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19—1948
投身抗日,迎接黎明
“我是湖南平江人,家乡山清水秀,如同画中。7岁时全家移居长沙,我进入衡粹女子职业学校附小读书,受母亲熏陶,从小爱画画。小学六年级毕业后,我跳级考上了湖南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有汪仲琼、雷恭甫、陈国钊等。
那个时候,社会变动大,家里经济每况愈下,我想要自谋出路,还要赚钱补贴家用。因此,14岁的我辍学到长沙的八角亭中国国货公司做了一年的广告等商业设计,一个月赚二十光洋,我认为既可以养家也可以提高业务能力。但汪仲琼老师认为我不应过早工作,建议我继续上学打好扎实的基础。有同学介绍我上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于是我插班考上了中学部艺术师范科三年级。在武昌艺专,高庄是我的级任老师,教我素描、工艺。
1936年,家里人把我送到上海,在上海华东照相平版印刷公司学习制版。没多久,‘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人打到上海。日本飞机丢燃烧弹,低空飞行用机枪扫射地面。家里人不放心,让我回长沙。一到长沙,正赶上长沙美术界组织成立湖南省抗敌后援会下属的抗敌画会,我就加入了。孙伟、陈国钊和我的大哥周令林等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是抗敌画会的。跟随他们,我画了很多宣传画,带到长沙周边各乡镇巡回展览,宣传抗日。
1937年,我应邀跟随一个剧团南下到广州宣传抗日,就在那里,我认识并参加了来自上海的‘八一三’歌咏队,在‘八一三’火炬大游行中,我画了两幅大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挺起胸膛,按住伤疤,前进》。郁风看了,找我去参加广州市美展,介绍我认识了久已仰慕的张鄂、鲁少飞、特伟、黄苗子等,我真高兴。”
长沙儿童剧团团徽(复制件)
1938年 艺术家供图
这是周令钊先生1938年为长沙儿童剧团设计的团徽(因年久原物尽失,本图为1998年回忆之作),当时剧团团员胸前都佩戴这枚徽章。其视觉核心是一只白色的和平鸽幼鸽,它两翼舒展,头上却戴着一顶钢盔,寓意热爱和平的白鸽在敌人的侵犯下也要奋起抗争。和平鸽的红色眼睛,将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同时点出,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令人动容的设计作品之一。
长沙儿童剧团于1938年4月10日在日寇敌机的轰炸声中成立。儿童剧团刚成立时只有十余人,最大的团员15岁,最小的7岁。田海南(田汉之子)和陈明为正副团长。剧团的成立宣言中有这样的文字:“我们年纪虽小,但是我们有爱国的热忱,有救国的壮志,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可以成为抗战的一支生力军。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参加抗战,是抗战胜利的一个最大保障,戏剧是动员民众力量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组织这一个剧团,准备用我们的天真和热情,通过戏剧,激发我们的父母、叔伯、姑嫂、兄弟姐妹的爱国情绪,共同来抗战救国,打倒日本强盗,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自由与幸福!”1938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三厅厅长郭沫若,下设艺术处,处长田汉。1938年底,长沙儿童剧团并入三厅领导的孩子剧团。田汉建议当时于三厅工作的周令钊回家乡平江带些有才艺的弟妹来参加孩子剧团。周令钊从武汉经通城回到平江,向长辈做了艰难的游说,终于带出令德、令谟、令宣、令豪、令章、令芬、令芳、令年等八弟妹,并在孩子剧团从武汉来到长沙后交给孩子剧团和抗敌演剧队。自此,周令钊和他的弟妹们都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这一年,周令钊先生19岁。
抗日游击队队员三幅(广西)
纸本炭笔、淡彩 每幅31cm×21cm 1940年 中国美术馆藏
柳州街头
纸本水彩 26cm×19.7cm 1942年 艺术家自藏
抗敌剧宣五队曾在此举办抗日游行。
收复后的城市(南宁)
纸本炭笔 每幅31.5cm×21.5cm 1941年 艺术家自藏
“五队在柳州郊区大龙潭的山水间,几排木板屋建在山坡上绿树环抱的地方,环境美,但过的毕竟是集体生活,食宿与之前比相去甚远。但心怀救国理想,与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同伴们一起为国分忧,虽苦犹甜。队长徐桑楚,队副长丁波,导演来追,音乐指挥刘式昆,主演李幻、雷梅青等,我设计舞美,画演出海报。队里每天排戏、练歌、开会。在五队,我为在柳州、桂林、楚雄等地上演的反法西斯七场话剧《人兽之间》、曹禺的《丁大夫》(又名《蜕变》)等做舞台美术与演出海报设计。”
