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死没有任何秘密，也不开启任何门。它是一个人的终结。在它身后留存的，是它留给其他人的东西，是长存在他们记忆中的东西。

——诺贝尔·埃里亚斯

为米歇尔·福柯作传似乎不合适，他不是多次否认作者这个概念，结果排除了传记本身的可能性吗？当我开始写此书时，许多人，包括一些朋友、一些福柯的亲友都提醒我这一点。但是，尽管这种异议表面上合乎情理，我却认为它本身站不住脚。福柯研究过作者这个概念吗？是的。可这说明什么呢？他曾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话语的流通必须服从作者、作品和评论概念所局限的形式。因此，他本人也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社会：他要同大家一样，接受他所描述的这些“功能”的约束。所以，他要在自己的著作上签名，用林林总总的前言、文章和采访录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努力一步一步地重建他的研究的协调或生命力；他参加评论的游戏和有关他的研究的讨论会，回答各种异议、批评以及错误的或正确的阐释。简言之，米歇尔·福柯是一位作者，他的作品广受评论。直至今日，在法国或在其他地方，仍在组织有关他的研讨、对话和辩论活动。人们把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文字汇总起来，编成“讲话和著作”全集；人们进行评论以决定是否要发表这样或那样的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和他在法兰西学院授课的录音……为什么唯独立传的要求要遭到禁止呢？是因为如人所云，福柯总是拒绝谈论他的生活细节吗？不是。他在数次接受采访时不仅提供过不少细节，还在意大利出版了《福柯访谈录》，这一系列采访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发展脉络。他甚至在1983年还建议我同他一起另写一本对所收集材料“编辑性”更全面、更突出的访谈论文集，以便人们从中可以追溯他们的研究的形成和由来。

反对立传的真正原因显然不在于此。真正的原因在于谈及同性恋至今仍会被视为丑闻。在我的整个采访过程中，人们总向我提同一个问题：“这本书是否提到同性恋？”一些人担心这会引起误解，另一些人则怀疑在1989年人们能毫无顾忌地谈论同性恋。显然，这本书注定会引起截然对立的反响：一些人会认为我讲的过多，另一些人则会对缺乏细节和生动描述，诸如福柯在美国的生活感到遗憾。我该怎么办？我个人倾向于后者，也不想得罪第一种人。我不想掩饰事实，也不想写一本哗众取宠的书。我难以做到调和。我准备迎接随时可能降临的种种温和的压制和审查形式，更因为这是一部关于福柯的书，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可能被看作对诸如“规范化”权力的反抗。但是，自我标榜和暴露癖难道不是一种识辨这些权力和这些权力包含的观淫癖的力量的方式吗？为了避开这双重障碍，我决定据实陈述，尤其是当叙述有助于理解这样或那样的事件，理解福柯的生涯、著作、思想、生活——死亡——这样或那样的现象的时候。但当这些事实涉及隐私范围时，我会悄悄地放过它们，因为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自己的秘密。然而有必要说明一点：福柯本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国外都曾在接受同性恋杂志的采访时做过长篇表白。但愿那些准备对我的“曝光”大动肝火的人们明白它们大多是译文和引言。

福柯喜欢引用勒内·夏尔的这句话：“发展你们合法的怪癖吧。”但愿它成为这本为他写的书的标志，写这本书只是出于对一个人及其作品的仰慕，这个人和他的作品近三十年来一直为法国和国外的知识活动增光添彩。

还要克服调查中会遇到的特有的困难。首先，在这类调查面前必然会出现种种障碍：在采访和反复讨论的过程中，证人有时记忆不清，追忆事实需要很长时间。为了解决有时互相矛盾的说法，就应该重新找到交接点。还有一些材料无法找到，或者尘封在档案之中，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得到多少官方同谋的帮助才能看到。为了收集所有这些资料，为了同所有这些证人谈话，需要四处奔波：这项研究促使我从突尼斯赶到普瓦捷，从里尔到旧金山，从克莱蒙-费朗到乌柏沙拉或华沙……同时还需走访属于截然不同的文化领域的人物：从科学史学家，索邦大学赫赫有名的教授，到《解放报》社社长；从瑞典的外交官到先锋派作家；从爱丽舍宫的前秘书长到万森大学筹建时的左派领袖等等。然后还要将文字素材同所有从亲属、朋友、同事、学生、对手那里收集来的证明进行比较和对照。

但研究福柯，还存在着特殊困难。他是个复杂多变的人物。“他戴着面具而且经常更换”，最最了解他的杜梅泽尔这样形容他。我不试图揭示福柯的“那个”真面目，因为在一个面具下面往往还有另一个面具。我不认为在连续改头换面的情况下可以找到其个性的真实性。有许多个福柯吗？或者像杜梅泽尔所说有上千个福柯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么，他们怎么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怎么介绍他们。他们通常与我在1979至1984年间熟识的那个福柯截然相反。但我在进行判断和建立主观秩序时格外谨慎。

