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夹缝中的摇摆与变节

● “强中自有强中手”

● “三不”政策

● “计毒无过断粮”

● “单刀赴‘沪’”

● 十字街头

● 源远流长的宋氏家族

● “子文”者，志于孙文也!

● 失恋季节： 一个老掉牙的爱情故事

● 终究跨进了蒋家大门

“强中自有强中手”

在中国现代史上，蒋、宋这两个姓氏，是经常连在一起使用的。虽然有时候，它只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一种简称，但更多的时候，却是蒋介石与宋子文这两大强人，抑或是蒋氏家族与宋氏家族这两大家族势力的并称。

其实，在整个南方政府时期，宋子文绝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他的家族，竟会与蒋介石联系得这么紧密，他的进退升沉，生死荣辱，无不与握于蒋介石这个出身微末、脾气乖戾的丘八之手，甚至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现代史上，演绎了那么多稀奇古怪、惊心动魄的故事。

宋子文也没有想到，他在南方理财的成功，赚了一把又一把的票子，不但催生了南方国民革命的胜利，催生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养大、养肥了一批以蒋介石为首的“革命”军阀。正是这批又大又肥的“革命”军阀，葬送了中山先生一手开创的南方国民革命，也葬送了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的北伐战争的胜利。

事实上，蒋介石与宋子文一样，都是南方政坛上两个最大的政治暴发户。宋子文的暴发，缘于南方理财的成功；蒋介石的暴发，则是缘于南方军事的成功。

诚然，就资历而言，蒋介石称得上是宋子文的前辈了。然而，从辛亥革命爆发，到孙中山两次开府广州，其问10多年，蒋介石混来混去，始终没有混出个什么名堂。在大元帅孙中山手下，一度担任大元帅府参军，闲职一个。官运最好的时候，也只是参谋长罢了，诸如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参谋长，援闽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等。直到宋子文南下，蒋介石所担任的最高军职，是广东粤军参谋长，一个不大不小的军事幕僚罢了。

蒋介石在南方的崛起，情形与宋子文有某种类似之处，都是在两三年里，连滚带爬地从社会的中下层，一下子翻到政坛高层。1923年3月，蒋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第一次进入高级军事幕僚的行列。一年后，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成为南方政府手中的第一张军事王牌。此时，宋掌握财经大权，蒋掌握军事大权，两个人不但都是支撑南方政权的重要台柱，而且也都是那种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杰出青年”。宋、蒋被广东各界关注，以致被舆论炒得很热，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南方政府时期，蒋、宋之间并没有多少私谊，这是颇令人玩味的。也许年轻的蒋校长看在银子的份上，对于更加年轻的宋部长，多少还算比较客气。然而，年轻的宋部长并没有看在枪杆子的份上，对于年轻的蒋校长表示特别的友好。事实上，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宋部长都很少谈及蒋校长，更不要说有什么礼尚往来了。

不过，大致说来，宋部长与蒋校长之间，绝谈不上有什么过节，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毕竟，无论就年轻人的野心而言，还是就双方的利权而言，两个人都没有明显的利害冲突。在这一阶段，宋的目标是理财，蒋的目标是建军。蒋之建军，固然离不开宋之理财；但在广东那样一个特定时期，宋之理财，也离不开蒋之建军。于是，在蒋的枪杆子的保护下，宋的理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在宋的白花花的银子支援下，蒋的建军，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尽管宋、蒋之间，有着那么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当然也就谈不到有什么深交。而且，无论是家庭出身背景，还是个人的成长环境与经历，抑或是自身的气质个性，他们之间的差异都太大了，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人物。他们有各自的优势，在事业上未尝不可以互补；但就个人气质而言，显然是处于相互排斥的状态。好在在南方政府时期，他们都还只是内阁大臣，并没有形成一种隶属或依附关系，在私交方面保持适当的距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北伐军兴后，情形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的蒋校长，一身兼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诸要职，成为事实上的国民党老大。蒋校长与宋部长的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同僚关系，一变而成为僚属关系，这对于不善与蒋交往的宋部长来说，可说是一件大伤脑筋的事情。同时，北伐期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正是一个合理的逻辑；宋子文既为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最大的急务，就是替蒋总司令筹措巨额军饷。到了这个时候，宋部长即使想不与蒋总司令这样的强势上司打交道，也绕不过这一关。这对于宋的涵养气度和忍耐能力，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果然，在军费的筹措与军饷的供应方面，蒋总司令与宋部长一次次发生了重大冲突。本来，北伐之前，宋倾广东一省的财力，供应广东一省的“革命”军阀，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甚至不惜把广东这样一个富庶之区，弄到“竭泽而渔”的境地。然而，北伐开始后，庞大的军队供应加无限制的战争消耗，南方政府的军费支出，几乎是成几何级数增加，一下子就压得财政部喘不过气来了。

