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士品级

在中国，如果家中有一个儿子，几乎每个父亲都有这样的梦想：希望他有朝一日成为一个文人学士。这一雄心壮志似乎是随着孩子的降生便从父亲的心头萌生出来，孩子给家庭带来了灿烂的阳光。最穷的人可以像最富的人一样纵情沉湎于这样一个奢侈的梦想，因为在中国，财富和荣誉的机会并不掌握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阶层手中。士大夫阶层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招募新成员，除了那些被法律禁止的阶层之外。娼妓、演员、剃头匠及其他少数几个行当的从业者，他们的儿子不能竞争任何功名。除了这些人之外，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而通往功名的康庄大道，便是教育。

国家的文职官员必须从文士当中选拔，如果考虑到管理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需要多少文职官员，你就不难想象，他们是一个多么有影响力、多么有权势的阶层。当然，没能考取任何功名的士子数量庞大，尽管他们没有官职，但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地区依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是学校里的老师，是村里的灵魂人物。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远远高于平民百姓之上，在地方官遇到麻烦的时候，在他们的村子出现争端和阶级斗争的时候，人们所征求的正是他们的建议，他们很自然地处在领导者的位置上。他们为了互相保护而结成同盟，与这样一个阶层发生冲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每一个人的身后，不仅有他所属于的那个共同体，而且还有他自己的宗族跟他站在一起，以他们所掌控的一切资源，和他甘苦与共、祸福同当。从整体上看，他们是一个非常肆无忌惮的群体。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刻苦的学习而得以提高，同时，他们的道德感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麻木了。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死敌，他们是最强烈、最顽固的仇外者，不管这个外国人属于哪个国家。

有4个学术品级授予给成功的文士：（1）秀才；（2）举人；（3）进士；（4）翰林，亦即北京皇家学府翰林院的成员。秀才是在士子所在县的县城举行的考试中获得的功名，举人是在省试中获得的，而最后两项功名都是在北京城的殿试中获得的。在最后一级的考试中，皇帝本人是主考官。

从西方人的观点看，获得上述任何功名所需要的学问非常贫乏而有限，在我们英国的学生看来少得荒谬可笑。要求他们掌握的一切，是对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我们国家每一个高中学生都要学习的基本课程，对中国学生来说完全一无所知，我们大学里所讲授的高级课程就更不用说了。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地质学等，对中国学生来说都是几乎闻所闻为的字眼，至于我们国家年轻人必须学习的纯科学课程，它们尚未进入这个国家学者生活的知识视野。

你千万不要据此推断，中国学生必须通过的学习课程很容易。在很多方面，它都比英国学生必须通过的课程更难。中国学生必须把所有经典及公认的评注都背得滚瓜烂熟。这些课程常常晦涩难懂，而且总是多少有些枯燥乏味。它们所涉及的，不是人生，而是抽象的道德和哲学问题。对真正的思考没有什么作用，没有培养他们通过研究大自然来获得想象力。整个学习是一桩苦差事，首先要掌握成千上万个样子诡异的象形文字，书都是用这样的文字写成的，然后把它们储藏在记忆里，好让整本书中的字字句句都烂熟于心，以至于无论什么场合都能信手拈来，准确地加以引用。这两件事情给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折磨和可怕的压力，没有一个英国学生受得了。究竟有多少中国文人被这种可怕的紧张劳累所压垮，在他们所贪求的功名依然遥不可及时便埋骨山丘，恐怕只有那些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才知道。

就最初一级功名的考试而言，共有4门功课要通过，即：一首五言或七言诗，不超过60个字；一篇不拘定格的骈文，描写某幢古建筑或某件古物；一篇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的时文，论题取自典籍；一篇论述重大问题的策论，内容古今皆可，只要考官认为合适就行。

诗歌的题材都有着引人遐想、富于诗意的性质，会激活潜在的想象力，使之发而为诗。下面就是过去考试中出的几个诗题，它们被考生处理得十分优美，一种真正的诗歌精神贯穿其中，以至于被付梓印行，供学子们当作典范来学习：“山寺钟声何处闻”描写的是钟声从坐落于深山中的寺庙里传出，它悠扬的声音传到了山中孤独旅人的耳朵里；“南浦别友人”讲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官员离开他治理的那个地区，启程返回遥远家乡时的情形；“春水绿波”描写的是春天下雨之后，溪水从山上奔流而下，在太阳的照射下绿光潋滟，流向山下的平原；还有“春鸟鸣”、“春石榴”等。

很多诗作都有货真价实的诗歌韵味。它们显示了对大自然的神奇洞察，蕴含了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完全可以媲美西方的一些著名诗人。这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因为乍一看，中国人的灵魂中似乎并没有燃烧着诗性的火焰。他们看上去迟钝而冷漠，相貌粗糙，毫无诗意，然而却能从一头老牛身上捕捉到大自然的点滴魅力，予以精致细腻的描绘。

