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亭江上

吾心固然

归有光一辈子确实活得很累。这位散文作家的大部分精力，都被耗费在了科举上，尽管他很有天资。

五六岁时，归有光已经知道“紫阳先生”朱熹的名字，并且开始认真地读他的书。7岁上学，母亲周孺人望子成龙，时刻督促他的学业，哪怕阴雨连绵，路上难以行走，也不准他缺课。遇到学堂不上课的时候，又关照他在项脊轩自学。

出身于名门之家的祖母，更是对归有光寄予厚望。有一天，她看到归有光独自一人捧着书默默地读，不由又喜又嗔地说：

“怪不得见不到你的影子，原来你是在读书呀！真是文静得像个女孩子！”

祖母忙替他轻轻把门关好，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

“我们家的人读书好久，都没有考取进士和举人，咳，就看着这个孩子啦！”

她想起了什么，随即又手持一块象笏进了屋，对归有光说：

“记得宣德年间，我的祖父太常公就是拿着这一块象笏进朝的。有朝一日，你也应该这样上朝去啊！”

祖母的祖父太常公夏昶，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经担任过太常寺卿，既是正三品官员，又是成绩显著的艺术家，尤其擅长画竹。

归有光不止一次地听祖母讲，太常公夏昶从小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聪明。一次，昆山教谕周晖带了9岁的夏昶去谒见提学御史范敬先，范御史当场命句属对，没想到这孩子对答如流，不仅遣词新警，而且巧妙自然。范御史听后连连点头，称赞他是“神童”。

明代永乐年间的科举会试是非常严格的，但是三关六卡都没有难倒满腹经纶的夏昶。他顺利地通过了“殿试”，被举为翰林院庶吉士，与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和翰林学士杨荣一起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后来又被擢升为太常

寺卿。

作为一位专攻墨竹的画家，夏昶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他所画的墨竹，不仅偃仰、挺立、浓淡、疏密合乎距度，而且十分讲究烟姿、雨色、风情、雪意的自然意境。在绘画的时候，他还善于运用书法技巧，尤其是以楷书笔意融入墨竹，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精于竹枝旁梢、顶梢、底梢画法的同时，他对竹叶的组织和穿插也做到既井然有序，又变幻多端，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落墨即是，出笔便巧”。

夏昶的书法也很有造诣。他在翰林院抄写《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时，明成祖看到他的名“昶”字，说：“太阳丽天，‘日’岂可从旁，应该加在‘永’字之上。”于是，夏昶的“昶”字，变成了日字下面加永，从此字典上也多了这样一个字。

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夏昶被成祖召回北京，为新建的北京皇城各大宫殿书榜写匾。他的书法技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正是这样，明成祖赐给他一座宅第，还免去了他出入宫廷的朝参之礼。

夏昶终生伏案耕耘，探索墨竹艺术的真谛。他的画十分受人推崇，被列为“国礼”，在当时就有“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的说法。

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先祖，归有光深感自豪，满心钦佩。他用“翠叶苍筠满人间”的诗句，来评论夏昶的墨竹。在刚刚懂事的时候，读书于项脊轩中，他从祖母的嘴里听说这位太常公，就暗暗下了决心，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太常公这样的人。太常公的成功，无疑是由读书而来的，归有光当然也应该刻苦读书。

可是，归有光全然没有想到，自己的读书、科举之途异常艰难，远远超出了想象。

“予生平无所好，独好书”，“性好聚书”，他似乎除了读书没有别的选择。他涉猎的范围也很广，甚至连与科举毫无关系的《金石录》，也借来抄录、校订一番。在苏州西郊的万峰山一座寺庙里，他曾专心致志地阅读了《大藏经》，“尽见所谓五千四十八卷者。而《妙法莲华经》《维摩诘》诸上品，皆略究其大致。虽数万言，不过一二要言而已”。连读佛经，他都知道如何由博返约，这样的读书本领，确实不是一般的学子能比得上的。

归有光博览群书。“弱冠尽通六经、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关、闽之说。”凭着他过人的才华和孜孜不倦的努力，在科举的道路上应当是没有阻碍的。20岁那年，他就以童子试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但在一群笑语喧哗、春风得意的秀才中间，他却显得落落寡欢。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为了什么。

