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改组派的克星

改组派设中央总部于上海，以汪派的二届中央执委为领导机构，他们是二届中央执委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二届中央监委潘云超、郭春涛；二届中央候补执委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总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王法勤、潘云超任总务部正副部长；王乐平、朱霁青任组织部正副部长；顾孟余、陈公博任宣传部正副部长，总负责人为陈公博。改组派成立时，汪精卫在海外并不知道，但大家一致奉汪为领袖，顾孟余更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成立这个组织是给汪精卫抬轿子的，他也一定赞成。”

改组派成立后，办刊物，办学校，进行舆论宣传，培训干部人才，策划军事行动，以及利用国民党的原有组织系统，成立改组派的地方各级组织，等等。一时竟声势浩大，发展迅速。至1929年上半年，改组派就在全国20多个省市建立了支部，并在法、日、越、新、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外支部。极盛时期，会员有万人以上。就是在蒋介石脚下的南京一地，就建立了近70个小组，发展会员500余人；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事学校也有数10个小组，发展会员近70人，陈果夫严密控制的中央政治学校竟也建立了几个小组，发展会员近40人。几乎凡有国民党党部的地方，都建立了改组派的支部或分部，可见改组派势力之大，俨然是第二个国民党了。

改组派的兴起，使汪派势力形成一个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派别，尤其是改组派裹挟了一大批青年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失意官僚政客加入他们的队伍，气势汹汹，顿使蒋介石与陈果夫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改组派暗中策动军事反蒋活动，使蒋深感头痛和忧虑。于是，蒋介石严令陈果夫，对改组派进行严厉镇压。

陈果夫受命讨伐改组派，立即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

一是“割舌封喉”。改组派是靠蛊惑人心的理论宣传起家的，陈果夫就来个“割舌封喉”，首先是指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反动报刊的罪名查封《革命评论》与《前进》两个杂志，当时这两个杂志企图顽强挣扎，查封之后，改头换面再出，但陈果夫严令再出再禁，几次下来，陈公博与顾孟余抵挡不住，只好停刊了。其次，陈果夫命令对附和改组派理论攻击蒋系国民党中央的一切理论刊物，统统查禁。据统计，仅1929年7月份，遭到查禁的改组派报刊就有66种之多，比较著名的就有《夹攻》、《灯塔》等24种刊物。在陈果夫的高压下，改组派的报刊大部分都只好停刊，虽有极少数经改头换面得以生存下来，如《民意》改名《民主》，《中华晚报》易名《革命晚报》，但内容已不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地为改组派的理论摇唇鼓舌了。经过这样一番大刀阔斧的“割舌封喉”运动，改组派失去舆论阵地，声势大减，阵脚大乱，攻势逐渐瓦解。

查禁改组派的报刊之后，陈果夫进一步布置如何对改组派的理论进行反宣传的问题。陈果夫对改组派的理论权威与旗手陈公博经过一番分析，他认为陈公博本人出身于共产党，他“所持的中心理论，是农工与小资产阶级革命，说来说去，还是共产党的蓝本，不过稍变易其表面渲染的方法而已”。于是，陈果夫对以陈公博为代表的改组派人物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改组派是“由共产党改组出来的反革命小集团”；“构成改组派的分子，尽是些脏秽的垃圾桶里人物：如陈公博、郭春涛、顾孟余一班人是无耻的官僚政客；柏文蔚、张发奎是有名的军阀；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等是有名的无赖；陈树人、许德珩、施存统是一班无行的文氓；萧淑宇等是一班惯于变节卖友的青年。”定性之后，陈果夫指令国民党宣传机构大量印发各种文告、小册子，对改组派进行反宣传，并大肆宣传陈果夫总结的改组派的三大罪恶：（1）假借国民党的名义，“另组派别，破坏党的统一，分化革命势力”。（2）“因袭共党理论，分化阶级，鼓吹斗争，诱惑青年，欺骗民众”。（3）“师法共党故伎，挑拨离间”，“煽动反动军人叛变，蓄谋篡窃”。陈果夫的这一套，虽然多系造谣中伤，人身攻击，但对一些不明事实、是非不清的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来说，也的确起到了一些效果。

