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民工城市就业状况

农民工城市就业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与农民工的人数、年龄构成和城乡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根据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可以将农民工城市就业分为三个阶段。

（一）民工潮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农民开始涌入城市寻求工作机会，而当时国有经济在城市处于垄断地位，其必须贯彻国家的全民就业计划（主要针对城市劳动力），由此导致大量的冗员，难以给迁移到城市的农民提供工作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发展，东南沿海涌现了很多私营企业，这些企业通常以招收农民工为主。但相对于农民工的巨大规模，工作机会仍然是稀缺的，农民工要找到一份工作，常常需要托关系，且要忍受对健康不利的工作环境和超常的工作压力。“我17岁（1992年）就出来打工了，当时还是个小姑娘，最开始是在厦门，在制衣厂工作，后来又跳槽到制鞋厂，就这样在好几个制造厂工作了差不多一年多。当时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都很恶劣，当时是计件工资制，有的时候一天要工作12～14小时，最长的一次是三天三夜都没休息地工作，之后人都要虚脱了，这样工资还是只有两三百元。当时就好像觉得自己的生活暗无天日，看不到未来，所以我就结束了在厦门制造厂的工作。”⁽⁵⁾

为了养家糊口，农民像潮水般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工厂门口、公共场所（火车站、汽车站和天桥等）随处可见找工作的农民，所以可以把这一阶段概括为“民工潮”。其主要特点包括：第一，农民工供过于求。相对于有限的工作机会而言，农民工太多，所以常常找不到工作，或者很容易被辞退。第二，工作条件较差。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技能，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劳动。雇佣者为了盈利，常常最大限度地利用农民工，导致其工作压力过大。而当时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策上都不重视对体制外体力劳动者的保护，甚至有些农民工长期在有毒有害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以致患上职业病却难以得到赔偿和治疗。第三，农民工的主体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出生的农民，他们经历过艰难的岁月，吃苦耐劳，且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大，欲求相对较低，外出打工的目的主要是挣钱补贴家用和供孩子上学结婚。第四，国家和地方层面对农民流入城市持中立态度，不鼓励也不反对，但总体上说并没有将其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即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工作，但不能享受任何福利，最后依然要返回农村。

（二）民工荒

自2004年初以来，福建、广东和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即“民工荒”。2005年春节之后，这种现象再次袭击东南沿海一些制造业发达的地区，一些企业甚至因为招不到工人而被迫停产。之后这种现象进一步向其他地区蔓延，一些内陆省份也相继出现了局部的用工短缺问题，曾经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民工荒”现象。农民工为什么不愿继续在城市打工？是打工收入太低还是有其他原因？

国企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深入，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不断裁减冗员，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政府倡导下岗职工再就业，且出台了很多支持性的政策。但在私营经济领域，相对于下岗职工而言，农民工在很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第一，吃苦耐劳。下岗职工一般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优越感，不愿意做脏活、累活和重活，而农民工对工作不挑不拣，因而更受欢迎。第二，用工成本低。与城市职工相比，雇主并不需要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且工资也可以低于城市职工。因此，一般来说，用人单位当然更愿意雇用工作态度较好且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农民工。

但在这一时期，农村经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从2003年开始加大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提高了多年来没有明显提高的农产品价格，并于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农业生产开始变得有利可图。同时，农村的非农经济也在发展，除了初级农产品加工之外，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势头良好。东南沿海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纷纷把工厂迁往内地。农民工可以不用跨省，甚至不用出县，就能够实现非农就业。

农民将本地就业和外出打工的经济利益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外出打工的名义工资虽然要高于本地就业，但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外出打工的实际经济所得较少且不稳定。第一，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外出打工首先要支付迁移成本和求业成本，找到工作后还需要支付比农村更多的生活费用、交通费用以及各种收费等。特别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国物价水平飞涨，农民工不仅不能享受到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却要接受城市越来越高的消费水平，这使得他们外出打工的成本大幅度提高。第二，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增长缓慢，工资拖欠现象严重。有调查显示，1992—2004年的12年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月工资只增加了68元，而工作时间普遍超过了12小时。⁽⁶⁾此外，由于劳动法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且我国私营经济发展不稳定，部分农民工并没有按时得到应有的工资报酬，工资拖欠现象严重，预期收益具有不稳定性和高风险性。第三，农民工所遭受的压迫与歧视。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基本权益常常难以得到保障。除了工资福利较低、工资被拖欠之外，大多数还身处对健康有危害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强度过大、工作场所有毒有害却缺乏劳动保护等）之中。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农民身份，享受不到所谓的“市民待遇”，在社会交往中常遭到城市居民的歧视。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也有着工资福利的歧视性分界线。

