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索未知的哲学与思维演进
爱因斯坦曾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科学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39]爱因斯坦所说的前者就是指演绎推理，后者则是指归纳推理。演绎推理是在某些前提成立的条件下推测必然会出现的特定结论，是做合乎逻辑的推论的过程。归纳推理是指从特定事件、事实向一般事件或事实进行推论的过程，是从已经（或当前）观察到的现象推及即将观察到的未知现象的过程，也就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经验到规律，从现象到未知。归纳推理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过程，而演绎推理则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过程。
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差异可以很容易地用天气预报这个例子来解释。几千年的天气预报方法都是归纳的，比如“正月十五雪打灯”“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种总结出来的节气规律和口头经验成为一种预测未来的基本框架，结合逐步改进的历法，通过归纳推理可以形成具有一定的概率可靠性的天气预报。而现代天气预报的科学方法则是建立在感知的基础上，也就是通过迹象运算推理出未来的天气，即采用演绎推理思路。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一种仿真的思维，而仿真的程度决定了预报的准确性。天气预报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充分的预测领域之一，但至今仍在准确度方面备受困扰。本书所研究的战略推演正是与此类似的一种仿真模拟方法，是对社会复杂决策环境进行的仿真和实验活动。
科学形式逻辑体系的演进见图1-1。
图1-1 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科学形式逻辑体系的演进
（一）人能预见未来吗
“人能预见未来吗”这一命题的实质是“历史（已知）推得出未来（未知）吗”。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末就注意到归纳法作为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在他之前，人们一直认为科学主要依赖于演绎法。200年之后，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证明归纳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他首次指出了一个认识论中永久存在的问题，即休谟问题：“从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其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所有的实验结论都建立在‘历史会重演’的逻辑假设基础上”。然而，这一点能否成立却完全没有依据。过去的经验只能提供关于过去类似事件的信息，但“为什么这些经验可以沿用到未来，可以拓展到其他学科？也许只是表象上相似而已”。也就是说，归纳推理对未来的预测是一种可能性的判断，而绝非确定性的。同时，归纳推理得出的关于未来的结论一定是倾向于与过去具有相似性的。这本身就是带有误导性的假设。“因此，根据经验得来的一切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推理的结果。习惯随之成为人类最伟大的导师。也正是因此，经验变得非常有用，我们自发地倾向于期待未来会发生与过去相类似的事情。”
休谟的这种论断对整个科学体系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也就是科学发现并没有合理的基础。休谟一直努力证明自己是错的，寻找归纳的替代方法，为此发表了很多关于科学认识论的文章。这种思想一直影响至今，仍然是战略预判方面的核心难题之一。休谟称归纳推理为“关于事实的推理”（reasoning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对其全面的分析首次呈现在其力作《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随后更简洁有力地呈现在《人类理智探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关于事实推理的本质是什么？恰当的答案似乎是，它们建立于因果关系之上。因果关系的全部推理与结论的基础又是什么？也许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经验……从经验所得出的所有理论的基础是什么？这暗含着一个新问题，也许是更困难的解决方案与解释。为何这经验应该被拓展至未来以及其他的也许仅仅是表面相类似的客体，这是我所要坚持的主要的问题。”[40]
上述问题的实质是：从已知推至未知的根据。从时间的维度，即如何从过去、现在推至未来；从空间的维度，即如何从一个事例推至相似的其他多个事例。休谟随后从这两个维度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究，最后得出了一个心理学的答案：“习惯是人生伟大的指南。只有这条原则可以使我们的经验有益于我们，并且使我们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41]波普尔进一步指出休谟所说的归纳的逻辑问题是：“从我们经历过的（重复）事例推出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其他事例（结论），这种推理我们证明过吗？……为什么所有能推理的人都期望并相信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例同经历过的事例相一致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极为自信的期望呢？”[42]休谟之后，20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纳尔逊·古德曼拿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如果有人问我们怎么知道某种预测是正确的，那么答案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人问我们怎样实现区分正确预测和错误预测，那么答案是我们靠的是预感，而不是哲学解释。”古德曼认为归纳推理的证明方法与演绎推理的证明方法相同，事实上都遵循了推理的原则。“如果预测遵循了归纳的有效原则，那么它们就是合理的；如果这些原则是根据精确分析归纳实践得来的，那么它们就是有效的。”实际上这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未来的判断是无法在当下进行验证的。美国分析哲学家马克斯·布莱克指出：“科学的进步，就是极力追求那些不可预见的事物。人们总是希望将发现的过程转化为一种可以交流和传授的法则。这种希望激励着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从培根到爱丁顿这些伟大的科学方法探求者。我们应该放弃这种方法，因为它是基于一种不可靠的幻想，几乎是无法成功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也持此观点，他认为：“逻辑不能为科学带来确定性，因为科学发现最终取决于主观才智，而非正确的客观方法。归纳取决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从一系列给定的观察结果中，我们可能得出一个一般结论，而另一个人可以归纳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演绎论证则不同，因为其结论包含在最初的假设中。归纳论证的结论可能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但在实践中十分合理。”
（二）解析未知