同时，陈果夫还请出以善于“骂街”著称的国民党元老人物吴稚晖赤膊上阵，与改组派进行对骂。吴本人为清末举人，曾经三考进士未中，但其旧学根底很深，对桐城派古文笔法，尤有造诣，过去常在革命会党的报纸《苏报》上发表言论，鼓吹革命；以后又与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在抨击满清王朝的同时，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吴稚晖为蒋介石的辩士与反共的重要谋略人物，颇善笔战，尤喜对骂，常有出人意料的乖张之举，谩骂对手时，言语不多，但能抓住对方痛处，入木三分地进行形象化刻画。比如，吴稚晖攻击改组派时，总结了这伙人的形象为“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寥寥九个字，倒也字字千钧，一语点破改组派的要害，不过这也生动地刻画了国民党各派系争权夺利的情景。由此，“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竟在当时的政坛上不胫而走，享誉民国。

为了搞乱改组派的理论阵脚，陈果夫甚至还授意中统特务发行假的改组派刊物，鱼目混珠地进行破坏。改组派的重要喉舌《中华晚报》，屡禁屡出，十分顽强，在上海很是吸引了一些读者。陈果夫一看硬的不能奏效，就来一手假的，趁机叫特务出版了一些假的《中华晚报》，拼凑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改组派理论，进行宣传，颇叫人看了作呕。改组派经此一击，支持不住，只好被迫将《中华晚报》改头换面，以《革命晚报》为名再作困兽之斗，不过，其时已是强弩之末了。

二是取缔封禁与搜捕通缉。陈果夫一击得手，绝不让改组派有喘息之机，接着便是指挥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对改组派的领导机关与组织机构进行强力镇压。改组派的许多机关均隐藏在上海公共租界，陈果夫就指示上海警察机关会同上海市党部暗中打通公共租界这个关节，由公共租界捕房派出捕快，取缔改组派设置在公共租界的组织。改组派的干部养成所、在汪派中有“革命大学”、“黄埔第二”之誉的大陆大学，设在公共租界戈登路139号，公共租界捕房在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压力下，先是两次派出巡捕闯进该校进行搜查，抄去油印机、宣传品等物件，接着按陈果夫的要求，贴上一个“共党罪证”的标签，给大陆大学的头上戴上一顶“共党机关”的红帽子加以查封。大陆大学的校长原为陈公博，1929年1月陈赴欧后由王乐平代理，王乐平对公共租界捕房的无理封禁极为愤慨，为此向社会公布真相，并上诉上海临时法院刑事上诉庭，申述该校与“共党机关”无涉，请求法院“将原判废弃”。但是，陈果夫指示上海市党部暗中向上海临时法院刑事上诉庭的律师均个别施加压力，威胁他们不得接收此案，结果，王乐平的申诉，竟无人敢于受理。随后，陈果夫又指令上海军政机关将设在上海环龙路环龙里的改组派总部侦查封禁。

取缔封禁机关之后便是搜捕改组派核心分子与高级干部。陈果夫首先开列了一张黑名单，几乎所有的改组派上层领袖都榜上有名。计有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潘云超、郭春涛等十人，由蒋介石在1929年10月3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第39次常委会议上提出，以“勾结军阀余孽”、“颠覆党国”的罪名作出决议，进行通缉。又在11月28日第52次中常会上进一步作出决议，对上述十人中的九人开除党籍（陈公博已在此前被永远开除出党），12月19日的第58次中常会再把改组派的总后台与精神支柱汪精卫揪了出来，罪名是“设立小组织，欺骗无知青年”，“主持逆谋”，联合军阀，“颠覆党国”等，由此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可是，比起下列这些改组派骨干分子的命运来说，上列改组派的十大领袖的遭遇算是幸运的了。陈果夫指示军警、特务一齐出动，对全国各地改组派的一些核心成员与头面人物，大肆搜捕。结果，南京市改组派分部书记罗方中，委员朱伦、林凡野，中央军事学校大队长罗子实，中央政治学校改组派分部书记窦培恩，江苏省改组派卢印泉，上海市党部的改组派分子邢琬，北平市改组派负责人谷正鼎等数十名改组派的重要成员统统遭到逮捕。为了能捕捉到这些黑名单上的党国大逆，陈果夫指示不惜采用盯梢、绑票等最原始的镇压手段，以绝后患。

然而，比起王乐平来，他们又都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在陈果夫指挥军警力量对改组派进行残酷镇压的过程中，改组派始终进行着顽强的抵抗。陈果夫经过缜密分析，认为要彻底打垮改组派并不难，关键是要铲除改组派在国内的总头目。所谓蛇无头不行，改组派亦然!陈果夫派人经过一番了解，弄清了汪精卫虽然有改组派领袖之尊，陈公博虽然有改组派旗手之称，顾孟余虽然有改组派师爷之誉，但他们都不是改组派的核心人物，改组派的真正核心是王乐平。