也许是应了某种预感，接下来的乡试居然非常不顺，一连考了6次，都没有考中。直到35岁时，经受了多次挫折的归有光才算中了应天乡试第二名。接下来的科举路，依然走得不顺。每3年一次的进士考试，次次受挫。谁都承认，他的文章写得实在是好，上百名举子纷纷表示向他学习，谁知事与愿违，偏偏不能考上进士，竟然“八上公车不遇”，连考官和举子们都为他打抱不平，忍不住说：

“归生不第，何名为公车？”

归有光碰破了鼻子仍不肯拐弯，咬紧牙关，继续参加考试。那个时候，对于读书人来说，除了科举，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在久试不第的时候，归有光曾经无奈地将原因归结为命运。其实，他心里也清楚，主要是由于他的文章与时尚不合，却又不肯轻易地改变自己，这样一来必然导致“不入格”。明代文坛仿古之风盛行，考官们为时风所惑，阅卷时难免会忽视归有光那样晓畅明白的文章。

他的老师张治曾两度主试礼闱，遴选英才。他感慨道：“吾为国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为恨。”他竭力主张不疏漏任何一个有用之才，却也无法改变归有光名落孙山的命运。在那个时代，即便有正义之心，也不能左右浅薄的时风。

明代的科举制度是十分僵化的。所有试题，全部出自《四书》《五经》，考生所作的文章，不但内容上必须是代圣贤立言，不可以自由阐发，在形式上也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四书》题，字数应该在200字以上，《五经》题，字数应该在300字以上。而且行文必须按照“八股”的规范，如果你想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去写，当然不能获得主考官的好评。在这样的情况下，举子们只能乖乖地削足适履，甚至不惜以剽窃时文来博取功名。

在漫长的曲折坎坷的科举生涯中，归有光对科举的弊端是有切肤之痛的。他在给同样也是困于场屋的朋友潘子实的信中，痛切地说道：

“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

科举给人的诱惑，不知使多少人忘记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何况，到底应该怎么去读书，读些什么书，也往往让人迷惑。他在给学生们所写的《山舍示学者》一文中说：

“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然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才，其于世道，为害不浅。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愿诸君相与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窃。”

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确实是可悲的。归有光绝不愿意这样做。尽管如此，他没有别的选择，仍然孜孜不倦地埋头钻研四书五经，自壮年至暮年，一次又一次“下第南还”“计偕北行”，哪怕改变不了落第的命运。

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也是沉重的。那一年的上元节，在安亭世美堂中，他曾以皇庆旧材作几，镌刻了一段铭文：

惟九经诸史，先圣贤所传，少而习焉老而弥专，皆吾心之固然，是以乐之不知其岁年。

他明白自己为科举消耗了很多的精力，随着年纪一岁一岁增加，前程却依然难卜。然而，事至如今，他只能竭力安抚着内心的创痛，以“吾心之固然”，勉励自己锲而不舍……

世美堂

安亭，距离归有光故乡昆山70里的一个水乡古镇，今属上海市嘉定区，以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国际汽车城而闻名于世。上海国际汽车城包括核心区、整车和零部件配套制造区、国际赛车场、教育园区和安亭新镇区等五大区域，面积达98平方千米。

400多年前，这里是归有光妻子王氏的家乡。

王氏的先祖王旦，在北宋年间曾任丞相，被封为魏公。此后王姓子弟世代为官，衍为望族。明代成化初年（1465年），王氏在吴淞江畔修建了一处世美堂，筑室百楹，堂宇闳敞，环境十分安静幽雅。但是，富甲一方的王氏，到了嘉靖年间，也家道式微，甚至陷入了困境。由于房主拖欠官府的税金，不得已而想将房屋

出售。

归有光妻子十分着急，害怕世美堂从此落入外姓人之手。深明大义的她知道归有光非常喜爱世美堂，因为这里可以避开世俗的喧嚣，是读书的好地方。尽管家里并不富裕，也要设法将它买下，让归有光专心致志地读书。在她的全力支持下，归有光设法借了钱，买下房屋，不足部分再每年分期偿还。

苏州一带的读书人，历来才华横溢，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据统计，从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至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272年内，全国一共录取状元90名，而从苏州府考出去的状元竟有8个之多。昆山作为苏州府所管辖的一个县，也不断涌现出成绩卓著的读书人。早在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卫泾就考中了甲辰科状元。100多年后的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刘必成又成为戊戌科状元，而且还是个武状元。