诚然，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山先生的遗愿，宋部长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全部的财力予以支援。可是，一边是囊中羞涩，一边是需求无度，如何可以满足呢?尤其是蒋总司令的财政预算意识，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水平，只知道当伸手将军，全然不谅解财政部长的难处，今天一个电催，明天一个电饬，给少了就牢骚满腹，给慢了就大发雷霆，要不到就危言恫吓，年轻的宋部长第一次领教了年轻的蒋总司令的军阀脾气。在“革命”军阀蒋总司令的眼里，宋子文哪里是什么财政部长，简直就是他的军需处长么!冷峻高傲的宋部长可是从来不吃这一套的。对于从政而言，他有自己的做官原则；对于财政而言，他有自己的预算制度。军费的支出，该办的则办，能办的则办，办不到可以不办么!

在南方，人人都知道宋部长脾气大!可是，人人也都知道蒋总司令比宋部长的脾气更大。军需不能满足供应，宋部长提出种种理由，但蒋总司令管不了那么多。你是财政部长么!财政部长干什么吃的，不就是替军队弄钱弄物，办军需么!没有钱，没有饷，还打什么仗?打不了仗，还怎么北伐?北伐不了，还怎么搞国民革命?这个妨碍北伐大业，妨碍国民革命的大责任，你宋子文担待得起么?你宋某人有你自己的办事原则，我蒋某人也有我自己的办事原则吆!在这样一个狭路之下，宋与蒋的冲突，自是不可避免。

北伐战争，原先的计划，定为4个月，北伐经费的筹措，亦以4个月为限。也许最初3个月的军饷，解决的情况好一点，蒋总司令很少找宋部长的麻烦。蒋、宋关系，还算平静。但是，9月间的军饷，出了问题。因湘鄂各省以大元为本位，而广东以毫洋为本位，南方的毫票，在湘鄂等省无法流通。这样一来，军饷的供应，不免就成了无源之水。

为此，军方请求财政部，速运大元票接济。但财政部方面，对于以大元为本位发行货币的建议，不免忧虑重重，担心动摇中央银行信用，影响南方政府的根本，故对军队的请求，不得不予以拒绝。

军方的要求，到了财政部，被打了回票，是常有的现象。但是，财政部的这一张回票，不同于以往。前方的军队，正在打仗。军饷一天不到，军心一天不稳，事关北伐战事，事关国民革命大局，军部不能不据理力争。9月12日，蒋电宋：“中行关系政府根本，关怀岂独兄一人，但湘鄂皆以大元为本位，所发毫票，无法活动。”并危言： 如果大元票不能速运鄂省，“前敌军需将成麻木。”蒋且严正声明：“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

经过这样恳切和负责的说明，宋总算答应了蒋的请求，同意向前线补充大洋票。但是，形势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汉口、汉阳，已经攻克了，但武昌仍在北军手里。武汉三镇不能连成一体，整个经济就不能运转。原先财政部曾答应将北军残款120万元，由湖北商会就地提交国民革命军充作军费。但迁延10天，只提交了15万元。且其他方面的借款，也未能落实。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增援江西。