王乐平是山东五莲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在组织山东的革命会党活动，策划山东讨袁军事斗争，主持山东国民党党务方面，均有建树。王为人勇敢、机敏、精干、果断，改组派成立后，王乐平被推举为中央总部的组织部部长，也是改组派高层一致看好他的组织才干与决断精神。王以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负责指挥各地支部的活动，而组织之外的宣传、军事、联络以及经费筹措工作，也都归他作最后的决断处理，事实上他成了改组派的“总书记”。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活动，诸如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唐生智、何健等人派的驻沪代表，都由王乐平接头联系与策动，总部的活动经费，也都由这些人通过王乐平转交捐送给改组派。自陈公博出国后，王乐平更成为改组派的实际负责人。陈果夫掌握了这些重要情况后，就指令他的堂弟陈希曾带领一批特务赶到上海，由陈希曾预先派出大批特务每日对法租界迈尔西爱路314号的改组派上海中央总部办事处进行侦察。1930年2月18日，陈希曾派出七名特务冲上楼去，用乱枪扫射，王乐平当场被打死。从此，改组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一些人虽然还想干，但是苦于没有能力；一些人虽然有能力，但是苦于没有胆量；更多的人则被陈果夫通缉或逮捕，改组派处于风声鹤唳之中。

三是釜底抽薪与分化瓦解。陈果夫对改组派是剿抚并施，择其能够为己所用者，许以高官厚禄，大加笼络，招至麾下服务，山西省改组派头子苗培成、姚大海，甘肃省改组派头子田昆山，南京改组派重要成员邵华、卓衡之等人，就是被陈果夫相继用这种方法拉拢过来的。结果，这些改组派将他们所掌握的改组派机密统统交出，以邀功请赏，然后他们以同类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于是，邵华与卓衡之因告密有功，被陈果夫派到安徽省党部当执行委员，其他改组派分子也都得到重用，苗培成被陈果夫推为四届中央候补执委、五届中央执委，田昆山被陈果夫推为五届中央执委。

1932年初，汪派成员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民族矛盾上升，导致宁粤合流的机会，全部跻身于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形成了蒋汪合作的新体制。汪精卫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顾孟余出任铁道部部长，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部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褚民谊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等。至于这些机关中大大小小的秘书、司长、处长、科长、参事等，无不被改组派分子占据。为了摆平与汪派的关系，历来由陈果夫严密掌握的中央组织部也不得不向汪精卫让开一个缺，以便让一些改组派分子打入。于是，中央组织部改为中央组织委员会，由陈果夫推荐陈立夫为主任委员，由汪精卫推荐特别能闹事纠缠的改组派大将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并于科内增设一个训练科，由谷正纲指定改组派骨干沈苑明为科长，改组派分子黄永华、王松华、潘涯、刘巨全任干事、助理干事等职。同时，汪精卫与谷正纲还向一些由陈果夫严密控制的各省市党部派遣了一些改组派分子。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陈果夫适时应变，决定改变过去一味打击镇压的做法，而是用同化、软化、釜底抽薪的方法，改剿为抚，继续与改组派进行新形势下的斗争，特别是对钻入陈果夫与陈立夫身边的改组派大将谷正纲，处处礼贤下士，给予尊重体贴，从各方面给予笼络关怀。结果，没有用多长时间，谷正纲的屁股就已经坐到CC系的板凳上，开始为陈果夫说话办事谋利益了。其实，谷正纲投靠改组派，为的也就是个“官”字，现在陈果夫手中的官帽比改组派要多得多，在谷正纲看来，只要有官做，跟蒋跟汪，本是无可无不可的。谷正纲转向，又把老三谷正鼎一起拉进CC系阵营，二谷从此成为陈果夫手下的两员虎将，为CC系开疆拓土，立下不朽功勋。陈果夫在拉拢改组派上层领袖的同时，则密令各省市党部组织对汪派进入地方党部的势力进行无情打击，以便彻底铲除这些余孽。在青天白日团与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成立以后，改组派在中央与地方各级党部的势力，更是受到严厉摧残，终日在CC军团的监视与压制下苟延残喘，度日如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