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策的“非理性”

很多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决策往往看起来并不理性，甚至偏离了正常的智力水平。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很多人就存在这样的困惑：为什么美国在全世界、全领域、全方位出击，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与俄罗斯互怼，与欧洲主要国家不睦，与日本离心离德，制造与墨西哥的贸易和移民摩擦，在伊核问题上出尔反尔与伊朗交恶，在委内瑞拉插手颠覆政权等，简直不胜枚举。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既然美国选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不与某些国家结成反华大同盟，集中力量做大事？

另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就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认识和决策。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加速攀升，美国长期以贸易失衡为由对华施加汇率等方面的政策压力。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想找回贸易平衡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的管制。^[20]这个逻辑非常好理解，就是你限制自己的东西出口到别家，反而还抱怨你进口人家的东西太多了、出口的太少了。这是极其明显的道理，而且美国大多数战略研究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也明白他们的诉求本就是无道理的。因此，清华大学李彬教授与我在SSCI期刊上发表了“Measuring Political Barriers in US Exports to China”这篇文章，目的就是叫醒“一个装睡的人”。^[21]这件事后来的进展非常有趣。美方与中方争执此事历时十余年，直到我们的文章发表后数年，美国终于以无法忍受巨额逆差继续发展为由，与中国展开了贸易战。这时，我们尘封已久的“炮弹”又被发现。^[22]2017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赴美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发表演讲指出，“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今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对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23]。在中美第十一轮贸易谈判破裂后，中国商务部于2019年6月6日发表了《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其中第5页再次引用了这项研究成果，“如美将对华出口管制调整到对法国的水平，美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三分之一”^[24]。

道理异常简单，事实如此昭然，除了“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吵架中总是各说各话”，决策的复杂性也是导致出现背离常识的政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实际上，决策非常复杂，国家、组织和企业的决策更为复杂，必须深刻理解决策的过程，才能对决策有清楚的认识。上一节提到，在美苏冷战开始后，美国以理性行为体假设来判断苏联的行为方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误判，甚至将两国推向核战争的边缘。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美国有兰德公司背景的一些战略学者开始意识到组织行为对决策有深刻的影响。他们认为，苏联的行为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决策，而是整个感知、分析和决策体系以及各种集团综合作用后的决策。这也对此后的战略研究和决策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仅仅十年，美国一直沉浸在一极独大的骄傲和自满中。“9·11”事件的爆发远远突破美国人的想象。事件发生前，美国一直在梦想着如何在单极世界中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领导力，决策者陶醉在可以轻易独裁未来的幻想中。^[25]但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美国甚至将本应该采用战术方式进行的反恐行动推高到了全球反恐战争的战略层面，出现新的重大战略预判和决策失误。^[26]“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很快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随即在很短时间内，“怎么帮助总统做出打伊拉克的（合理化）决策”成为美国决策圈的一个核心命题。小布什决定要打伊拉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就需要给出足够的理由支持。为此，他们必须迎合决策者的决策需求，提出并非基于事实的战略研判。关于这段历史，有很多回忆录式的鲜活材料，让人对美国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程度错愕不已。

特朗普上台后，这种现象越发突出，决策的离经叛道程度甚至超出了普通看客的接受度。例如，在“伊朗威胁大，还是朝鲜威胁大”这样的问题上，特朗普公开指责本国情报界人士在伊朗问题上“幼稚”，更是在Twitter上宣称：“他们错了！当我成为总统时，伊朗在整个中东甚至更遥远的地区制造麻烦。自从终结糟糕的伊朗核协议以来，伊朗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是潜在危险和冲突的根源。它在试验火箭（上周），还有其他行为，正在逼近边缘。它的经济正在崩溃，这是阻止它乱来的唯一因素。小心伊朗。也许情报界人士应该回学校！”而就在前一天，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和其他情报机构负责人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做证，他们对伊朗、朝鲜以及伊拉克和“伊斯兰国”的看法与特朗普非常不同。美国各情报机构“不认为伊朗正在从事我们认为生产一枚核装置所必需的活动”。科茨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吉娜·哈斯佩尔等情报界负责人都认为，伊朗构成的威胁不像特朗普所称的那么严重，但他们表示，朝鲜仍是一个威胁。特朗普在新加坡首次会晤金正恩后曾表示：“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已不复存在……朝鲜与美国的关系空前好。没有试验，交还遗骸，释放人质，无核化的时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对特朗普将整个情报界的客观分析弃如敝履的做法无法认同：“我国情报机构继续对我们面临的威胁提供严谨而现实的分析，这是它们的功劳，白宫不听，这是非常危险的。”^[27]

上述现象都反映出一个非常浅显且容易被非国际政治专业人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行为体的决策都不是简单理性的，即使是美国也长期反复出现重大战略误判和重大战略决策错误。那么，究竟决策是如何运行的？理想中的决策与实际运行方式的差距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