国际政治领域的鼻祖汉斯·摩根索指出：“对于那些试图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目前的迹象来判断未来的人来说，世界事务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东西。”[43]所谓“以往的经验”就是“归纳推理”，所谓“目前的迹象”就是“演绎推理”。近代以来，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归于培根的“归纳推理”和波普尔的“演绎证伪”两大体系。[44]解析未知的路径也经历了从归纳到演绎的发展过程。
归纳和演绎都是一种推理过程。推理作为一种高级认知的过程，是指评估前提和结论之间潜在关系的能力。[45]在研究中不能解决的深度不确定性问题，就需要依靠推理完成。推理内容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一个或多个命题组成的前提，另一部分是根据前提做出的结论。根据前提与结论的性质及其关系的不同，推理分为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两种不同形式，也就是不同的推理路径。归纳推理是指以个体具体的信息为基础对其特质进行的推论；演绎推理是指以个体的特质为基础对其行为表现进行的推论。[46]归纳推理是基于“经验”的推理，演绎推理是基于“理念”的推理；归纳推理是为了得到结论的推理，演绎推理是为了验证结论或运用结论的推理。[47]普遍而言，社会科学也是通过“归纳”和“演绎”两种推理方法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挑战。例如，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者将推论分为归纳推论和演绎推论。
归纳主义是随着实验科学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学派，在近代科学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17世纪，英国经验派创始人培根曾系统研究归纳法，牛顿让归纳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直到“休谟问题”被提出，归纳主义的弊端开始显现并饱受诟病。“休谟问题”认为归纳得出的结论具有“或然性”，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将来。随着量子力学的创立，科学家们越来越否定因果律而采用概率论，并创立了概率归纳逻辑。随后，波普尔提出了证伪的原则。科学界高度推崇波普尔的演绎证伪方法，这也成为20世纪以来的主导性科学方法。波普尔认为，归纳不能推动科学发展，科学家们通过搜集信息并不能得出对模式和未来的概括。而科学家们实际上是从假设开始，由此演绎出某种结果。随后，他们通过观察和实验来验证预期的结果有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那么这个假设就是成立的。如果没有观察到预期的结果，那么假设就是错误的。但即使这种假设得到了证实，也不能认为它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德国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对归纳的思维路径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他指出：“进行归纳推理的人可以比为向陌生的海洋地区抛网——他不知道是否会捕到鱼，但他知道，如果他想要捕到鱼，他就得抛网。每一个归纳的预言都像把网抛到自然事件的大洋里去，我们不知道能否有所捕获，但我们至少是在尝试着，并且是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办法尝试着。”赖欣巴哈进一步指出，归纳的关键价值在于它是已知的预见未来“最好的工具”。“我们尝试着是因为我们想要行动——想要行动的人是等不及未来成为可观察的知识的。控制未来——把未来的事件按照一个计划来安排——是以‘如果某些条件得到实现就将发生什么的’预知的知识为前提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将发生什么真理，我们就将使用我们最好的假定来代替真理。假定是未能获致真理时的行动工具；可以证明归纳法为正当的理由就在于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行动工具。”[48]
演绎主义的历史发展要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他将认识划分为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并得出了认识的两种途径，即直接归纳和逻辑归纳。但是亚里士多德更加重视演绎法的研究。在此之后的很长时期，演绎法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演绎法，他在《方法谈》一书中系统研究了演绎法。笛卡尔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推崇理性，提出了以数学公理为基础的演绎方法，推动了现代科学、哲学及物理学等的发展。演绎主义最大的不足就是假设。与归纳法的结论相对应，演绎法的前提同样具有“或然性”，是人们认识事物提出的假设。假如演绎法的前提被否定了，则其推导出的结论必将被否定。实证主义方法就建立在演绎证伪法的基础上。实证主义方法通过限定具体应用情况、规范主要影响因素等方法，建立数学或逻辑模型，以理解理性行为，尤其是将人作为理性行为体来理解人的行为，建立对理想化世界的预测。演绎法则更多地依赖自由创造的结论，并通过收集事实证伪来验证其科学性。较为典型的如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和情报分析心理学等理论。具体而言，比如通过发现特定情况中会出现的特征“迹象”来研判可能发生的情况。
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总是倾向于夸大科学的确定性。这种倾向来源于对科学的迷信。科学具有较强的程序统一性，能够推导出解释和预测的规律或法则及经验主义原则。这种原则决定了只有通过观察和实验才能够决定某种论述是否“科学”。然而，“在自然界中，我们偶尔会遇到变幻无常的事情，也就是随机现象。在人类事务中，我们偶尔也会遇到革新带来的异常变化，如自由意志的演变。因此，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存在混沌的现象。”波普尔指出：“人们应该注意，不要将科学的程序合理性理解为只要遵循这种程序就能取得成功。这两种概念极易混淆。在实践和实用科学的研究中，这种理论性突出的想法显然是不适用的。从逻辑上讲，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科学探索将会取得成功，那么就不会明白在人类努力探索未知世界的漫长历史中为什么成功如此罕见而珍贵。”[49]波普尔的演绎证伪迅速一统天下，成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范式，直至今日。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著名哲学家罗素就指出：“所有逻辑和纯数学之外的重要推论都是归纳，而不是演绎。只有法律和宗教信仰例外，因为它们的文本是建立在不可置疑的假设基础上的。”
社会科学领域高度复杂，许多学者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能否用于社会科学预测存在争议。[50]总体而言，社会科学强于现象解释，弱于演绎推理。[51]在国际政治领域，预测仅限于较为宏观的特定国际体系中的特征或行为模式，即在何种条件下这种特征会保持不变，何种情况下会发生转变。较为典型的案例是西方学术界和情报界均未能预测到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52]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探索运用演绎思维方法就成为提高未来预见性的重要补充手段。在这个重要的领域里，推演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践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