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Ⅰ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清楚。养老院发来电报:“母逝。明日葬。此致。”等于什么都没说。兴许是昨天吧。
养老院位于马朗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打算坐两点钟的巴士,下午能到。这样就赶得上守夜,然后明晚返程。我跟老板请了两天的假,他没理由不批准。不过他确实不太高兴。我甚至都说了“这不是我的错”,他也没吱声。我就压根不该提这事儿。不过总体说来,我觉得没什么好抱歉的。他本就该来慰问我。不过,等后天他看见我戴着孝,准会这么做。此时此刻,妈妈像是还没死。相反,等葬礼办完,一切尘埃落定,才会显示出应有的严肃感。
我搭乘了两点的公共汽车。天很热。跟往常一样,我去瑟莱斯特的餐馆吃饭。他们全都为我悲痛,瑟莱斯特跟我说:“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妈妈。”离开时,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门口。我疏忽大意,忘记上楼跟艾玛纽埃尔借黑领带和袖章。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失去了叔叔。
我跑步前进,生怕耽搁了行程。匆匆忙忙,又是一路小跑,加上路途颠簸,混合着汽油味儿,还有路面和天际的混响,搞得我晕乎乎。几乎睡了整整一路,醒来时,发现自己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问我是不是远道而来。我懒得多说,就答了一声“是的”。
养老院离村镇两公里远。我步行前往。心想赶紧见到妈妈。但看门人说,必须先跟院长碰个面。他很忙,我就等了一小会儿。这期间,守门人一直陪着我叙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他是个身板矮小的老头,胸前佩戴着荣誉军团勋章,发亮的眼睛直盯着我。他久久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手抽回来。他查阅了一份文件,跟我说:“默尔索夫人是三年前送到这儿来的。您曾经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我猜他是想责怪我什么,便开始辩解。但他打断了我:“您不用急着解释,我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并不能满足她的需求。她需要一个护理员。您的工资收入不算高。总之,她待这儿要更幸福一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接着说:“您知道,她有自己的朋友,有同龄人做伴。她可以跟他们分享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话题。您太年轻,她跟您在一起会觉得无聊。”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时,喜欢静静地盯着我看,这样就能消磨一整天。刚住进养老院时,她经常哭。仅仅因为不习惯。几个月后,要是把她领出养老院,她倒要嚎啕一场了。依旧是习惯使然。最后一年我几乎没去探望她,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当然也因为探望一次就要占用整个星期天,还没算上搭公交车、买票、路上耽搁两小时的辛劳。
院长还在喋喋不休,可我压根没听进去。接着他说:“您肯定想去看看您母亲。”我一言不发地起身,他抢在前面走到门边。楼梯里,他跟我解释说:“为了不惊扰到别人,她被转移到小停尸房了。每逢有人过世,其他人都要紧张个两三天,给我们的管理造成了不便。”我们穿过院子,老人们正三五成群地闲聊。当我们经过时,他们就闭嘴噤声了。待我们走远,才重新拾起话头,就像雌鹦鹉低声地叽叽喳喳。院长在一幢小楼门口与我道别:“请自便吧,默尔索先生,我在办公室随时恭候您。理论上,葬礼定在上午十点。我想您应该会为死者守灵的。对了,您母亲似乎跟朋友们提过,想按宗教仪式来入葬。我已安排妥当。但还是想提前知会您一声。”我向他道了谢。妈妈虽说不算是无神论者,但活着的时候也从没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去。房间很敞亮,墙面用石灰粉刷白,还有一面彩绘玻璃窗。外加几把椅子和X型支架。两个架子摆在中央,支起一口加盖的棺材。只能看得清那些磨亮的、快要损坏的螺丝钉,松垮地铆在漆了褐色染料的棺木上。棺材旁,是一位身着白色罩衫的阿拉伯女护士,头上披着的绸巾颜色鲜亮。
