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预见未来之难

194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焦灼的时刻，突然爆发的珍珠港遇袭事件给美国上下造成极大震动，由此掀开了战略预判和预警的时代序幕。尽管众说纷纭，但可靠的材料都反映出美国历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突袭——珍珠港事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事前预警。很多关于事前已经对珍珠港遇袭进行了研究的说法都是以讹传讹，实际上都是事后对遇袭事件进行的教学用的虚拟报告。^[2]1962年出版的《珍珠港：预警与决策》（Pearl Harbor:Warning and Decision）一书就是针对为什么没能预警珍珠港事件而进行深刻研究的成果，也成为战略预警领域的开山之作。研究结论尤其突出了对重大不确定性的理解和认识，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并客观接受这种未知，进而寻找适宜的方法在重大不确定性永恒存在的环境中适应并生存。“对珍珠港事件的研究对理解未来的价值就在于接受不确定性客观存在这个现实，并努力学会与之共存。”^[3]正是这本书提出了著名的“信号噪声”理论，提出在背景噪声中分辨出信号是成功预判形势的关键。^[4]

二战结束后寥寥数年，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就因为严重的战略误判而滑向冷战。这两个国家都没有预判出冷战会开始，反而是很多误判直接加剧了误解，导致两国走向冷战。对美国一方而言，尤其是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朝鲜战争等重大事态都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战略误判，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导致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数十年冷战。冷战的最高峰出现在1962年。当年突然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冷战期间最接近热战边缘的一次重大危机事件，也导致美国通过总结二战经验建立的战略研究体系遭遇了第一次重大的失败。美国战略研究先驱谢尔曼·肯特主导的《国家情报评估》（1962年9月）认为，苏联不可能在古巴放置核弹道导弹。即使在各种迹象开始逐步显现的情况下，肯特也坚持上述判断，原因是按照他的分析方法，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做法不符合苏联长期采取的行为方式。^[5]但事件的发展完全背离了美国战略研究体系的预判。事后，肯特认为预判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赫鲁晓夫的错误判断，“他没有按照苏联领导人‘应该’做的那样去做”。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一书正是对这次预判和决策失败的研究成果。它反驳了在国际政治领域基于理性人假设的评估与分析思路，即简单假定决策者是在全息的信息环境中对全部可选的决策方案进行严格理性的决策，而是认为实际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组织运行过程和官僚政治的影响。组织运行过程因素主要是指决策者获悉的信息是经过组织机构挑选后传递的，这些信息或者是不全面的，或者是带有特定组织机构利益的。官僚政治因素则更加复杂地影响了政策的选择和制定过程，对最终决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这些现象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得极为充分，也使美国的战略研究界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决定人类命运继续还是终结的重大战略决定是如何在政府和决策者不完全理性、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做出的。^[6]

可以说珍珠港遇袭和古巴导弹危机是美国在20世纪遭遇的极其严重的危机，也是仅有的两次面临国家存亡风险的危机事件。这两个决定美国甚至整个人类命运的重大危机事件成就了战略预见领域迄今两部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有效预判危机、开展危机决策的认识。正是重大危机引发的应激反应，让战略研究界进一步认识到人类必须与不确定性共存的现实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危机预警策略，同时只有充分理解决策组织过程的复杂性，才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预见未来的突出困难。

毋庸置疑，大量战略预见性研究成果并不能驱散人类所面临的未来迷雾，我们对未来依然一无所知。决策与军备控制领域的元老级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对这种现象认识得更加透彻，“无论人们分析多么严密，想象力多么丰富，都无法一一列举出未来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7]这一判断源于对民众与国家互动问题的研究，也被称为“不可能性理论”。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2001年“9·11”事件。事件发生前，有很多机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可能发生恐怖袭击进行了不同精度的预警。但是毫无疑问，这些预警被淹没在更加复杂混沌的其他预警信号中，无法被有效甄别。1997年，也就是“9·11”事件发生4年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博弈论奠基人之一、耶鲁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马丁·舒彼克（Martin Shubik）就指出，自1950年以来，杀伤性技术快速发展，并与发达的金融、通信和后勤能力相结合，促使小规模组织和团体（诸如10～20名受训的狂热分子）的毁伤能力得到指数级提升。^[8]但显然，这种长周期的趋势性预警对任何收到此信号的决策者来说，都很难据此做出任何决策性部署。“9·11”事件后，美国成立调查委员会，对为何未能预警和防范如此严重的对美国本土偷袭的事件进行调查。后经披露，美国的情报机构虽然在事件发生前在不同层级上报过相关信息，但一方面这些信息没有被整合起来勾勒出整体的图景，另一方面一些信息长期反复出现，不断宣传威胁的信息重复导致不同层级的决策者选择性忽略了关键的预警信息，也就是被淹没在无效的信号噪声中。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战略决策的环境都是极端严酷的，战略博弈中的决策是尤为紧迫且艰难的，为此服务的对未来具有预见性的研判工作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效能是几乎不可见的。这也是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诸多学说在解释未来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关键原因。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肇始于1919年的英国，迄今已百年有余。国际关系理论在百年间实现了充分的发展，陆续出现了以现实主义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为代表的诸多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创立的目的都是更好地解释历史、分析现在、预判未来。然而，20世纪直至21世纪的前20年，国际关系理论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分析和预判遭遇了诸多重大困难。最为突出的是冷战的开始与结束、“9·11”事件的发生与反恐战争、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重构。显然，不只在应对重大突发事态方面，甚至在区域化、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消长等大趋势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及诸多流派均没能满足解释现实、预判未来的基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