形势变化了，原先的计划，当然不得不做一些变动。9月16日，蒋总司令再次急电宋部长：“此次战争，非延长到年终，决不能了，故战费须续筹3个月，方无支绌之虞。前允大洋票，务须速寄，并须多汇现款。”战事延长了，战费跟着水涨船高，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演。问题是，3个月的庞大费用，只剩下几天时间，如何能够筹集到手?宋子文真是日坐愁城，也很有点气愤了。不管他，手头有多少大洋票，就解送多少，聊补前方的无米之炊，敷衍敷衍蒋总司令吧。

但是，这样一个杯水车薪，如何能解前线的燃眉之急呢?9月20日，总司令从江西萍乡一连发出两份急电。第一份送财政部长宋子文，说明：“经济困难已极，大洋票及公债券何不整数寄来，必欲如此零星分寄，致不能有计划之使用，且失信用，岂兄至今犹未能深信，而必欲如此迟延耶?”这是一个愤怒，更是一个责问。也许，字里行间，还多少夹带着一种威胁。蒋总司令用这样口气说话，在他与宋部长的交往中还是第一次。总司令真是怒不可遏了。

给宋部长的电报发出去了，蒋总司令想了一下，觉得不放心，于是，另给国民党中央常委代主席张静江、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再发一电，将前线的情况加以剖明：“此间财政困难已极，公债券及大洋票，请速全数寄来，可作有计划之使用；以零星解来，随到随用，愈弄愈拙也。10月份以后，前方经临各费，务请照寄。”蒋介石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以张、谭的重量级地位，迫使年轻的宋部长让步。

但是，宋子文并不肯买账。对于张、谭的关照，他照样打了回票。宋部长的理由是： 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必须符合“十足准备金”制度，这是中山先生手订的遗策。张代主席，谭主席，都对北伐军饷的接济不上表示关注；但是，对于中山先生手订的遗策，他们同样不能不表示关注!在态度强硬的宋部长面前，张、谭都有点束手无策了。在南方政府时期，宋子文是一个成功人物，蒋介石也是一个成功人物。一个人成功了，往往脾气都不大好。因此，宋、蒋都成了南方有名的很难对付的“脾气人物”。

在南方政坛上，宋子文是一个“有产阶级”，掌握着南方政府的财经大权，很有点财大气粗的味道，所谓“有钱大三辈，无钱公变孙”，即指此；但蒋介石是一个“有枪阶级”，掌握南方政府的军事大权，颇有点枪多气粗的味道，所谓“有枪就是草头王”，亦指此。正因为如此，宋子文与蒋介石一样，从来都是被人求，而不肯轻易求人的。不过，现在宋、蒋碰在一起，到底谁是老大.事情就有点棘手了。就经济实力而言，无庸讳言，宋是蒋的老大；而且，现在是蒋求宋，不是宋求蒋，宋当然可以不买蒋的账；然而，就军事与政治实力而言，无疑蒋是宋的老大。宋的财政部长大，还能比得上蒋的中央主席大么!宋的钱硬，还能比得上蒋的枪硬么!

但是，政坛上的较量，并非像公式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依蒋总司令的性子和实力，财政部长不听话，当然可以派两个丘八，拿两根破枪，把这个傲慢无礼的家伙提起来，关他几天禁闭，给他一个切实的教训。但是，宋不仅是一位声誉卓著的“理财专家”，而且是一位后台颇硬的“国舅部长”。对于这位中山先生的内弟，自诩为中山先生信徒的蒋总司令，如何可以痛下杀手呢?何况，蒋总司令这个时候正觊觎着宋家三小姐。宋三小姐是宋部长的小妹，诸事还要拜托宋部长在小妹面前美言几句，如何可以自断后路呢!