这时,看门人走进来,站在我背后。他大概是跑着过来的,结结巴巴地说:“她被盖起来了。但我该把螺丝拧下来,让您看看。”他走近棺材,但我阻止了他。他说:“您不想看看吗?”我说:“不想。”他停下动作,我有点忐忑,觉得自己不该那么说。沉默了一会儿,他盯着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毫无责备的意思,像是在问他自己。我说:“我不知道。”他捻了捻花白的小胡髭,眼睛从我身上移开,表示“我明白”。他有一双淡蓝色的漂亮眼睛,脸有点发红。他递给我一把椅子,自己则坐在比我稍稍靠后的位置。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守门人突然对我说:“她得的是溃疡病。”我没太听明白,就盯着女护士看,发现她眼睛下面绑了一条绷带,一直绕到后脑勺。鼻子的那个位置,绷带是平塌塌的。她脸上只有绷带的白色清晰可辨。
她出去以后,守门人说:“您还是一个人待着吧。”我不清楚自己做了一个怎样的手势,结果他笔直地站在我身后。他待在这儿让我不舒服。傍晚曼妙的霞光洒满了房间。两只大胡峰紧贴玻璃窗嗡嗡作响。我感觉自己被阳光击败了。我背对着守门人说:“您在这儿工作很久了吗?”他立刻答道:“五年”——犹如一直在等我提出这个问题。
之后,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倘若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一辈子的守门人,他定会惊诧不已。他六十五岁了,巴黎人。我想起,他领我去见院长之前还谈起妈妈的事。他说最好尽早下葬,平原上热得很,尤其是这个地区。也就是说,他让我了解到他曾住在巴黎,并且,这件事令他终生难忘。巴黎人有时会跟死人共处三四天。而这里,人们耗不起这么多时间,也不会生出在柩车后面跟着跑的念头。他妻子早就提醒他:“闭嘴,这些事儿没必要跟那位先生提起。”老男人涨红了脸,请我原谅。我劝解他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觉得他讲的一切既合理又有意思。
在那间小停尸房里,他告诉我,他是以贫民身份来到这家养老院的。他觉得自己身体挺强健,就自愿承担了守门人的职责。我插嘴说,总之他算是寄宿者。他说不是。我早先就注意到,谈及那些寄宿者,包括一些比他更老的人时,他喜欢用“他们”“其他人”来指代,很少说“那些老人”。不过,自然是有些差别的。身为看门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比他们更有权力。
护士此刻走了进来。转眼就到了傍晚。夜色在窗玻璃上越涂越厚。守门人旋动电灯开关,突然迸溅的光几乎要刺瞎了我的眼。他邀我去公共食堂吃晚饭。但我不饿。他就说给我倒一杯加奶的咖啡吧。我一向喜欢奶咖,接受了好意,不一会儿,他端着一只盘子回到我身边。我喝了。然后想抽烟。但我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当着妈妈的面这么做。我略微想了想,觉得无关紧要。我也递给守门人一支,跟他一起抽着。
突然,他对我说:“您知道的吧,您母亲的朋友们也会参加守夜。这是惯例。您得去搬一些椅子来,还有黑咖啡。”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强光映在白墙上让我很疲惫。他说不行。起初装修时就是这样设计的,要么全关,要么全开。后来我就没怎么留意他了。他出去了一趟,又回来布置椅子。他把杯子围放在一把椅子上,咖啡壶摆在中央。然后他坐在我对面,我们之间隔着妈妈。护士也在房间尽头,背对我。我看不清她在做什么。但根据她胳膊摆动的样子,我猜是在织毛衣。天气很温和,咖啡让我身上暖洋洋的,夜色和花香飘进了敞开的门。我好像打了一阵子瞌睡。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惊醒了我。睁开眼,房间迸发出更亮的白光。没有一丝阴暗,面前的每一个物件、每一个角度,所有的弧线都浮现出能将人伤害的纯净。就在此刻,妈妈的朋友们都进来了。总共有十来个人,在刺眼的光芒中静静挪动的步伐有如滑行。他们全都坐下,椅子却没发出丝毫的吱嘎声。我像是平生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人,他们脸上、衣服上没有任何细节从我眼前漏掉。然而我听不到他们的声响,几乎难以相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几乎所有女人都穿着罩衫,用来保持身形的束腰绳则让她们隆起的腹部更显眼了。此前,我从未注意到老女人的肚子究竟长在哪个位置。男人们几乎都很枯瘦,都拄着手杖。他们脸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唯有皱纹形成的窝巢中央隐约透出一丝黯淡的微光。待他们就座,大部分人看着我,局促地朝我点头,抑或仅仅是抽搐。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在致意。此时,我发现他们都围在守门人身边,面朝我坐着,微微摆头。有一阵子我甚至产生了滑稽的想法:他们在审判我。