到了明代弘治年间，昆山人接二连三地考中状元，让京城的主考官们都为之惊讶。弘治六年（1493年）是毛澄，弘治九年是朱希周，弘治十八年是顾鼎臣，前后13年中，一个县里出了3名状元，接二连三地有人大魁天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至于到了归有光之后的清顺治、康熙年间，昆山更是有“同胞三鼎甲，一弄十进士”的佳话。徐家三兄弟——汤显祖同科进士和好友徐应聘的后裔，老大徐乾学考中探花，官至刑部尚书；老二徐彦和考中探花，官至内阁学士、吏部侍郎；老三徐元文考中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一条弄堂里，能走出10个进士。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读书而走上科举之途，成为文人们最常见也是最正规的选择。一旦金榜题名，即可光宗耀祖。有哪个年轻人不企盼着能经由读书这条道路，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生活在这片钟灵毓秀而又充满浓郁读书气氛的土地上的归有光，读过顾鼎臣为项脊轩所作的记，也无数次听过顾鼎臣的名字，时时感受到长辈们对自己的殷切期望。他无疑也想像顾鼎臣那样，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即使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明白自己已很难实现独占鳌头的宏愿了，仍不愿放弃既定的追求。他总是觉得，仕宦生涯在漫长的科举之途的那一头，等待着自己——吉凶如何，另当别论。

为了过日子，也为了使自己能发挥长处，在拥有了世美堂以后，归有光将它辟为学馆，教授一批学子读书。他历来喜欢书，又请人四处去旧时的书香人家访书，搜集了许多零星书籍，很快家里就藏有好几千册书，俨然是一个不小的图书馆。四方前来求学的学子，在世美堂不仅可以读到很多书，还可以受到归有光家人的热情接待。“馆饩莫不得所”——不管是吃饭还是住宿，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

在借钱购买世美堂的时候，归有光把它周围的一片田地也一起买下了。当时有不少人劝阻他，说他花了这么多的钱，借的债至少五六年以后才能还清，可是这些田的田脚却很差，种田的人又懒惰，不会有什么收成的。他这样吃力不讨好，有什么意思呢？

归有光却笑笑，给他们讲了一个孙叔敖的故事。

春秋时期，曾经担任过楚庄王令尹的孙叔敖，临死时对儿子说，如果他死后楚庄王给予封地，不要好的地方，而要主动请求封给沈丘。那个地方是不会有人争夺的，可以维持长久。儿子按照他的意愿去做了，果然获得了沈丘，并始终经营得很好。

也许是怕他们不理解，归有光又讲了一个韩献子的故事。

韩献子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当时，晋国人准备迁都，很多大夫纷纷主张迁到郇瑕去，说那儿物产丰富，可以“国利君乐”。韩献子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说新田那里百姓乐于接受管理，对国家有“十世之利”。晋国国君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很快按照他的意见，把国都迁移到了新田。

归有光与孙叔敖、韩献子一样，将目光看得很远，有独特的想法。没多久，世美堂果然成了四方学子向往的好地方，此后，一直发挥着教书育人的作用，几百年里谁也无法改变。安亭于清道光年间建震川书院，后来又演变为震川学堂、震川中学、昆（山）嘉（定）青（浦）三县联立乡村师范……既是为了纪念震川先生潜心教学的精神，也是为了延续他开创的一代学风。当然，那是后话了。

归有光在世美堂专心致志于教学，妻子王氏则在治农耕、理家事的同时，兼管塾馆事务。夫唱妇随，两个人将塾馆办得有声有色、井然有序。尽管当时的安亭地处偏僻，只能靠水路与外界沟通，交通非常不便，归有光也不能得到必要的经济资助，可是他靠着自己的学识和名望，踏踏实实地授业、解惑、释道。“四方来学者常数百人，共推东南大师，海内称震川先生，不以氏名。”（汪琬《拟明史归震川先生传》）小小世美堂，在各地学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教学中，归有光十分重视字词句段、篇章结构、修辞炼句、思想情感方面的分析，对学生大有裨益。归有光自幼爱读司马迁的《史记》，这给他的散文写作带来很大的帮助。他认真地批注过的《史记》，有多种版本存世。包括明万历初南京国子监的刻本，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无疑是高等学府的教材了。近代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林纾认为：“得此精良之读本，学者可以无憾矣！”