由此可见，农村经济发展导致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增加，而此时外出打工的实际经济所得较少且不稳定，如果再加上经济因素之外的压迫与歧视，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外出打工也就不像以往那样令人向往了。如同第一阶段农村的推力与城市的拉力导致“民工潮”一样，这一阶段农村的拉力与城市的推力导致“民工荒”。理性的农民觉得外出打工“得不偿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出打工的冲动，特别是那些只能就职于低薪岗位的农民工有相当一批返乡。

当然，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使得“民工荒”只是暂时和局部的现象，农民外出打工仍是主要趋势。只是自这一阶段起，农民变得更加理性，流动的方向更加多元化。跨省流动也不局限于东南沿海，哪里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就去哪里。除了跨省流动，省内流动也逐渐增多。如果工资福利尚可，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当然更符合农民工的意愿，他们既不用和家人分离，也可以降低生活成本。

同时，“民工荒”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第一，导致了用人单位的变化。他们要么采用自动化生产，以机器替代人力，要么尽可能改善生产条件和提高员工的工资福利。显然，用人单位这两方面的变化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导致了城市法律政策的变化。从城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部分城市开始加大劳动法的实施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生活质量。

（三）“新生代农民工”

自2010年之后，农民工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与70年代出生的农民为主到80年代与90年代出生的农民为主，即“新生代农民工”。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以人群的社会属性“代”为划分依据，相关学者曾从务工年龄、教育背景、外出动机、身份认同、职业期望、群体文化和群体行为等不同视角对其进行研究界定，大多数人认可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亚群体。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即50年代与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严格地说，7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为过渡一代)，新生代农民工有以下显著特点：第一，教育程度基本上为初中及以上，有的还具备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技能。他们在信息相对开放的环境中长大，其视野较为开阔。第二，外出打工不完全以获取收入为主要目的，也可能是“为流动而流动”，⁽⁷⁾即希望离开农村，在流动中开阔眼界。第三，职业多样化，从以往的集中于第二产业（制造业与建筑业）向第三产业（服务业）转移。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带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体验也是更多样的、更接近城市生活的，因而可以更迅速、更充分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第四，职业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比较看重工资福利，希望工资不低于工作所在地的地方平均工资，福利尽可能全面；同时不愿意从事纯粹的体力劳动，脏活、累活和重活更是不愿干；他们中有的还希望能从事与自身能力相匹配且感兴趣的职业，获得来自职业发展的成就感。第五，比较适应城市生活，已经或希望和家人在城市定居，即由以农村→城市→农村为主的返还式流动模式逐步向农村→城市为主的单向式流动模式转变。第六，重视人格尊严，关注公平公正。斯科特发现：“以前许多是农民的工人的许多抱怨，不仅集中于工资和工作环境等一般问题，也同样地集中于不被重视和被无礼地对待。应有的人类待遇的需求频繁地出现在工人的报告中。工人们愤怒的来源基本上是两类事物的结合：特定的物质剥夺，以及他们自己所称的缺少应有的人类待遇。应有的人类待遇的缺少伤害了他们的公正感。”⁽⁸⁾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享有其应有的权利，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他们不再把户籍作为身份划分（农民与非农民）的界线，而是把职业、生活方式等经济社会因素作为界定身份的主要标准。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农民工的需求层次已经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跃升到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不认可“农民工”称谓，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和制度变革改变不利的社会地位。

