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会的台前幕后
主持人王利芬（以下简称王）：赵主任，您在政协新闻发布会上一个多小时答记者问，要做多少功课，是怎么做的？
赵启正（以下简称赵）：我要做两种功课，就像高中生要高考，平时要用功，每天看国际国内重要新闻和评论，重要的要下载。在发布会前三个星期，我有一个小组，包括一些我们政协的同志，我的六位博士生，还有一位副教授，每天白天、晚上，集中精力做调研和准备。
王：您用什么标准来选这些人呢？
赵：这几个博士生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知识方面是很成熟的，我们政协有一位资深报社的社长，他最了解表达的特点和公众的想法，还有几位大约四十岁的处长或者是局长，他们很熟悉政协的事务。我们做广泛的调研，了解国内的公众想知道什么，国际公众想知道什么，然后提炼出最重要的问题来做准备。
王：政协要回答的问题特别广泛，记者们提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边界，您除了有一个班子，需要各个部委配合回答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赵：因为政协是一个政治协商机构，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监督的机构。记者们说，虽然你不是立法机构，不是以行政角色去执行，但是你们参政议政，我们的问题应该都知道，这样，问题真的没有边界，都可以问你。
两会前，我们先请教中央各部委办，一年来觉得哪些事情公众最关心？当然有重的，有轻的，我们把它们分类，有的是多年来的问题，比如说教育问题，房产问题，社会保险问题，还有一种是今年特别热，特别有兴趣的，即所谓热点，还有就是国际上，国际媒体对我们反映比较多的问题。我们必须了解清楚，知道事实，如果不知道事实我怎么回答呢？
王：找谁了解事实？
赵：我举一个例子，就在发布会前不到一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发布了一个报告《2030年的中国》，这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综合调研，并提出了建议。但是有一位学者就闯进发布会了，说，世界银行的报告是“毒药”，它给哪个国家开方子，哪个国家吃亏，你们是害人的，很激烈，这成了一个新闻。我预计这个事到我开会的时候还不能够平息。于是，我要了解佐利克说了什么，这篇报告原文是怎么说的。世界银行的报告有460页，我们下载了。
王：您都看完了吗？
赵：先看摘要，再全文检索“私有化”等关键词，没找到建议将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话，再看看国内媒体怎么反映，国际媒体怎么反映，网民怎么反映，这决定了我回答的要领。所以我在回答时要对某一事情进行批评和批判的时候，要先弄清楚事实，如果没有弄清楚就去批评，可能费了很大力气，没有效果。
王：那您还觉得什么样的问题是一定会问的？
赵：眼前发生的事情，最近一周的事情会问的可能性很大，最近发生的和人们利益关系很大的问题，也可能会问。如PM2.5的问题，我估计会问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呼吸。
王：您曾经是浦东新区首任主任，对广东的发展模式，您有没有关注呢？
赵：对广东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深圳，因为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特区，浦东的开发是在深圳开发以后十年才宣布的，没有深圳的成功，中央下不了决心开发浦东，原因很简单，深圳开发前是个渔村，它就是失败了对中国经济没有太大影响，上海当时承担中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所以不能拿上海去试点。浦东开发是在深圳之后，深圳披荆斩棘地前进，浦东跟上了，我总是这么说。当初开始有土地批租了，中国土地是公有制，谁能批租啊？还有股份制，怎么能搞股份制呢？这不是私有化吗？难啊，深圳用了十年的时间克服了这些困难，所以我一向感谢广东，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但是我不太喜欢用“模式”这个词，或者可以叫做“案例”，各地案例都可以参考，没有模范或样本的意思。您说到广东模式，我也注意过，它们的省委、省政府没用过这个词，这是学者们用的，你若细问，它的定义不太清楚。
王：您的确是“问不倒”。我一直在想，作为发言人，是代表国家的声音和政府的声音，做功课多苦多累，虽然很多人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在您那个位置，如果是我，会遇到这样的难题：我可能都知道这些事实，但政府的观点有的时候与个人的观点是冲突的，如何平衡这两种观点？
赵：政协是一个中国的政治协商机构，所有的重大的事情我们都讨论过、协商过，但是，并不是每个问题我们都有通过程序。我在台上，是代表全体政协委员？还是代表部分政协委员？如果大家没有讨论或通过，那我代表自己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所以我就做这样一个功课：比如说PM2.5，有没有某一个委员会，比如说环境资源人口委员会，他们是不是做过调查、讨论？如果做过，我看他说了什么，这时候我就会说，我们有的委员认为，或者我们一些委员认为如何如何。没有调查或讨论的问题，那时候就是“我认为”了。每年“两会”一开，政协的新闻发布会是第一个，像三峡水库，蓄了一年水了，一开闸，一冲，尖锐问题也多，我还没有被冲倒过，如果冲倒了，答错了，就难堪了。
