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根据理论和实践内涵的解释，本章将“区域经济发展”定义为：将区域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对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其因果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统一规划，具体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5个维度刻画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3.2.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之间以创新发展为动力，以协调发展为平衡，以绿色发展为保障，凭借开放联动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互通，依托共享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一体化进程。为了更加客观地评价陕西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水平，本章拟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个方面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全面、系统地对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评。

（1）创新发展

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引擎，创新发展不单是解决经济增长效率问题，最为主要的是通过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创新要素实现对现有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将创新成果运用并扩散在生产和商业上（洪银兴，2013）。创新的实质就是利用新增长要素的组合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反映在区域上，即区域通过创新发展将资本、劳动力等原有生产要素格局打破并重构以实现合理配置区域资源，提高区域竞争力。衡量创新发展的水平主要包含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部分，其中，创新的投入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创新的产出是实现创新发展的成果转化，两者合起来反映区域创新发展的水平。创新的投入用研发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科研机构数和从事R&D人员数比重指标来表示，其中，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反映政府对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政府在提升思想和文化素质、培养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力度，创新发展的关键是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而知识创新在其研究和开发的阶段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以支撑和确保创新链条的有序且持续进行，因而区域在科研方面投入的程度是创新是否持续进行的先决条件。

然而，创新发展除了需要资金和政策支持，还需要有进行和培育创新力量的载体，科研机构数和从事科学技术人员数比重是创新研究和开发的孵化器，是衡量一个地区或企业创新水平能力的因素之一。科研机构的数目和研发人员的数量是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的源头，科研机构越多，从事研发的人员数量越多，证明该区域的创新平台越多，可以提供更多原创性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机会，因而资金投入和创新源头的投入是构成创新投入的主要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创新的产出用专利授权数和技术合同交易额比重指标来表示，专利授权数衡量一个地区或企业科技成果的水平，技术合同交易额比重衡量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收益的程度，科学技术需要与市场相结合，满足人们的需求，使新技术不仅具有技术上的先进性更应该具有商业价值和产品价值，创新的产出就是衡量科技成果的落地化程度。

（2）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体指各区域之间联系日益密切化，区域分工日渐合理化，区域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化并趋于收敛，区域的整体经济效率不断增长的过程（覃成林等，2011）。区域经济发展受自然区位、地理条件、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一定的区域差距会促进要素的空间流动，以达到资源的全面优化配置。然而，区域经济差异过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时，反而会影响区域之间和谐友好、相互促进的经济关系，造成整体经济的效率损失，不利于地区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稳定。因而“区域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高效运行的前提”⁽⁴⁾，我们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探讨。考虑到区域之间的系统性、关联性和动态性，为了更加全面、科学地刻画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我们借鉴郭丽娟（2013）构建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思路，从区域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双化”影响来刻画区域整体协调性，重点突出区域经济在产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影响过程中速度、空间、产业和互动结果上的协调性。本章将协调发展用速度协调水平、空间协调水平、产业协调水平和互动结果协调水平4个分项指标来衡量，速度协调水平是衡量区域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发展速度上的协调性，具体用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比重指标来表示速度协调水平；空间协调水平是度量区域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空间布局的合理性与协调性，我们选取房屋建筑价值与建筑面积比重指标来表示空间协调水平；产业协调水平是度量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状况的指标，具体选用规模以上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来表征区域协调程度，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反映了城乡产业结构，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越高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城乡协调性越好、经济一体化水平越高，而农业机械化水平则反映了农林牧渔的动力机械水平，表示出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互动结果协调水平是用来衡量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是否实现了共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实现共赢，主要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这一基础指标代表互动结果协调水平。