确实，归有光圈点《史记》，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他用五色笔圈点，且在书后附注圈点例意，改变了历代陈陈相因的“夹注法”，既不阻隔文意，又可以帮助读书人先思考后对照，不失为一个创举。

《归震川年谱》记叙，“嘉靖二十二年先生年三十八岁。讲学授徒，四方来学者，多至数十百人。冬，计偕北行”。“是时天下学者，专事剽窃之习，章绘句，争以相高，而不知六经圣人之旨。言响而行背之。先生悼之郁滞，删述尚书，辩礼经，悟春秋之微，揆诗人之意，皆有卓然之见，多所论著……”

无论是著述还是讲学，归有光都是想开辟一代新风的。在安亭江上，他做着自己可以做的事，确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然而，每3年一次的进京赶考，归有光从来也不愿放弃。到了时候，他总要“计偕北行”，哪怕一次次落第而归……

秦国公石

明代万历年间的武进人沈应奎，中举后担任昆山教谕。他学识渊博，文采蔚然，“遇事屹立，不为利害毁誉所动”，向他求学的人很多。他也总是热忱而真诚地给人以帮助。之后，迁任国子监助教。临行前，沈应奎面对玉峰学宫一块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奇石，写下了长诗《天下奇石歌》，并且勒石纪念。

有石穹崇立如脊，千孔百孔谁划劈。

炉锤打冶不计岁，自是风雷六丁役。

漫将灵怪问天公，翻讶昆仑轻一掷。

背负五岳浑灏之元气，胸藏万古空洞之奇脉。

森森桧柏霜雪志，巍巍台殿春秋易。

或云卫相名园之故物，我道泮水清序之完璧。

此璧不涂尘埃面，此璧不着芳菲屐。

明月娟娟瘦骨张，朔风烈烈雄心坼。

峥嵘几令狐豖遁，吼啸直使蛟龙辟。

怜余弱植不振衣，三载共君交莫逆。

…………

长长的诗句后，有沈应奎的跋文和文学家张大复的附记，书写者是归昌世（归有光的孙子）。张大复的附记说得很清楚，抱有砥柱之才的沈夫子，“文章政事暇，必挟此石为友。神明冲湛，意思殊邈……千秋后读夫子之歌者，故有以想见其人矣”。

沈应奎以石为友，写的是奇石，却借此寄托了自己的心志。

事实上，这件“明月娟娟瘦骨张，朔风烈烈雄心坼”的奇石，恰恰正是君子自况。在昆山任上，他深得县令王时熙的雅重，修葺文庙，增置祭器，表彰先哲坟墓及子孙。县里有突发事件时，人们不知所措，他却挺身而出，表现了过人的胆识。显然是情之所至，他尤其欣赏奇石“峥嵘几令狐豖遁，吼啸直使蛟龙辟”的风骨，并且从内心发出了“崒危独立法界宽，睥睨转觉乾坤窄”的感慨。

那么，沈应奎长诗中描绘的，是一块什么样的奇石呢？

清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记载：“元云石在儒学内，明伦堂前。本卫文节公西园故物。元至正中，知州费复初徙置于此。”元云石是卫泾西园的遗物，知州费复初将它搬到了学宫明伦堂前。所谓云石，是指它特有的形态。

卫泾家住昆山石浦（今属千灯镇），考中状元后，授官承事郎，添差镇东军签判，后来历任淮东与浙东两路提举、起居舍人、礼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等官职。68岁去世时，皇帝追封为“秦国公”。

当时，韩侂胄以外戚执政专权，妒贤嫉能，排斥异己。卫泾为人很有骨气，拒绝与之同流合污，被罢官回家。他在石浦隐居10年，在六鳌山下开辟了西园，园中有后乐堂，堂名取自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他还给自己取号“后乐居士”。卫泾在西园种竹植梅，还收集了很多珍稀的太湖石垒成假山。从沈应奎的长诗，我们不难看出，“背负五岳浑灏之元气，胸藏万古空洞之奇脉”的太湖石，形态果然很奇特。仿佛有膂力无穷的神人将昆仑山轻轻一掷，顷刻间造就了它的韵致。懂得它的人，必将与之成为莫逆之交。