但新生代农民工现实的就业状况却不容乐观。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分布在制造、建筑和服务等行业的低层次岗位上。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职普工和服务员岗位的占50.1%，就职技术人员岗位的占13.8%，就职办公室文员岗位的占11.4%，就职管理人员岗位的占5.6%。第二，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接受过培训或仅接受过简单的培训，绝大多数人未能得到职业发展的机会，无法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入职培训的占24.2%，接受过单项或一个岗位技能培训的占27.4%，接受过多项或不同岗位技能培训的占18.4%，接受过管理技能培训的占14.1%，接受过出国培训的占1.3%，表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占17.6%。⁽⁹⁾第三，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工作不符合自己的兴趣。调查表明，在工作兴趣方面，30.6%的人认为工作不符合自己的兴趣，46.2%的人持中立态度，23.2%的人觉得工作符合兴趣。⁽¹⁰⁾第四，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职业没有发展前途。调查表明，有高达94.4%的农民工认为目前的职业没有发展前途，只有5.6%的农民工认为目前的职业有发展前途。令人担忧的是，新生代农民工（35岁以下）认为，目前的职业没有发展前途的比例高达62.8%。⁽¹¹⁾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¹²⁾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其较低的人力资本。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初中学历，虽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大多数人没有一技之长，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也没有专业技术等级证书，这就决定了其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始终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他们的工作也只能被限定在技术含量低的生产劳动第一线，而这样的劳动的可替代性强，无论业绩还是经验都无法积累，自然地工资待遇和职业地位都难以提升。⁽¹³⁾除此之外，由于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哪怕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符合工作要求，用人单位也优先录用城市劳动力。因此，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然而，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并不仅是为了挣钱寄回农村养家糊口，他们还希望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成为新市民，因此既不愿长期从事脏苦累险的工作，也不愿一直是简单枯燥的流水线的一部分，职业发展的期望值比较高，职业流动更为频繁。

农民工职业流动包括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前者主要表现为转工，后者主要表现为职位与职称或技术级别的提升。转工现象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存在，但近几年才形成潮流，而且有加剧的趋势，因为目前农民工的主体是新生代农民工。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2.64次，92.2%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8%的人在近6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7.7%的人在近1年内更换了工作。⁽¹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整体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尤以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为活跃，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呈现出倒U形流动轨迹的特征。⁽¹⁵⁾新生代农民工转工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低，在用人单位效益不好时或以机器替代人力后被解聘；二是对用人单位不满（包括工资福利、工作强度和管理制度等方面），想换一个工作环境；三是为了找寻与自身能力相匹配且感兴趣的职业。第一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民工被动转工，而后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民工主动转工。但无论转工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难以帮助农民工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因此，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基本上是一种“平移”，并没有带来职业地位的提升。⁽¹⁶⁾“转工的主体多半是青年农民工，‘转工’对他们来说，既是对原工作单位的不满和反抗，也是为了寻求更高目标的一种实践，可以说，是他们追寻自我实现的一种‘流动策略’……频繁的转工使农民工缺乏技术的积累，他们本就不具备实用的一技之能，在转工的过程中又不会考虑技术上的承接性，因此常常在不同行业、不同技术要求之间流动，不断接触新技能，使技能得不到集中的积累。频繁转工还使农民工成为厌学者，正如老农民工不愿意带学徒一样，他们学到一半就已经产生转工想法了，无法踏实学习一门技术，更谈不上自己的创新，因此成为有理想但不积累的厌学一族。频繁转工使农民工缺乏业绩的积累，因为他们不通过在一个岗位上的奋斗来追求自我实现，而是不断到新的岗位上，业绩和工作经验都得不到积累，因此影响了他们的职位晋升和薪酬提升。”⁽¹⁷⁾

可见，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转工只是一种水平流动。而要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农民工必须在学校教育之外，参加职业培训或积累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前者尤为重要，因为他们一般缺乏工作经验。职业培训包括工作前的培训和工作后的培训，两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都很重要。工作前的培训有助于他们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工作后的培训可以提升知识与技能，有利于工资增长、职位晋升以及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还不健全，向上的职业流动难以实现。

由此可见，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了职业发展的怪圈。因为无法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产生了寻求自我实现的愿望，但结果只能是水平的职业流动，不能从根本上达到自我实现。因此，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很多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点，但在职业发展上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这其中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如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也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较少等。也就是说，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上是绝对自由的，他们可以凭借自身力量去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但能否找到则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综合考察农民工城市就业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城市就业状况与社会转型有着密切关系。社会转型带来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由此深深地影响了城市政府、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