然而，中国人都是多面人，从他们冷漠木讷、毫无艺术气息的外表上，你做梦也想象不到他们所拥有的天赋和才略。而且，他们对大自然有一种真心实意的热爱，一眼就能看出大自然的魅力，他们似乎被赋予了在大自然中发现美的独特本能，并用真正的诗歌语言把这样的美展现给那些缺乏艺术眼光的人，对于后者，大自然总是羞于展现她的美。

骈文写作的题目就其性质而言一点也不诗意，但它们必须遵循某些定义明确的格律，有点像马丁·塔波尔^[1]的风格，应该剥除它们的散文外表，使它们看上去像某个有韵文创作天分，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杰出诗人的人写的。下面是过去的考试中出的几个骈文题目：“阿房宫赋”、“铜雀台赋”等。《铜雀台赋》这篇骈文所描写的铜雀台，是三国时期（公元221年～265年）一个篡位者在兵荒马乱的多事之秋建造的，为的是使他能够眺望很远的地方，好让他及早知道敌人的到来。还有一次的题目是“宫榴赋”，描写的是汉代一棵著名的石榴树，每天三次垂下它的枝叶，仿佛睡去一样，然后再次舒展枝叶，就像小憩之后重新振作似的。

时文的题目取自典籍，考生要么用评论性的方式处理它，要么从中引申出自己的观点。下面是从过去的考试中选出的几个时文题目：“载饥载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诚者，天之道也。”“以德报怨。”

策论更具普遍性，处理的题材也更宽泛，远至遥远的过去，近至当下的事件。过去的考试中出过这样一个策论题：“秦始皇焚书论”，论述的是这位著名君主焚书的目的，他把古老的典籍从这个国家赶尽杀绝，好让后来的人再也不能研读它们。他自己也受到了这一行动的影响，因为，当他想要在这个新建立的帝国施行改革的时候，正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学士激烈地反对他。还有一个题目是“描述中国的长城，介绍铁路及战舰”，这显示了光绪皇帝在1898年支持戊戌变法的姿态，以及这位杰出的皇帝把科举考试领上了新道路。

写时文和策论都必须把古代典籍及其权威评注中的每个字都背得滚瓜烂熟。这本身就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除了中国人之外任何人都会被弄得精神崩溃。每个字都必须认识和记住，因为每个字都是一副完整的图画，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前景和背景，必须单独学习和掌握，就好像它是这门语言中唯一的字。这里不允许出错。错用或错写一个字都会被考官扔到一边，使考生金榜题名的希望化为泡影。

不妨想象一下五六千个这样的方块字，个个都是一副古色古香的样子，仿佛出自诺亚方舟。它们像数字一样干巴巴的，一样严肃庄重，然而，每个字都有自己的故事，隐藏在它复杂的点横撇捺的背后。学生必须深入了解这些故事，记住其背后稍纵即逝的形态，拼凑出这些神秘符号的褶皱中所隐藏的爱与恨、激情与杀戮、人性弱点和高尚意图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巨人才能执行。

当学生完成这项工作之后，还有更艰巨的任务要完成。整本整本的典籍都要死记硬背，还要牢牢掌握将近三千年前写下的每个字词句章的意义，以满足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考官们传统守旧观念的测试。

一流的中国学者都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大脑和智力在经过这样强加的极度劳累之后活下来的幸存者。这些书本身都是最枯燥乏味的。老一辈哲学家和思想家已经尽可能地把人类生活的气息从这些书中挤了出去，他们对于平常而普遍的人性似乎很看不得。这些书的风格简短而凝练，就好像写这些书的人要么从未学习过写作的艺术，要么忙得没有工夫详细展开。书中既没有浪漫传奇，也没有激动人心的东西。字里行间闪现着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道德，但说教太多，与平常的生活脱节。我们渴望听到男人女人的交谈和孩子们的欢笑，渴望听到人的声音，但我们从未听到过。基督所采用的方法是多么不同啊！他的讨论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男男女女从我们的视野里走过，人群在我们面前匆匆来去，人的欢乐和悲伤用如此简单的语言加以描绘，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就在眼前这幅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的场景当中活动。

在第二等级的举人考试当中，科目跟县试中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要获得更高一级的功名，考生需要有更简洁、更经典的写作风格，以及对不同科目的更渊博的知识。举人的功名考试在省城举行。很多省份幅员辽阔，考生常常要跋涉两三百英里才能到达省城。考虑到糟糕的路况和旅行的艰难，这段距离意味着每天马不停蹄要走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不过，身体上的劳累且不去说它，对赶考的士子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更加重要，这就是盘缠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一贫如洗，与约伯^[2]或传说中教堂里的老鼠不相上下，因此，如何凑足离家期间的吃住费用，对大多数考生来说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有很多故事讲到这些人为了青史留名而不得不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国南方某地，有一条公路从一座陡峭而崎岖的大山中穿过，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故事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个穷秀才去省城考举人。从他所住的那个小村子赶往决定自己命运的省城，他艰苦跋涉了两百英里。他是个内心勇敢、身体强壮的人，以不屈不挠的毅力，他跋山涉水，穿过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最后到达了目的地。

