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感知中国经济40年之变

一、中国经济系统有其复杂性和难解释性

中国经济运行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的复杂性不在于它不遵守经济的一般规律，令人捉摸不透，而在于有技术、政治、外交等太多的变量会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这些变量涉及很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企业、政策制定者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反映在宏观层面就会呈现出人为活动相互作用下的不同的侧面和色彩。对于中国经济走向，“横看成岭侧成峰”，既有坚定看多的观点，也有长期唱衰的观点，还有保持中庸的观点。对宏观经济分析者来说，最困难的并不是怎样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现，而是怎样更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中的某些特色现象。如果我们只是单向度地分析中国经济系统，就如同“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这个复杂的系统，既是经济学界努力寻找的答案，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拟从中探求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40年的高速增长，这一成就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对于中国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世界上有很多专家、学者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有的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归结为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而有的则归结为中国长期高储蓄的存在，还有的归结为搞对地方的激励和中国人民的勤劳，如此等等。可以说，每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总有人会寻找到反驳的事例，而且不同解释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做实验设计。因此，人们不断尝试做出的这些解释尽管都很有道理，但是很难去证实或证伪。不管怎样，只要关注和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就需要摸索到相应的方式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效和趋势做出研判，努力提炼出自圆其说的观点或结论。可以说，这是由中国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也是为什么每天都有那么多有关中国财经形势的文章和观点。要从繁杂海量的财经信息中看透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政策动向和资金流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人们可以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工具，也很难预知或透视中国经济的未来。

但即便只能看到中国经济的一个侧面，做些具体深入的分析也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基于某个时点横截面的观察还是出于历史视角的深思，在操作上分析中国经济运行态势，都离不开从总量和结构、存量和增量、数量和价格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并就现状与趋势、相关和因果、问题与对策等提供验证、判断和构思。如同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人们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也需要从历史数据和理论假设出发，并根据对结果的预期采取行动。某些专家之所以能准确预测经济的波动，主要在于其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并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经济的波动变化做出预测。如很多专家预测未来2～3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望稳定在6%～7%的区间。很多时候，这种预测往往短期有效，而长期是无效的。这是因为大家对近期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比较多，而对未来影响经济变化的因素知道得比较少。如技术革命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广泛的影响，而技术演化本身是难以预知的。虽然有专家非常关注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变化趋势，但要具体预测经济增长走势却很难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很多时候中长期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会偏离很多。即便在当前经济理论方法日益精巧的条件下，对中国经济未来20～30年的增长率预判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多数时候未来发生的事情并非对过往的重复再现。经济分析要回到实体经济本源，回到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回到经济常识中。

二、从多个侧面观察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转型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变革实践，我们很难用某一种经济学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如果按照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运行也应存在周期性波动，虽有波动但是平均仍维持了40年的高增长，这意味着简单地套用经济周期得出的结论有较大的偏差。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的发展肇始于传统农业社会，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造成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并未照着教科书的理论展开，因为任何重大的制度变革和政策方针，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等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方略，都可能改变理论上的运行轨迹。

对于仍处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我们很难拿过去的重复来预测未来，即便某些时候在政策制定上会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技术、政策和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可能致使依据经验的逻辑推断不具有可信性。尤其是颠覆性技术革新有可能重塑经济系统的形态。如当下的中国接受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使自己的经济系统中有了新的成分，既包括对一些传统经济成分的更新改造，使其由旧动能转换为新动能，也包括对一些传统经济成分的清除替代，并能直接催生出支撑经济的新动能。如今，中国经济系统中新旧动能都存在，而且会随着时间推移相互转化，并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从宏观层面上讲，中国经济的分析框架仍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角度观察。从总需求角度看，消费、投资、净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短期内，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举措还是需要从总需求不足的原因着手，由此可以采取稳定外贸、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曾出台了一揽子刺激总需求的计划，及时稳住了中国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前期刺激政策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在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再次出台大规模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措施将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而要解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不能仅仅从需求侧进行调整，还要从供给侧实施结构性改革。

在历史要求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主动从供给侧出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虽然供给侧的改革通常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立竿见影的提振效果，但却能够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换句话说，中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会改变中国经济原有的运行轨迹，为其朝着一个更健康的方向运行提供可能。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只是培育新增长点和优化结构的需要，还承载着解决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成果举世瞩目，但与环境、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还不够协调，甚至已存在某种形式的对立和冲突。中国发展的目的首先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此为出发点亟须调整现有的政策导向，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并将就业和增收纳入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保证国内居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意味着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避免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表现在环境政策上就要使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逐步脱钩，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政治意义和社会特点的，不仅讲求实事求是和追求效率优先，还讲求兼顾公平和追求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因此，共享发展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运用指标工具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轨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命题，如何认识、解释和破解这个命题，各方专家都有各自的思路、想法和框架。我们可以看到，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确实有了较大的发展进步，已经形成了12万亿美元的规模，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技术、环境和社会发展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无论从人均意义上还是从发展内涵上与先进国家都还有较大的差距。可以说，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尤其是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仍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面向高质量发展，中国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还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于分析者来说，把握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变化趋向，既要弄清楚发展的逻辑脉络，又要找到发展的实现路径，即努力做到知“理”寻“路”。研究中国经济，知易行难，准确预知变化更难。当前，中国经济无时无刻不在演变之中，即便仅离开中国一两周再回来，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也可能会滞后，这时就需要及时补课充电。

每天面对繁杂的财经新闻和精巧的经济理论，很多人都很难抽身去钻研辨别这些新闻的真伪、认识理论的局限。同样，捕捉中国经济变化的全貌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认识中国经济的变化可能只是浏览一下新闻或从与他人的交流中获知，即便是经济分析者和政策制定者也期望能在较短时间获得最大的信息量。因此，经济分析必须从简化开始，也就是说专注于某几个关键指标。

经济指标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管理工具，如果对具体指标变化缺乏了解，就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决策，对政策制定者尤为如此。任何政策的制定都需要确定几个关键指标，既可以作为管理的工具，也可以作为目标设定的依据。例如，美联储在调整货币政策时往往关注通胀和就业指标，中国政府在制定5年规划时都会从各项指标出发进行分析和目标设定。这种做法就是简化的做法，期望根据对几项指标变化的观察能见微知著，尽可能把握经济变化的本质。为此，经济分析工作需要筛选和比对哪些指标最能反映中国经济变化的各个侧面，以便把握其变化的方向和趋势。从事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尤为如此，需要同时观察经济指标变化和政策实施效果，重点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倾向性、苗头性和潜在性问题。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及时看到政策本身及其实施中的漏洞，以便查缺补漏，及时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对大多数人来说，当不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时，就要利用所掌握的指标信息，尽可能地做出更专业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