最主要的障碍则更加隐蔽，潜伏得更深。为了完全确定事实，首先应该打破环绕在福柯周围的种种神话。这些神话如此贴近福柯以至于反映时常超出资料和口述记载的范围。福柯在1966年发表《词与物》之后，走到公众舞台的前沿。但他的名声很快与他70年代的政治活动紧密相联。从这时起，有关福柯的文字常常带有后来的“介入哲学家”形象的痕迹，似乎改变了福柯以往的形象。

但愿人们不要误解我的意图：如果说这本书力图重建历史事实以驳斥约定俗成的神话，那它并非为了消除福柯作品中蕴含的改革力量，贬低它博大精深的内涵。恰恰相反，是为了使之恢复本来的奇光异彩。四十年来，对福柯思想的解释多种多样，但它们被遗忘、埋没和忽略了。它们消失了。把对福柯的研究从单一和残缺不全的解释中解救出来绝不是在损害它。还其历史本来面目，重建它的多种多样的权力，这样只会加强它的力量。

叙述人的一生确切地说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你就是为它花费二十年时间，也还有可发现的东西。你就是写出十卷书，也还会有补篇。譬如，在这里要列出自1970年至1984年所有经福柯签字的请愿书的名单是不可能的。报道出他所参加的每一项政治活动更是不可想象。克洛德·莫里亚克在《静止的时间》一书中用几百页的日记介绍福柯的政治活动，也只涉及其中的一小部分。要整理福柯在全世界各大学举办的所有讲座，或者列出他接受报纸、期刊、杂志采访的目录也实难做到……我也不可能指出所有与米歇尔·福柯见过面的人的名字。人数实在太多了。而且往往都是一些没有特殊意义的私人往来。友谊固然重要，但不适合评论。还有，显然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同米歇尔·福柯的往来非常重要。但既然我写的是福柯传，我不得不关注那些对米歇尔·福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们，而不是那些受福柯影响的人们。

同样，我对我所谈论的事件、文章、日期也有所选择。如果我给这个事实比给那个事实更多的篇幅，这是因为我认为它更有意义；如果我引用的这段文字比那段文字长，这是因为我觉得它更好地表达了福柯当时的思想，或者因为它不容易理解，或者只是因为没有它的法文版……

至于每一个有关的时期，我试图重建福柯著作发展的思想环境。很显然，一种哲学不是从一个孤立的专门进行思维实践的思想中一产生出来就具有完备的概念和发现的。人们只有在参考某一理论、制度和政治空间时才能理解一种思想的计划及其发展……这就是皮埃尔·布尔迪厄称为“场”的东西。因此，我试图在本书中收集和容纳一些哲学家的证明。他们在福柯的学术生涯中或者与他并肩同行或者同他交臂而过。他们目睹了他的著作的形成，追踪着它的演变。我会见他们，并一连几个小时向他们提出问题，而且这种提问经常是不止一次。他们是：亨利·古叶、乔治·康吉莱姆、路易·阿尔都塞、热拉尔·勒布伦、让-克洛德·帕里昂特、让-图森·德桑弟、吉尔·德勒兹、雅克·德里达、于勒·维也曼、米歇尔·塞尔……还有一些人给我提供了证明、事实、信息或重要资料，首先是乔治·杜梅泽尔，当然还有保罗·维尼、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皮埃尔·布尔迪厄、保罗·拉宾诺、罗贝尔·卡斯代勒、让-克洛德·帕斯龙、马蒂厄·兰东、莫里斯·班戈……我不能在此一一提到所有予我惠助的人。人们可以在本书后面看到他们的名字。涉及的人很多，因为本书首先希望成为一个群体的历史。它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意义的传记，即某个时代的写照，而是若干时代、若干文化记载的缩影：战后几年间尤里姆大街高等师范学校、60年代法国文学、结构主义之争、1968年后极左派所处的环境、作为法国大学生活中特殊机构的法兰西学院等等。

我曾多次参加或被牵连进我所报道的事件之中。我始终避免使用第一人称。除了在极个别的我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想有两次——，我都是用其他参加者或知情人的证明替代我的证明的。

这是一部传记。因而它不是一部研究福柯作品的书。然而，如果说有人为福柯作传，这是因为他曾写过一些作品。我试图介绍福柯的主要著作，并将它们置于其产生的时代之中。我忠实原文，避免对它们进行评述。相反，我却花费许多篇幅陈述每个作品所受到的欢迎。对作品的接纳是作品历史的一部分。如同《精神病和精神失常》的情形一样，它逐渐被接纳就形成了它的历史。

写这些历史的历史：这个计划或许更贴近福柯写有关宾斯万格尔文章时的想法：“思想的原始形式是自行引入的：形式的历史是思想支持的唯一注释形式，思想的命运就是批评的唯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