此时，他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刚好够他勉强度过考试的那9天。考试结束，他花完了最后一个铜板，留在了这座大城市，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中国人对异乡人的慈悲之心是一种在古代典籍中得到高度赞扬的美德，但在日常生活中却难觅踪影。此人丝毫没有绝望，因为他是一个胆量过人、意志坚定的家伙，尽管是一个才华出众之士，但他并不耻于亲手从事任何诚实的劳动，不管这项工作多么卑贱。因此，他与一家轿行接洽，得到了一份轿夫的差事，抬一位顾客返回他自己的家乡。在中国各地轿夫都有着很低贱的名声，因此这份差事显示了此人勇敢而独立的精神，他愿意降低自己作为士子的身份地位，暂时成为轿夫这个被人瞧不起的阶层中的一员。

这位秀才抬着客人足足走了150英里，翻山越岭，行走峭壁，穿过人口稠密的平原，心中始终焦急地猜测着考试的结果，自己到底是金榜题名，还是名落孙山。他没有足够的钱，让他能留在省城等待张榜的结果。到这时候，他的肩膀肿了起来，被长时间扛在肩上的硬竹竿磨起了水泡，生活开始对他呈现出非常阴暗的一面。这天，他刚好来到一座陡峭险峻的高山脚下，抬头仰望山顶，想到要抬着沉重的轿子向上攀登，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就在此时，他听见身后响起“报喜官”的锣声，他们一边匆忙前行，一边高喊着那些金榜题名的幸运儿的名字。“报喜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谋生手段跟科举考试有关。考官刚一公布中举士子的名字，他们便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往中举者的家乡，向他的亲戚朋友报喜。他们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们通常是4个人一伙，手里拿着铜锣，时不时地敲上几下，同时大声喊出中举者的名字。

当这些报喜官走近的时候，他焦急地倾听，心狂跳不止，他捕捉到了自己的名字，听到自己不仅金榜题名，而且高居榜首，因此，从今往后他就是全省的头名解元了。他欣喜若狂，因为财富和荣誉如今伸手可及，贫穷和困苦即将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他停足落轿，说：“我再也不用抬轿了。”他的主顾提醒他要按照约定把自己抬到目的地。迟疑片刻之后，他答应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客人必须为面前的这条陡峭山路付给他额外的一笔钱。客人同意了，这位新科解元再次把竹杠抬到被磨起水泡的肩膀上，脚下迈着轻快的步伐，心中唱起欢乐的歌曲，攀登面前的那座大山，就好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苦力，而不是一个很快就会名扬全省的举人，他的名字将张贴在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士子的家里，不是全省，而是全国的每一个省份。

从此以后，为了纪念这一著名的事件，轿夫走到这座山脚下的时候都会停足落轿，只有当客人答应除规定的费用外再给一笔额外的报酬，他们才肯动身。

进士和翰林的功名是在北京获得的。那些通过了这两次考试，尤其是通过了最后殿试的举子，都有光明的前途，能够获得帝国最赚钱的职位。不管他们最初的地位如何，金榜题名这个事实立即把他们置于中国上层阶级的前列，殿试考中头名的人很可能成为两省总督，在这个职位上，他拥有帝王般的权力，可以统治四五千万人口。

但是，一种新的精神正传遍整个帝国，在它的血管里奔涌流淌的血液不再重复过去几百年的缓慢曲调。像瑞普·凡·温克尔^[3]一样，漫长沉睡的时代已经结束。古老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年轻男女凝神注视的景象决不允许他们回到过去的角色。

对父辈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书籍和论题已经失去了魅力。来自西方国家的无数声音带来了歌曲般激动人心的旋律，它们的回声飞越平原高山，回荡在深壑大谷，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从未吟唱过的新的生活观念正在这个民族的灵魂中醒来。未来时代之歌最早的几个音符刚刚被人们听到，他们心中似乎已经永远死去的梦想，再次在他们心中形成新的意象。

全国各地建起了新式学堂，莘莘学子们正蜂拥着进入这些学堂。西方思想的奥秘触动了他们的想象，与此同时，中国人过去从未探索过的新大陆，如今正隐约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目瞪口呆，惊讶不已。

一个新的时代确实已经出现在中国。那些常常能容纳万名考生的贡院，如今已被废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它们的荣耀已经死去。大门在东游西荡的风中摇摇晃晃。硕大的蜘蛛在房梁上织网。不难想象，大殿里回荡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声，是曾经在这里赢取功名的大人物们发出的叹息，他们的幽灵在哀悼帝国逝去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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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丁·塔波尔（Martin Tupper，1810～1889），英国诗人，他的诗集在19世纪中叶曾畅销一时，其《谚语哲学》（Proverbial Philosophy）一书更是印行百万册以上，但此人很快就湮没无闻。

[2] 《旧约·约伯记》中的人物。

[3] 欧文·华盛顿的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