抗战时剧宣五队排练场
纸本竹笔 29.6cm×19cm 1944年 艺术家自藏
抗敌演剧队是三厅成立的以演剧方式进行抗日宣传的文艺团体。周令钊加入的抗敌演剧第九队,其前身为以冼星海、张曙为首的救亡歌咏队。队长徐桑楚,副队长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丁波,主要成员有范元甄、吴淞、徐炜、特伟、冯法祀、来追(齐闻韶)等。1938年11月,九队参加长沙救灾后到广西桂林工作,并以桂林为基地,为广西军民先后演出了《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第三厅厅长的职务被卸除,迫使抗敌演剧队先后解散或改组。演剧九队改为剧宣五队,辗转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各地,并随远征军到缅甸的腊戍、西保、密支那抗日前线演出。
赵侯、胡宝儿等
纸本竹笔 18.9cm×32.4cm 1944年 中国美术馆藏
这件作品描绘的是抗敌剧宣五队的导演来追和演员赵侯、胡茂林、胡宝儿排戏的场景。这些作品都是周令钊用自制竹笔绘制的。
朱秀初在五队排演“丁大夫”(保山)
纸本竹笔 31.3cm×20cm 1943年 艺术家自藏
丁大夫是曹禺1940年的话剧《蜕变》中的主人公。话剧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某伤兵医院以秦院长、马主任等人为代表的腐朽人物走向没落,以丁大夫、梁专员为代表的民族脊梁在艰苦斗争中孕育生成的故事,象征中华民族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将迎来崭新的气象。曹禺在剧中塑造了“丁大夫”这个伟大的爱国母亲形象。她原是上海的一位名医,在民族危亡之际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毅然投入伤兵医院,把伤痛兵员当作自己的儿子般看待,甚至让与她相依为命的只有17岁的独子也加入战地服务团。从抗日救国的高度,把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与伟大的母爱结合到一起。
抗敌演剧五队臂章(复制件)
1945年 艺术家提供
这是周令钊先生为抗敌演剧队赴缅甸慰问远征军演出设计的臂章。臂章的图案是一个“V”字加上一副面具。“V”字双关,既代表英文单词“胜利”(victory)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又是罗马字的“五”字,寓意五队祝愿中国远征军大获全胜;面具的设计,半边“喜”半边“悲”,象征“演剧”,以此作为演剧队出国的慰问标志。
马(芒市)
纸本铅笔、水彩 24.5cm×37.2cm 1944年 艺术家自藏
芒市在云南西部,东接龙陵,南部与缅甸接壤,自古就是连通内陆与边疆,沟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通道,也是茶马古道(古称“蜀身毒道”)上的重要中转站。自秦汉到20世纪40年代,每年都有大量马帮商队途经芒市,于此修整进出。周令钊先生在芒市画过许多与马和马帮有关的作品。
倒伏的竹林(芒市)
纸本水彩 19.3cm×29.2cm 1944年 艺术家自藏
这件作品描绘的是刚被日军轰炸后的芒市,竹林倒伏,有些惊魂未定之感。但马帮的到来,又使画面多了些淡定和生机。
龙陵战场
纸本水彩 19.3cm×29.2cm 1944年 中国美术馆藏
龙陵县位于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龙陵会战发生在1944年六七月间,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国远征军在抗日反攻主战场发动的反击攻坚战,属于滇西缅北大会战的一场重要战役,该战役基本将中国滇西的日军歼灭,成功收复了包括芒市、遮放、畹町等地在内的滇西4万平方公里土地,并为打通中印国际交通线创造了条件。
周令钊先生这件作品所描绘的,正是日寇败退后的龙陵战场。
抗战时的云南(芒市)
纸本水彩 25.3×35.2cm 1944年 中国美术馆藏
抗敌剧宣五队安排周令钊和冯法祀、特伟一起去滇缅边境遮放、畹町画战地生活。此时,中国远征军应已把流窜的日寇赶到缅甸,画面上的人正在眺望缅甸方向的战事。
滇缅路上
纸本炭笔水彩 32.2cm×19.7cm 1944年 中国美术馆藏
战场上的吊脚楼(缅甸)
纸本水彩 19.3cm×29.2cm 1945年 中国美术馆藏