（3）绿色发展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再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将绿色发展作为我国“十三五”以及更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理念，可持续的“绿色低碳经济”俨然已成为中国转向高效、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而在区域层面的绿色发展则是指在区域内的资源配置以环保、生态、循环、低碳、健康和持续为主线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友好和绿色生态型区域发展（刘纪远等，2013）。因而绿色发展是指面对日渐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日益退化严峻的生态系统形势，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一方面，受制于资源与环境代价，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不利于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有效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有利于绿色发展。基于此，本章将绿色发展驱动定义为环境消耗和环境污染代价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综合。首先，绿色发展要明确资源环境代价，而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对资源与环境现状的真实反映。绿色发展的资源消耗指标选取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该指标反映了资源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特别是在资源约束日益紧张的前提下，资源的消耗量对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绿色发展的环境污染主要受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和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两个层面因素的影响，环境污染主要包含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反映空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反映水污染程度。在衡量环境污染时应将这两个要素考虑在内，综合、全面地反映环境污染对绿色发展的负面影响。其次，绿色发展要正确处理资源环境问题，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是对资源和环境问题处理情况的真实反映。绿色发展的生态保护由园林绿地覆盖率和人均绿地面积这两个基础指标构成，反映了生态治理情况。绿色发展的环境治理由污水处理率和工业废气处理能力这两个基础指标组成，反映了环境污染的治理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4）开放发展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要统筹开放型经济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经济开放是指通过参与地区间或国际的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在空间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的提质增效。区域经济开放主要表现为地区市场的对内开放与地区市场的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应统筹考虑经济内、外开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地区市场的对内开放有利于各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各地区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对内开放体现在物价水平和零售额上，故本章选用市场分割水平和城乡消费品零售额之比衡量区域经济的对内开放程度。其中，市场分割水平采纳柯善咨等（2010）构建的对内开放发展指标的方法，利用商品市场分割指数表征对内开放程度，商品市场分割指数越高，表明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该地区对内开放程度越低。城乡消费品零售额之比反映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用于生活和公共消费的商品量，反映了城乡商贸发展水平的差距。地区市场的对外开放通过国际合作与竞争，可以加速培育本地区的综合竞争优势，提升自身创新素质和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外合作涉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领域（吕艳玲，2015），本章选取贸易依存度、实际利用外资占比和旅游收入占比这三个基础指标作为度量区域国际市场开放程度的指标，以说明区域对外经济发展状况。贸易依存度衡量地区对外贸易水平，反映对外进出口总额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衡量地区对外投资水平，反映实际利用外资比例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旅游收入占比衡量地区对外文化交流水平。三者都反映了不同层次的对外开放情况，以此表示区域与国际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

（5）共享发展

共享指的是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不仅包含居民财富与收入的共享，还包含服务的共享。收入的共享体现为经济成果的共享，服务的共享体现为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服务的共享。只有提高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让更多的人公平地享有收入与财富、权利与自由，才能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宗旨，真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新常态下，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化的新格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问题与矛盾更为凸显，社会保障和经济稳定运行保障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在这一新阶段，更应抓住经济增长成果的包容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以国强民富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增长，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让人们共享增长的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杨嘉懿等，2016）。因此，应从经济成果共享和服务共享两个方面，综合测度发展共享的水平。由于我国收入不平等集中体现在城乡收入不平等与居民福利水平的不平等上，在此选取能够反映收入差距的人口加权城乡收入比指标，以及反映居民基本医疗保障程度的医疗参保人数比重和反映居民基本生活水平的人均GDP来共同测度经济成果。服务共享主要体现为政府政策在通信领域和交通基础设施服务领域的有效实施力度，用移动电话用户数指标反映居民的信息交流方便与快捷程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服务民生、惠及人民的有效措施之一，本章选取人均公共交通拥有量指标和人均公路里程指标反映政府在交通基础服务方面的投入力度，以衡量服务共享中交通基础设施服务的实施效果。

根据上述对指标体系影响因素的论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结构具体如表3-1所示。

3.2.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根据构建的区域经济统筹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我们对陕西省2015年以11个省辖市、示范区为样本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本章所选取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陕西省统计年鉴2016》《陕西各市区2015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陕西各市区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陕西各市区财政局网站相关数据。

在基础指标的计算中，除统计年鉴中可直接获得的指标外，对不能直接得到的指标具体计算过程如下：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分别定为0年、6年、9年、12年及16年，并分别将其与对应的受教育人数相乘再除以总人口数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从事科学技术人员数比重为从事科学技术人员数与总从业人员数之比；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比重为科学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实际GDP的比重；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比重为工业产值占实际GDP比重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相比得到；房屋建筑价值与建筑面积比重由房屋建筑价值与建筑竣工面积之比计算得到；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为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地区GDP的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由农用机械总动力合计与年末常用耕地面积之比计算得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015年实际GDP增加额与2014年实际GDP的比例；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为大气污染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为污水排放数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园林绿地覆盖率为园林覆盖面积占地区面积的比重。

