现在内需不足，严重依赖出口，外贸顺差过大。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通过调整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而调整供给结构，增强供给体系效率，同时通过改造制造业、创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发展服务业来调整供给结构。尽管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了重大调整，但居民消费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拉动，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统计数据表明，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67%下降至2010年的49%，为历史最低点，2011—2014年小幅上升至51%；居民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由1981年的89%下降到2014年的52%，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此外，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等问题仍然突出。在状态转换阶段，调整经济结构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仍将面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将面临产能过剩、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

（十）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挑战，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

2010年，中国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²⁾。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还将面临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犯罪率升高等问题，这些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不能有效维持社会稳定局面，经济增长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因此，新阶段，中国要避免这些问题，改善各种突出矛盾，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三、新常态下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空间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代价，也是迈向新增长模式的开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于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空间，这些都在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积蓄力量。

（一）人力资本红利空间

人口红利曾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优势将不复存在。“中国制造”要向“中国智造”转型，人口红利相应地也要向人力资本红利过渡。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接受职业教育或在岗培训的人越来越多，人力资本红利空间巨大。中国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一是重视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坚持走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发展道路，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和技能型实用人才。二是加强对农民工和蓝领工人的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素质，实现劳动力的升级。三是多种措施并用，调动人才积极性。实现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红利的平稳转换，为中国经济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力。

（二）城镇化红利空间

1999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30.89%，2015年这一数字已达到56.1%。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等发达水平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率约为85%，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约为95%，美国为97%，中国城镇化率提升空间较大。中国的城镇化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新型城镇化将开启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投资空间和创新空间。因此，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要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产业体系，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消除城乡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三）改革红利空间

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自“改革红利”。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竞争力。通过改革，有效整合并重新配置“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等原有的生产要素资源，发展潜力得到释放，创造了中国奇迹。目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在资源环境、民生、收入分配差距、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还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新常态下，中国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生态、司法、民生等领域的改革，逐步释放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性红利，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四）服务业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转型为服务业发展打开巨大发展空间。中国经济转型重在实现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服务业不仅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也将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今后应在如何改进体制机制、引进经验、改善民生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同时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提升国际竞争力，使服务业合作成为今后对外经贸合作的新亮点。此外，应借鉴发达国家在医疗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零售业和流通业多年形成的成熟运行模式，加快中国服务业发展。

（五）科技创新空间

科技进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突出的作用。目前中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在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2015年，国家创新能力世界排名有望从2010年的第21位上升至第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0.9%有望增加到55.1%。2015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预计达到14300亿元，比2010年增长一倍，其中企业研发支出超过77%；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被引用次数从2010年的第8位逐年上升至第4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中国应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先机。应进一步提升研发投入水平，设立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让、产业发展等环节，引领和促进科技进步和技术革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步伐。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在科技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扶持，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六）“一带一路”拓展新发展空间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发展动力。“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途经93个港口和城市，重点项目达到几千个，其中基础设施项目至少有三四百个。例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人口在30亿人左右，但人均GDP平均水平不到3000美元，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在30%～40%，工业化率平均水平在20%～30%，基础设施发展滞后。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将为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创造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投资机遇。中国应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以及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中国在高铁、核电、对外工程承包、电网、大型装备、冶金建材生产线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推动相关各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交流与合作，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一条为全球繁荣创造新机遇、激发新活力的增长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