过了一小会儿,一个老太太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同伴挡住了她的脸。她小声地啜泣,节奏感很强,似乎难以让自己停下来。其他人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似的,消沉,忧郁,安静。他们盯着棺材或自己的拐杖,或者其他随便什么东西,但他们只盯着那样东西。老太太还在哭。我很诧异,因为并不认得她。我宁愿听不到她的哭声。但我没胆量去说。看门人弯腰对她说了些什么,但她一面摇头一面嘟哝着,继续用同样的节奏哭泣。守门人于是走过来,坐在我身侧。沉默了一阵子,他开口向我澄清,虽然眼睛没朝着我:“她跟您母亲很亲密。她说那是她在这儿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一无所有了。”
就这样,我们枯坐了良久。老太太的叹息和啜泣愈发弱了。她开始用鼻子大量吸气。她终于累垮了。我不觉得困了,但很累,腰疼。现在,所有人的安静让我难以忍受。我偶尔只能听到一声罕见的响动,却弄不清究竟什么在响。时间久了,我终于猜到,一定是老者中有人吮吸着自己腮帮的内侧,让一些奇怪的咂嘴声不慎逃逸出来。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早就被自己的冥思深深吸引。我此前甚至有这样的印象:这位死者,这位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在他们眼中不具有任何意义。但我现在确信那是个错误的印象。
我们一一将守门人端上的咖啡饮尽。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黑夜在流逝。我记得又一次睁开眼时,老朽们互相依靠着睡了,只有一个人把下巴抵在手背上,手里紧紧攥着拐杖,凝视着我,像是一直在等我醒来。然后我又睡了。再次醒来则是因为腰部越发疼了。黎明从窗外掠过。少顷,其中一个老人醒来,咳得很厉害。他把痰吐进方格图案的手帕,每吐一口,都像要把肺咳出来了。他叫醒了其他人,守门人说他们该走了。他们起身。难受的一夜把他们熬得面如死灰。令我诧异的是,他们每个人临走时都跟我握手——仿佛这个我们未曾交换过只言片语的夜晚,无形中增进了我们的亲密。
我累极了。守门人把我领回他家,终于能稍微梳洗一番了。我又喝了一杯加奶的咖啡,味道还不错。离开时,天彻底亮了。天空周身泛着红光,高悬在将马朗戈和大海隔开的山岗上。风从高处拂掠着这些绯红,带来盐的味道。晴天还在酝酿。好久没来乡下了,倘若没有妈妈这档子事儿,能独自散散步是何等的愉悦啊。
但我选择待在院子里,等着,在一棵梧桐树下。我呼吸着新鲜土地的香气,现在不困了。我想起办公室的同事们。这个点,他们正起床去上班,对我而言这永远是个艰难的时刻。我还联想了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楼里响起的钟声吸引了我的注意。窗子后面是一阵搬家具的喧闹,随后一切归于平静。太阳又往空中爬升了一点点,我的脚都开始被烤热了。守门人穿过院子告诉我,院长叫我去一趟。我去了他办公室。他要我在几份文件上签字。我看见他穿着一身黑,裤子是横纹的。他拿起电话,问我:“负责殡仪的人来了一阵子了。我叫他们把棺材合上。您要不要再去看您母亲一眼?”我说不用。于是他压低嗓音,在电话里吩咐道:“菲雅克,让他们过去吧。”
然后他说他会协理入葬仪式,我道了谢。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把一双短小的腿叠在一起。他提醒我说,过会儿去现场的只有我和他,外加一个护士当帮手。理论上,寄宿者都不去帮着下葬。他只让他们守灵,“这关乎人道问题。”他评论道。不过在今天的情形下,他倒是同意了妈妈的一个年迈的朋友“托马·佩雷”的请求,他想跟着柩车去扶灵。说到这儿,院长微微一笑。他说:“您懂的,这里面有种孩子气的感情。他跟您母亲几乎形影不离。养老院的人都开他俩的玩笑,跟佩雷说,‘这可是您的未婚妻啊。’他就笑。他们还挺开心的。说真的,默尔索夫人的死确实让他情绪上大受震动,我实在没理由拒绝他的请求。不过,照着驻访医生的意见,我没让他参加昨天的守灵。”
我们沉默了许久。院长起身,透过办公室的窗子往外看。他突然看到了什么:“马朗戈的神甫到了。他来得有点早。”他说去镇上的教堂起码要步行三刻钟。我们下楼。楼前站着神甫和两个唱诗班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手提香炉,神甫蹲下,帮他调好银链的长短。我们一到,神甫马上站起来。他称我为“我的儿子”,跟我说了几句话就进去了,我紧随其后。
