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战斗到谋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大事，无非是政治与军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美、德、法、英、日等大国在兵棋研讨基础之上，开始尝试对战争对抗的结果及国家战略进行推演，从而将推演从战斗运用发展到谋略运用、从兵棋推演演进到“政治–军事推演”。这些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逐渐开始受到主要大国的重视。一些军事机构尝试利用推演手段研究未来冲突的爆发点及其形态，以辅助国家战略决策。1929年，德国著名战略家、军事家埃里希·冯·曼施坦因首次在进行兵棋推演的过程中，让德国的政治、外交人员扮演盟国、德国及其他相关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外长，从而创造性地将政治、外交、政策方引入兵棋推演之中，超越了传统兵棋推演集中于军事领域的范畴，将其上升到国家政策、战略、外交等更为宏观的层面，形成了“政治–军事兵棋”。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布隆伯格设计了“战略级兵棋”，用于研究当时军事、政治形势给德国带来的影响。这些“战略级兵棋”详尽考察了周边国家的外交和政策走向，为二战初期德国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战略推演的雏形。美国海军在此前后也曾以推演方式研究太平洋战区的风险点。当时的一些推演结论指出：未来极有可能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将以日本海军对位于珍珠港的美军基地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而开始。当然，这只是推演想定和结果中的部分结论而已，可能涉及与后来发生的珍珠港遇袭事件雷同的情节，但当时并没有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政策建议。相反，日本则早在1941年就在东京军事学院进行了针对珍珠港突袭可能引发的后果的一系列推演，其中包括9月中旬在东京海军学院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作战沙盘推演活动。^[7]而为了应对1939年欧洲爆发的冲突，提前做好各方面的战争准备，日本在1940年就专门创建了运用推演的“总体战研究所”，作为“协调巨大而复杂的日本战时经济结构的‘规划委员会’”。^[8]该所开展“政治–军事类型的分析类”兵棋推演，推演设计中不仅有代表外国的推演者，也有代表日本内部的陆军、海军以及民众等不同方面不同的利益集团。

二战结束后，“政治–军事推演”得到进一步的长足发展。20世纪50年代，兰德公司开发了用于研究国家战略问题和国际关系的“政治–军事对抗模拟”。虽然这种方法在二战中已经被德国和日本使用，但作为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方法于1954年在兰德公司首次提出。^[9]在该推演中，代表各个指定国家政府领导人的参演组，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情报等各方面人员，一起讨论危机态势，分别确定各个国家的利益和目标，考虑各种政策选择，代表其政府做出决策。与仅侧重军事的作战模拟不同，政治–军事对抗模拟特别强调对抗态势的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强调针对想定态势做出反应的决策过程。^[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