市场分割水平指标采用柯善咨（2010）计算的市场分割度，代表对内开放度，选择2015年的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文化办公用品、日用品、体育娱乐用品、家具、化妆品、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金银珠宝、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等13种商品，计算相邻市、区同类商品相对价格比之差，且对该结果取绝对值。鉴于汉中、榆林、安康、商洛、延安、渭南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据，分别选用汉台区、榆阳区、汉滨区、商州区、宝塔区、临渭区的数据代替上述地区的商品价格指数。接下来再求解该结果与同类商品价格波动的均值之差的方差，以衡量地理相邻的市区13种商品的总体价格比的相对波动。进而将价格方差按各市、区合并，最终得到各市、区的市场分割指数，分别表示2015年11个省辖市、区的市场分割指数；城乡消费品零售额之比为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与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之比；贸易依存度用进出口贸易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实际利用外资占比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旅游收入占比为各市、区旅游收入额占实际GDP的比重；城乡收入比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医疗参保人数占比为医疗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人均GDP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与总人口之比；人均公共交通拥有量为各市区公共交通拥有量与人口数之比；人均公路里程为各市区公路里程与人口数之比。此外，由于部分市、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和实际利用外资额数据还未更新，选取陕西省各市区第三次经济普查主要公报和《陕西省统计年鉴2015》中的相关数据代替。

由于各个基础指标属性并不相同，可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以及适度指标。在本章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中，为了更好地综合不同属性的基础指标，故将指标作正向化处理。对于指标属性为逆向的指标采用倒数的形式处理，以此改变逆指标性质。因不同指标在单位和数量级上存在差异，故使用钞小静（2009）的均值化方法对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以此在保证各指标变异程度差异特性的基础上消除量纲和量级。

3.2.3　区域经济发展的测算结果

本文借助SPSS 17.0对上述构建的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分别进行各维度评价以及综合评价，为陕西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以最少信息丢失为前提，有效实现变量简化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⁵⁾。其基本思想是在变量存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将原有变量根据相关性大小进行分组，组内相关性高、组间相关性低，从而实现提取公共因子，并利用这些因子分析和解释现实经济问题。具体操作为：首先，检验原有变量是否具有相关关系。本章通过检验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指标体系中的创新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水平、绿色发展水平、开放发展水平和共享发展水平5个维度以及总体经济驱动水平的相关系数矩阵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证明大部分变量的相关系数较高，各变量线性关系较为明显，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相应概率接近于0，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因而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根据因子分析法的原理，采用主成分法对创新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水平、绿色发展水平、开放发展水平和共享发展水平5个方面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因子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借助回归法计算各因子得分系数，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在累计方差贡献率中的占比作为权重，计算各个维度的因子得分，最后再按照上述方法求得各个方面指数的权重得到总体经济驱动水平的综合得分（见表3-2）。其中，得分为负表明该市区在该方面指数或总体指数的得分位于全省平均水平以下，得分为正表明该市区在该方面指数或总体指数的得分位于全省平均水平以上。得分越高，则该市区综合水平越好。为了更直观、形象地对陕西省10个省辖市和1个示范区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方面的经济统筹发展现状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将各个省辖市、示范区的各方面指数的分析结果绘制成雷达图作进一步论述（见图3-1）。