不过，就宋、蒋关系而言，宋对蒋的抵触，固然有不肯买账的成分；但站在财政部的角度，宋确有极大的困难。事实上，南方的经济情形，简直是糟透了。宋为筹措巨额军费，拼命发行公债券，在商民中问，早已失去应有的信用，再没有人肯响应政府的号召，掏钱购买公债了。

于是，财政部不得不实行“强卖”政策，将公债推销任务逐级分解到各县，严令限期催收，以致在政府与商民之间，酿成重大冲突。汕头惠来县就曾经发生商民罢市，抗拒购买公债的严重事件。为此，蒋总司令不得不调动军队，进行弹压，并下令：“抗拒政府发行公债，殊属不法已极，仰即严行制止，并查明为首鼓动之人，严拿究办为要。”这是一个高压政策，事件是被镇压下去了，但人心正在躁动!

公债乏人问津，税赋已经榨干，货币发行已经过度，中央银行的信用，已经摇摇欲坠，而军费开支的额度，正像测量高烧病人的体温计那样，依然在无限制地增长。宋纵有点金之术，也有枯竭之日。对于蒋总司令无止境的要求，宋部长不得不高挂免战牌，一概置之不理。不日然，亦不日否。宋的沉默战术，令蒋大伤脑筋了。

宋的从容不迫、稳健缜密、沉默是金，充分展现了一个现代财经领袖所应该具备的优秀素质。不过，蒋总司令有的是办法。9月20日的电报发出后，21日，蒋再一次急电张、谭两主席，重提军费问题：“北伐经费，原定以4个月为度，现在战事范围扩大，作战时期，不得不因而延长。武汉虽经攻克，而江西正值用兵，收编部队，日有增加，筹款又非易事，即有收入，亦只可补充预算范围以外之临时费用而已。前经额定之北伐费，在战事未结束前，仍拟由政府赓续筹济，庶于战事前途不致感受影响。”

事实上，一日数变的军事形势，也容不得宋从容研究。9月30日，蒋自江西清江前线，给宋拍发电报。北伐以来，这是蒋第6次电宋催发军费了。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委实是万分紧张：“10份饷，尚未汇到，在鄂各军，或可设法，而在赣之一、二、三、六、十四各军，分文无着。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以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

形势如此不堪，这也许是宋部长没有想到的。如果是因为后方军饷接济不上的原因，迫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前方自杀，这当然不是财政部长的初衷，但财政部长有筹措军饷之责，难道可以脱得了干系么?“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又一份电报接踵而至，蒋说得更明白了，“查前方饷糈万急，兼之时已严冬，各军将士饥寒交迫，衡州既无可拨兑，冬衣待需在即，服装及10月份经费，应如何拨济，兄应负完全责任，祈勿漠然视之为盼。”不但是痛切的诉求，更是严厉的指责了。在另一份措词更加严厉的电报中，蒋更是严词切责：“在粤议决发给服装费270万元，延至今日，只发给69万元。时当冬令，长江一带早已.严寒，前方无款制发，后方领款不到，不能制解前来，使前方兵士冒霜而蹈白刃。总之，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前项各款，务希速行筹发。”

对于蒋的要挟与讹诈，宋也许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于前方将士的实际处境，宋不能不认真对待。而且，蒋威胁要“引咎自裁，以谢将士”的电报，是诉之于张、谭两主席转达宋部长的。因为军饷接济不上，前方总司令已经在那里要死要活，在后方的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不能不表示严重的关切。

处在这种内外夹击、上下交攻的境地，宋子文对于军饷的供应，不能不破釜沉舟，以非常之措施，应付非常之局面。虽然，公债的发行，税赋的征收，都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是远水，不能解近渴了，惟有冒着中央银行信用崩溃的危险，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紧急增发纸币，以解前方的燃眉之急。从此，广州中央银行的各种纸币，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从面值100元的大洋券，到面值5元、10元的通用券，充斥湘鄂赣各省的市面。前线的军需，在南方运来的整袋整袋的纸币的支撑下，总算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