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预见困难之源

归根结底，造成预见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人的因素过于复杂。社会科学面对的深度不确定性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此。首先，人的非理性是造成预见缺陷的根本原因。涉及竞争、对抗、博弈与危机管理的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理论都衍生于严格的“理性行为体”假设，也就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经济人”追逐利益，具体而言就是“效用最大化”（utility-maximizing）。大部分理论和战略研究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建立这样一种模型：其中被研究的人、组织或国家都是理性的，都倾向于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几乎每个被研究的人都不是简单理性人，他们千差万别、取向各异；几乎每个组织都不是理性行为体，它们存在大量的内部制衡、路径依赖、小集团决策现象等；几乎每个国家都不是简单理性的，它们有各自独特的战略文化、政治和战略决策制度，以及反复更迭的政府和领导人团队。当对社会科学中诸如国际政治类的研究逐步深入时，尤其是在应对现实世界挑战和在实践中检验时，理性人假设经常出现与现实偏离较远的问题。在战略评估与仿真分析中，人非理性的一面格外突出，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政治研究中，人的动物性特征远胜于经济学研究体系中的简单假设。也就是说，对人的假设更接近于动物行为学而不是微观经济学，人的行为会受到复杂因素集合的驱动，而不只是简单的利益或效用驱动。

其次，人性所致的认知偏差往往削弱我们对未知的判断能力。在战略实践中，有大量的战略欺骗与被欺骗导致严重战略决策失误的案例，尤其反映在高烈度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当中。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之间的信息交互严重缺失，能够帮助纠正错误认知的信息与诱导战略失误的信号复杂交织。行为体往往无法做出正确判断，这时认知偏差的倾向性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倾向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具有相当一致的方向性，也就是往往不自主地倾向于高估对手、低估自己。冷战的不断加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空军截击机性能的估分远高于美国人自己的认定。相对地，苏联对自身攻击机性能的评分又远低于美国对其评价。苏联在对美国陆军主战坦克的性能认识方面也出现了高于美国自身估计的情况。^[12]这些都反映出双方对于对方威胁的认识存在一种普遍夸大的现象，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则相对保守。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今天的国际斗争和竞合中，中美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这很值得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决策者深思。“知觉与错误知觉”一直困扰着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主体的正常运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的关系稳定。这种倾向不只在高大上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层面存在，实际上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国家、组织直至个人进行决策时都会面临的问题。比较典型的是关于食品、药品等产品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如何影响国家形象的研究。在涉及民众自身安全问题时，人们倾向于夸大威胁的认知，将它上升为一种故意为之的恶意行为。^[13]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中美双方在政府和民众的不同层面对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失衡现象。^[14]

最后，“人无远虑”极大地制约了我们洞见未来。战略短视（strategic myopia）与后知后觉（hindsight）一直是困扰战略界的关键议题。战略决策者很容易存在一种自发的倾向，那就是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应对当下的战略突发事件上。对于决策者而言，如果战略分析不能解决当下问题，那就是娱乐。^[15]从美国的经验来看，领导人很容易执着于获取某个领域的具体信息，这也导致了各部门有同样的倾向。例如针对某敌对国家的分析，就会集中到其领导人身上，进一步又会集中到领导人可能做的坏事上，而不会对长远的问题进行分析。即使有这样的分析，领导人也不感兴趣，因为这不是紧迫的现实威胁。这和美国的政治体制有关系，功成必须在我，尤其不能在后任。托马斯·谢林指出，战略规划者往往更关注“少数清晰可辨且过于简单易判的危险”，而事实上，战略规划者应该“基于对更加精细和复杂因素的思考，更加广泛地思考各种不测事件”^[16]。《大国远谋》所选择的重点案例——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系列研究的最初目标就是帮助决策者应对冷战突然结束的历史大变局，预判未来世界大势，从而形成助益决策者思考长远的可观局面。战略分析必须“有用”，也就是必须针对当前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日程表上”。^[17]其基本方法是基于历史连续性开展预判，并逐步加强对不连续性突发事态的假设检验。二者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两位前主席合著的《重塑战略思维》的核心宗旨就是要解决美国决策者缺乏远虑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战略，如何让战略分析和规划更好地为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选择服务。^[18]显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虽然不断加大对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运用力度以提升对长远未来的认识，但事实证明这个团队更多关注的是历史连续性较强的世界大趋势，而未能如愿地对突发的重大不确定性做出有效的预判。因此，在系列研究的持续推进过程中，美国对战略预见与具有“远见”的决策的反思和认识也逐步深入。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反映出：前期研究过多重视历史的延续性，而对不连续性的关注不够充分，“对趋势、危机与突发事件之间的关系关注不足，关注事态传承发展过多，关注变化过少”^[19]。最终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推演等仿真手段能够有效帮助决策者深化对国际行为体在关键时间节点上和更长周期中可能出现的动向的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