但卫泾逝世后，在漫长的岁月里，西园太湖石纷纷流落四方。

明嘉靖年间，归有光在世美堂设课授徒。从世美堂所在的安亭镇，到他自己的家所在的昆山城内宣化坊，必须乘船沿着吴淞江，走几十里水路，途中会经过陆家浜。好几次，他都从船上看见荒冢杂草中有一块太湖石，十分引人注目。一打听，才知道这太湖石非同一般。

原来，这太湖石正是卫泾的。

由于世事变迁，这块太湖石一度归属于叶盛。叶盛是著名藏书家，著有《菉竹堂书目》《两广奏草》《水东日记》等。明成化年间，曾任吏部左侍郎。叶盛一生俭约，任两广巡抚归来时，行李十分简单，只有碑刻三大箧，题为“五岭奇观”。王世贞《菉竹堂记》说叶盛“生平无他嗜好，顾独笃於书，手自抄雠，至数万卷”。叶盛曾长年在边镇为官，受条件限制，读书、聚书都十分不便，但无论官邸至何处，他身边总是带着几个专门抄书的人，长年为他抄书。每抄成一书，他认真校阅，并且钤上他的官印为记。可是不知何故，叶盛将奇石丢弃在这里，从此不再理会。

归有光思考再三，决定把它买下，然后用能装运两百斛谷物的大船运到安亭世美堂，置放在向阳处。

他把它称作“秦国公石”，还专门为之写了一篇文章。

归有光想起昆山学宫（县学）内，也有一块太湖石，名曰“元云石”。那是元代至正年间昆山知州费复初从卫泾的西园移来的。“秦国公石”的形态质地明显在“元云石”之上。它犹如一个旋转的舞者，离奇怪异，令人想起乐官率领东方夷人在翩翩起舞。归有光与它朝夕相伴，总觉得每天都面对着秦国公卫泾。

10年前，归有光在苏州阊门尚书刘缨的家里，也曾得到过一块太湖石。那块奇石很不一般，他在《秦国公石》一文中如此描述道：

“形如大斾，迎风猎猎，髣髴汉大将军兵至阗颜，大风起，纵兵左右翼，围单于，骠骑封狼居胥，临瀚海时也。”

一块太湖石，竟如此大气磅礴，风起云涌。显然他是将自己的远大志向和澎湃激情，都寄托于此了。

事实上，他还写过一首长诗《二石歌》。尾句这样写道：

迟回尚得一月多，来观莫厌数百过。

嗟我安能龙食清，垂老疲役违吾情？

屡试不第，却又百折不挠的心绪，跃然纸上。

练塘渔者

练塘渔者，是传奇作家沈龄的号。他是安亭人，尽管比归有光年长了十几岁，经历也有所不同，但由于都在一个镇上，彼此有不少交往，归有光对他是了解的，曾为之写过一些文字。

比如在《朱肖卿墓志铭》一文中说：

安亭有二沈氏。昔时有沈元寿者，慕宋柳耆卿之为人，撰歌曲，教僮奴，为俳优，以此称于邑人。

沈龄，字寿卿，一字元寿。归有光说他“慕宋柳耆卿之为人”，这柳耆卿，正是北宋有名的浪荡词人柳永，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生吟唱佳词，招蜂惹蝶，流浪落寞，穷愁潦倒，死后与群妓合葬。练塘渔者羡慕他的活法，并且多有模仿。

清代嘉庆年间编刻的《安亭志·人物二》，在引用了归有光的评价后，记述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正德年间，武宗皇帝朱厚照有一次南巡至京口（今镇江），来到大学士杨一清的家里。圣上驾临，杨一清投其所好，“张乐侑觞”，献演昆剧。但是，要给圣上安排什么样的剧目，却顿时成了个大问题，“苦梨园无善本”，于是“谋于龄”。这个“龄”，便是沈龄，沈寿卿。见大学士杨一清前来讨教，沈寿卿不负重托，立即挑选了几个聪明伶俐的演员，一边写作，一边排演，居然一个晚上便拿出了《四喜记》传奇。第二天早晨，武宗欣赏这部戏，龙心大悦，询问传奇究竟是谁所为。杨一清连忙禀报皇上是沈寿卿。武宗听了很高兴，想让沈寿卿出来当官，哪知沈寿卿一点情面也不给，宁撰歌曲也不为官，这实在大大出乎杨一清的意料。

