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世界的物性

古代理论对劳动的轻蔑和近代理论对劳动的崇尚，都从劳动者的主观态度或活动出发，从而要么不信任他们的艰苦付出，要么赞美他们的生产力。这种主观取向在轻松劳动和艰苦劳动的区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我们至少在马克思(作为现代最伟大的劳动理论家，他为这类讨论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那里看到，劳动生产力是以生命过程满足自身再生产的需要来衡量的，它存在于人类劳动力固有的潜在剩余当中，而不在于它生产的产品的性质或特征。同样，希腊人认为画家的地位高于雕刻家，并不表示他们对绘画更为重视。^[30]看来，如果产物的世界性——它的处所、功能和留驻世界的时间长短——不被考虑的话，被我们的理论家顽固地忽略，但被我们的语言忠实地保留了下来的劳动和工作的区别，就变成了单纯程度上的区别。可是面包和桌子的区别的确远远大于面包师和木匠的区别，前者在世上的“保质期”不超过一天，后者却可以轻易地保存上几代人的时间。

从而，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的语言和理论的奇特不一致，就变成了以世界为取向的(world-oriented)、我们所谓的“客观”语言，和以人为取向的(man-oriented)、我们在理解中尝试使用的主观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正是语言和潜伏在语言下面的基本人类经验而非理论，告诉我们，世界(积极生活在其中)之物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活动创造出来的。工作的产物(而非劳动的产物)被视为世界的一部分，保证了世界的持久和稳固，否则世界就不能持存。在这个由持久物组成的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为生命的延续提供手段的消费品。消费品虽为我们的身体所需并为身体的劳动所产出，但没有自身的稳固性。在一个本身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使用的物的环境中，这些用于不断消费的东西不停地出现和消失，而对于使用物，我们则习用而不察。但正是后者使世界为我们所熟悉和亲近，产生了人事往来、人际交流的风俗习惯，消费品之于人的生命如同使用物之于人的世界。从使用物那里，消费品才获得了它们的物性(thing-character)。反之，不允许“劳动”形成一个牢固的、非动词化的名词的语言，强烈地暗示了如果没有“我们双手的工作”，我们很可能不知道何为物。

在消费品和使用物之外，还存在着言和行的“产物”，它们一起构成了人际关系和事务的架构。但是如果它们全凭自己，就不仅缺乏其他事物的可见形状，而且甚至比我们制造出来用于消费的事物更不耐久和更易消逝。它们的实在完全依赖于人的复数性，依赖于他人的持续在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它们的存在。不过，行动和言说仍然是人类生活的外在呈现，但人类还了解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尽管在许多方面联系到外部世界，但它既不需要在世界中显示，也不需要为了成为实在而被他人看到或听到、使用或消费，这就是思想。

实际上，从世界性的角度看，行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化。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记忆乃一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和从“活的精神”中涌出的东西。它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因为它们自身完全不具有世界性，从而需要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的帮助；也就是说，要取得实在性和物质化形态，它们就要依赖在人类技艺中与建造其他事物相同的一种技艺。

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依赖性，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物所环绕，这些物要比产生它们的活动更长久，也潜在地比创造它们的人的生命更长久。人类生活，就它是建造世界的活动而言，致力于持续的物化过程；而作为人造物的产品，其世界性程度取决于在世界本身内存在得更长或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