由表3-2可知，在创新发展方面，全省创新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排名前三的市、区分别为西安、宝鸡和咸阳，得分分别为3.00、-0.13、-0.20；综合得分排名后三的市、区分别为安康、延安和商洛，得分分别为-0.38、-0.42、-0.43。整体来看，只有西安的创新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超过0，即创新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而其余市、区的创新水平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即超过90%的市、区创新发展能力没有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总体创新发展水平不高。此外，陕西省11个省辖市、示范区创新发展水平的得分情况（见表3-2）显示，西安创新发展水平的得分远高于同期陕西省平均水平及其他市、区，特别是与创新发展水平排名第2的宝鸡综合得分也相差3.13，可以看出陕西省创新发展水平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西安。其次，汉中（-0.24）和渭南（-0.25）创新发展水平的得分较为接近，说明汉中和渭南的创新发展水平较为一致，但与全省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商洛综合得分最低，且排名前三的市、区与排名后三的市、区平均得分之间相差约为1.30，说明区域之间创新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在协调发展方面，全省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排名前三的市、区分别为商洛、汉中和渭南，得分分别为1.53、1.08、0.31；综合得分排名后三的市区分别为安康、杨凌和铜川，得分分别为-0.52、-0.59、-0.63。整体来看，商洛、汉中、渭南和咸阳的协调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超过0，即协调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而其余市、区的协调水平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即有将近64%的市、区的协调发展能力没有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总体协调发展水平较差，部分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较好。从陕西省11个省辖市、示范区协调发展水平的得分情况（见图3-1）看，商洛和汉中的协调发展水平明显较强且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以及其他市、区，综合得分为正的市、区中得分最高的商洛，与综合得分为负的市、区中得分最高的宝鸡相差1.62。此外，西安（-0.42）和延安（-0.46）协调发展水平的得分较为接近，说明这两个地区协调发展较为一致，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与商洛的协调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铜川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最低。排名前三的市、区与排名后三的市、区平均得分之间相差1.55，说明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在绿色发展方面，全省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排名前三的市、区分别为杨凌、西安和咸阳，得分分别为1.87、0.58、0.11；而综合得分排名后三的市区分别为汉中、榆林和渭南，得分分别为-0.45、-0.59、-0.62。整体来看，杨凌、西安和咸阳的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均超过0，即绿色发展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余市、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即将近73%的市、区绿色发展能力还没有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绿色发展水平势头良好，但绿色发展的总体覆盖率有待提升。此外，陕西省11个省辖市、示范区的创新发展水平得分情况（见图3-1）表明，杨凌和西安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绿色理念在杨凌和西安的贯彻落实情况良好。其次，安康（-0.10）和商洛（-0.11）的绿色发展水平距全省绿色发展的平均水平较为接近，而渭南的绿色发展水平距全省平均水平最远，且排名前三的市、区与排名后三的市、区平均得分之间相差约为1.40，说明区域之间绿色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在开放发展方面，全省开放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排名前三的市、区分别为西安、杨凌和宝鸡，得分分别为3.00、-0.12、-0.14；综合得分排名后三的市区分别为榆林、延安和安康，得分分别为-0.39、-0.40、-0.41。整体来看，只有西安的开放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超过0，即开放发展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而其余10个市、区的开放发展水平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即超过90%的市、区开放发展能力没有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总体开放发展水平较低。从陕西省各个省辖市、示范区的开放发展水平得分情况（见图3-1）来看，西安的开放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以及其他市、区，与开放发展水平排名第2的汉中综合得分相差3.12，区域开放水平严重不平衡。此外，渭南（-0.38）、榆林（-0.39）、延安（-0.40）和安康（-0.41）开放发展水平的得分相接近，表明这两个地区开放发展水平较为一致，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且与西安的开放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安康开放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最低，且排名前三的市、区与排名后三的市、区平均得分之间相差1.31。综上所述，区域之间开放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在共享发展方面，全省共享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排名前三的市、区分别为西安、延安和铜川，得分分别为1.84、0.77、0.09；综合得分排名后三的市、区分别为杨凌、渭南和商洛，得分分别为-0.39、-0.62、-0.75。整体来看，共享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超过0的市、区有西安、延安、铜川和宝鸡，即共享发展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而其余7个市、区的共享发展水平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即超过60%以上的市、区共享发展能力没有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总体共享发展水平较低。从图3-1陕西省11个省辖市、示范区共享发展水平得分情况可以看出，西安和延安共享发展水平的得分远高于同期陕西省平均水平及其他市、区水平，综合得分为正的市、区中得分最高的西安与得分为负的市、区中得分最高的汉中共享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相差1.89，共享理念在西安和杨凌地区落实得较好。此外，榆林（-0.37）和杨凌（-0.39）共享发展水平的得分较为接近，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并且排名前三的市、区与排名后三的市、区共享发展水平的平均得分之间相差1.49，表明区域之间共享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异。

接下来，再将陕西省各个市、区的创新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水平、绿色发展水平、开放发展水平和共享发展水平等5大维度综合起来分析各市、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得分排名前三的市、区分别为西安、杨凌和延安，得分分别为2.96、-0.02、-0.09；而综合得分排名末位的市、区分别有榆林、渭南和商洛，得分分别为-0.44、-0.51、-0.64。其中，综合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市、区有1个，主要是西安；而其余10个市、区的综合水平均仍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即超过90%的市、区综合水平没有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综合得分为正的市、区中得分最高的西安与得分为负的市、区中得分最高的杨凌综合水平的得分相差2.98，排名前三的市、区与排名后三的市、区综合水平的平均得分之间相差约为1.48，这表明陕西省内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仍有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