这幅画面记录的,是抗战末期周令钊、冯法祀等一行通过滇缅公路从云南赴缅甸的情形。画家的视角是从滇缅公路的高处俯视下面的山谷,画面颇有一些颠簸动荡之感,充分发挥了速写和水彩的即时性特点。滇缅公路于1938年开始修建,起于昆明止于缅甸腊戍,全长1146.1公里,竣工不久就成为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
“我在街上赶集,见到一位漂亮的傣族姑娘,白衣黑裙,左肩披一条红色披肩,原来是失去了左臂,汉人称她‘独臂西施’。我背了画夹跟到她家里,问她母亲,才知道日本鬼子占领芒市后,她在江边洗澡,鬼子要强暴她,她挣脱逃跑,被鬼子开枪射中左臂,又被抓去医院截肢,终成独臂。
日本鬼子被赶跑了,美国兵来了。芒市满街都是美国的剩余物资,香烟、奶粉摆地摊销售,美军吉普车横冲直撞。有一天我又去她家,见她母亲在门口烧纸钱——可怜的‘西施’,为了养家,独臂赶集卖香烟,遭遇车祸,年纪轻轻就走了。异国入侵,给原本安宁的中国百姓带来太多苦难和不幸。后来,我一直想以此为题材画连环画,但东忙西忙,开了头却没画完。”
《独臂西施》(自编连环画部分正稿,未完成)
14.8cm×22.8cm 1947年 艺术家自藏
母亲郑家一(广州)
纸本炭精条 27.3cm×21cm 1946年 中国美术馆藏
周令钊先生之母郑家一,是长沙金井人。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师范科,是徐特立的学生,与杨开慧是同乡和同班同学。曾于湖南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做美术教员,也是周令钊的美术启蒙老师。
自画像
纸本水彩 35cm×27.4cm 1947年 中国美术馆藏
“抗战结束后,我到了上海。去看望田汉,他说,上海育才美术组的王琦走了,建议我去育才学校任教。育才的教务主任方与严带我到学校参观,看后我决定留在这里。
育才学校最初是陶行知在重庆开办的。上海育才学校位于郊外大场余庆桥,教师分成社会组、自然组、文学组、戏剧组、音乐组、舞蹈组、美术组,学校宗旨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合一。战争时期,多少家庭离散、儿童失学,育才专收社会上有特殊才能的儿童,还招收了不少失去家庭或家庭有困难上不起学的有为青少年,将他们培养成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是育才的责任和宗旨。
我接王琦的班,同学叫我‘周大哥’。
画石膏、静物是课堂作业,写生、创作多到附近农村,和农民交朋友。去常熟、杭州和当地学生一起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纪念武训,戏剧组演戏,我们美术组则画《武训传》组画,宣扬武训办义学的精神与主张。社会组请文化人士来校做时事报告,使师生们了解解放战争的情况。有同学先后去了解放区。”
上海育才学校
纸本水彩 22.5cm×18.3cm 1947年 艺术家自藏
上海育才学校菜园
纸本水彩 33.7cm×27cm 1947年 艺术家自藏
上海育才学校的师生—2
纸本炭笔 22.8cm×18.7cm 1947年 艺术家自藏
周令钊先生在上海育才学校任教期间教过的学生,许多人日后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如原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著名雕塑家盛杨教授,原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著名油画家杜键教授。这幅速写描绘的是育才学生杨秉荪认真练琴的身影,他后来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小提琴首席,著名小提琴家。
育才请来民主人士做报告
纸本炭笔 22.8cm×34.5cm 1947年 艺术家自藏
育才学校时事报告
纸本炭笔 19cm×32.5cm 1948年 艺术家自藏
这件作品描绘的是1948年4月11日晚,育才学校的社会(科学)组进行时事报告的场景。显然,这次报告的内容给任教于美术组的周令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用速写的方式精准记录了当时报告的内容和气氛。从墙面上的地图来看,社会组报告的正是1948年解放军逐鹿中原的关键时刻。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成为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点,人民解放军由此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画面上标注的地名及箭头的指向已经说明了一切。两个月后,华东野战军于1948年6月22日解放开封,后战略性撤退,并于10月24日二次解放开封。10月22日,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