关于沈寿卿的生平，诸多文学史、戏剧史著作均以“不详”一笔带过。《安亭志》中卷十七《人物》所收录的明代文艺家中，有关于沈寿卿的条文：

沈龄字寿卿，一字元寿，自号练塘渔者。究心古学，落拓不事生产。尤精音律，慕柳耆卿之为人，撰歌曲，教童奴为俳优。画竹仿文湖州，书法出入苏文忠、赵承旨，诗歌清特绵婉，名满大江南北。

“究心古学，落拓不事生产”，说明他能够潜心研究学问，专心写作剧本，不需要像归有光那样，一边辛苦教书，一边担忧农田里的收成。诗、书、画俱佳，专门向名家大家研习，意味着沈氏家境良好，富裕殷实。他的画仿文同（笑笑先生，北宋著名画家、曾任湖州知州，又称文湖州，操韵高洁，诗文书画为时人所重），书出入苏轼、赵孟頫，无疑有大家风范。尤其是“诗歌清绮绵婉，名满大江南北”，标志着他志向高远，不落尘俗。这些并不是沈龄的全部，当时他最值得称道的，是“尤精乐律”，“撰歌曲教人，至今殷厚人家，扰尊相慕效”。

《安亭志》还记载，他“有春蚓遗音、练塘吟稿”。“春蚓遗音”当指曲谱，沈龄是传奇作家，也是作曲家。

沈龄创作的剧本有《三元记》《娇红记》《龙泉记》《四喜记》等。这些剧目，无非是以歌颂忠孝节行，突出 “苦志孀居”、“烈女不更二夫”行为的伦理教化作品。在明代，那是主流观念，说明他是一个很能紧跟形势的作家。

《三元记》写道德高尚的冯商博施济民、终得善报的事。以道德教化来惩恶劝善。

“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封建时代被公认的人生四大喜事。沈龄一夜之间写成的《四喜记》，就是讲这四件事。

《龙泉记》又名《全忠孝》，叙述了杨鹏、杨凤兄弟，受父亲所赠送的龙泉宝剑，终于成为文武状元的故事。宣传报国为忠，事亲为孝。

《娇红记》讲述的是王娇娘与表兄申纯的爱情故事。提倡男女相悦，无媒而合，自由恋爱，为情殉身。

沈龄与唐寅（字伯虎）是好朋友。他们志向相投，一起饮酒狎妓，放荡不羁，日子过得赛似神仙。明正德五年（1510年）冬天，唐寅寓居于无锡锡山成趣园。农历十一月二十四，坐船去无锡途中，邂逅文壁（字征明）的父亲文林，同行者有友人嘉定沈龄、无锡吕叔通。酒阑率兴之际，唐、沈、吕三人联句，共同完成了一首七律。唐寅挥笔写下了一幅《自书诗》。在这幅作品的落款处，还特地作了说明：“正德庚午仲冬廿有四日，嘉定沈寿卿，无锡吕叔通，苏州唐寅，邂逅文林舟次。酒阑率兴联句，皆无一字更定，见者应不吝口齿，许其狂且愚也。”

耐人寻味的是吕天成在《曲品》中，对练塘渔者的作品评价不高，只列为“具品”。说《龙泉记》“情节正大，而局部紧，是道学先生口气”，《娇红记》则是“殊未快意”。他又说“沈寿卿蔚以名流，确乎老学。语或嫌于凑插，事每近于拘迂。然吴优多肯演行，吾辈亦不厌弃”。尽管在艺术上有很多明显缺陷，沈龄的剧本仍然流行。内中的原委不难理解——符合了当时的潮流。

归有光以史学家的笔法，记述了练塘渔者沈龄，似乎没有褒贬。然而，我们从他描述江南诸郡县的文字，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是不主张像练塘渔者那样，落拓不事生产的：

“……俗好媮靡，美衣鲜食，嫁娶葬埋，时节馈遗，饮酒燕会，竭力以饰观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产，役财骄溢，妇女、玉帛、甲第、田园、音乐，拟于王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