我一眼就注意到铆钉已经楔进了棺材,房间里还有四个黑衣人。同时,我听见院长跟我说,柩车就停在路边,神甫开始祈祷了。从此刻起,一切都运转得快了起来。那几个男人拿着一袭柩罩走向棺材。神甫,他的随从,院长,还有我,一起走出去。大门前,我碰到一个不相识的太太。“这是默尔索先生。”院长说。但我没听清她的名字,只知道是护士代表。她点了点头,瘦长的脸上不带一丝笑容。随后我们排好送别遗体的队列。我们跟在搬运工后面走出了停尸间。大门口有一辆马车。锃亮,狭长,闪着光,让人联想到一只文具盒。车旁站着葬礼的主事者,一个矮个子男人,穿得很滑稽,另有一位老人显得手足无措。我知道这就是佩雷先生了。他戴了一顶软塌塌的圆顶毡帽,侧翼很宽(棺材经过时,他摘掉了帽子),穿着一套西装,裤子绞缠在鞋面上,黑布领结在衬衫白领的衬托下显得过于纤巧了。一双嘴唇在布满黑点的鼻子底下颤动。纤细的白发盖不住那出于好奇心而摆动的耳朵,耳朵的边缝也有些粗糙,鲜红地搭配在苍白的脸上,让人过目难忘。主事者给我们指定了位置。神甫走在前面,随后是柩车。围着柩车的是那四个男人。后面是院长和我,走在最后面的是护士代表和佩雷先生。
阳光已撒满天际。它开始向地面施压,温度在迅速上升。我不明白为何等这么久才动身。深色衣服让我酷热难耐。被人群挡住的那个矮个子老人又把帽子摘了下来。我一边听院长谈论他,一边朝他那个方向微微侧身,看他。院长说到了晚上,我母亲和佩雷先生经常在护士的陪同下到镇上散步。我观察着周围的乡村。山坡上松柏的林线直达天际,透过林子,能看见棕红土壤也染着斑驳的绿色,房子稀疏,但画面感很好,我能体会妈妈的感受了。傍晚踏上这片土地,应该算是一种令人感伤的休憩。今天,满溢的阳光摇颤着景色,赋予它不近人情、惹人消沉的模样。
我们开始往前走。就在此刻,我发现佩雷先生腿有点跛,走得很慢。柩车渐渐加速,老人被甩到了后面。围绕着柩车的那群人里,有一个跟不上速度的,索性跟我并排了。太阳竟然这么快就爬到了上空,我很吃惊。我发现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歌声中:虫鸣和草丛里的噼啪声混在一起。我脸上流了汗。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来扇风。那名殡仪公司的雇员跟我讲着一些闻所未闻的事。同时,他左手攥着手帕擦自己脑袋,右手则把鸭舌帽的帽檐往上掀了掀。我问他“怎么了”,他指着天空一个劲地说“鬼天气”。我说“是啊”。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里面是您妈妈?”我又说:“是啊。”“她年纪挺大吗?”我答道:“还好吧。”其实记不得具体的岁数了。然后他沉默了。我转过头,看见老佩雷在我们身后大概五十米开外。为了加快脚步,他拿整条胳膊扶稳自己的毡帽。我也观察了一下院长。他走路的样子尽显端庄,丝毫没有赘余的小动作。汗水在他前额结成了细细的水珠,他却没有揩去。
队列似乎挪动得快了点。周遭是同样被阳光浸透的村子。太阳明晃晃得让人支撑不住。就在那一刻,我们途经一段新近修缮的公路。阳光把柏油都晒裂了。我的脚就像陷进沥青里,又将发亮的油渣翻了出来。那顶丢在马车顶篷上的车夫的硬皮帽,像在这黝黑的污泥里鞣过。时而蓝、时而白的天空和这些颜色的单调让我有点眩晕:裸露的泥渣那黏湿的黑色,衣服黯淡的黑色,柩车油漆的黑色。这一切,阳光,马车散发出的皮革和粪便的气味,清漆味,乳香,一夜失眠的困倦,都让我眼昏头晕。我再次扭过头,佩雷好像远远地消失在一团热气中,再然后就一点儿都瞧不见他了。我用视线去搜寻他,发现他早已偏离了主路,在农田里横穿。道路似乎在我面前转了个弯。我明白了,佩雷对这一片很熟,他试图抄近道,以便追上我们。转弯时他已经跟了上来,但又被甩在后面。他只好继续横穿农田,折腾好几个来回。我呢,我感觉血液在太阳穴里翻腾。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仓促,如此确切、自然,我竟一点都回想不起来了。唯独记得一件事:进村庄的时候,那位护士代表跟我讲了话。她独特的嗓音跟她的脸毫不搭调,有点发颤,但富于音乐性。她说:“要是我们慢慢走,就有中暑的风险;倘若走得太快,到了教堂就可能感冒。”说得没错。真是进退两难。我还能回忆起当天的另外几幅图像,比如,佩雷在村庄附近最后与我们汇合时的那张脸:不安的情绪激发出硕大的泪珠,就要流过面颊了。不过,泪水被脸上的皱纹阻挡着,没能流下来,而是在饱受摧残的脸上铺展、汇聚,形成一层水的釉质。我还记得桥两侧路边的村民,墓地石碑上的红色天竺葵,佩雷的昏厥(我们说他像个脱臼的木偶人),土地的颜色像流过我母亲棺材的血,交缠的根茎的白色肌肉,还有人群,说话声,村庄,咖啡馆门前的等候,不停打鼾的发动机,最终,公交车驶进了洒满阿尔及利亚阳光的住所,我想我该跳上床,睡上十二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