王：这种特别激烈冲突的地方，难点在哪里呢？
赵：难点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背景一无所知。哪怕问我们做错了的事，我还可以说，这事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可以改进。最怕的就是不知道。
王：还有一个我觉得几届都没有人提的问题：大家觉得政协起的作用不是那么大。
赵：我得说明一下，政协是很重要的机构。有人把比做外国的上议院，不对的，政协没有立法权，没有对国家领导人人选的选举权，这很自然，因为政协委员是各行各业以及各党派推荐产生的，不是选举出来的代表，但都是各界的精英。
我们政协对政府有监督权，对政策有讨论权，这个讨论权不是空的。一个重要法律，或者一个国家的重要人选，在公布之前我们先讨论，有意见就提。一个政策执行之后，我们去视察，有问题我们有书面的调查报告，党中央、国务院或国务院某个部要对我们有正式回答，不回答是不行的。
王：怎么不行呢？
赵：从政协的规则和我们国家的政治结构上来说，必须重视政协的意见，政协提出的意见，现在如果能吸收进去，就吸收进去。如果暂时做不到，也要说明理由。比如房地产的问题，我们很多意见，“十二五”规划里面吸收的特别多。政协绝不是一个摆设。绝大多数政协委员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者精英，是有见解的，政协委员有强大的话语权。
王：您一直在向世界说明中国，实际上在我觉得您更适合做外交部的发言人，您自己认可吗？
赵：不认可。我的外交不是政府的外交，我的经历用老话说是民间的外交，用现在国际通行说法就是公共外交。凡是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他都很自然地在讲自己的事情，在讲中国故事。你们每个人都是“中国读本”的一页，读你们就是读中国，那本书很厚，有13亿多页。他一个外国人没有机会读一百页，二百页，那读到你们，你们就代表性极强，所以你们是在用中国的故事说明中国。这就是公共外交了。在这个意义上，咱们每个人都是“发言人”了。
王：谢谢赵主任。下面请大家提问。
观众：你好，我有一个问题。
王：他是CNN的记者。
观众：你认为外国人，或者是外国媒体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哪一个？
赵：最大的误解有两个。第一，中国越来越强大了，中国向何处去？如果有霸权了，我们怎么办？中国是不是我们的政治威胁或军事威胁？
第二，中国经济强大了，我们的企业转移过去了，我们的资本跑了，那岂不是我们失业人多了，对我们的经济有威胁？关键问题是中国威胁论。吉米先生，你同意吧？
王：赵主任，您都能把吉米认出来，可见您对国外记者是非常熟悉的。我最近也看到您说外国记者如何提问，我们中国记者看了之后，其实心里也是很惭愧，是不是外国记者业务水平都要比中国高？
赵：外国记者到中国来问题问得比较好，原因是两个。第一，派来的记者都是资深记者，他对职业积累很多。第二，他们提问题前很用功。我跟学生们说过，当一名优秀记者是很不容易的。难就难在，你是经济方面的记者，就至少是半个经济学家，你是文化记者，你的文化积淀应当极其深厚，否则你怎么能够去访问一个经济学家和文化大人物？一个老师一节课，只有五十个人听。记者可是社会老师，一篇文章有多少读者！我对记者很羡慕，很崇拜，也很希望他们更有学问和作为。当然，中国也有很优秀的记者。
观众：我曾经在传媒行业做过，现在在做投资，我想请教赵部长的问题是，您觉得中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世界来说明中国？
赵：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应该说明中国的真实，说明我们的国情，特别是当前的国情，首先人家得理解当代中国，其次才是历史中国。人家不懂的，我们要回答，成就要说，不足的也不必回避。假设我们有七分的光彩成绩，三分的不足或缺点，把七分拉成十分去说，他们会觉得你怎么没缺点呢？他不信了。七加三一块说，他对七分就也信了。
观众：《天朝遥远》一书提出，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一直走两个极端，要么把中国看得特别好，要不把中国看得特别坏。您在跟外国朋友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很明显两极化的倾向呢？谢谢。
赵：我接触的外国人，特别是政治家，他们总是不能接受一个与他不同的制度，他觉得他的制度是非常之好，是历史的终结。我们不可能去影响所有的外国人，普通的外国人当中有许多人是可以接受中国的，甚至喜欢中国。虽然外国的政治家不容易受改变固有的看法，但还是要对他们说清楚中国的情况，至少说明中国没有威胁别人的意图，中国没有这种文化。
王：在您的职业生涯里，接触过大量的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接触的人里面，您觉得给您特别大的启发，学到了特别多东西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听，也让我们学习学习。
赵：外国总统级、总理级的人物，有发达国家的，有发展中国家的，在交往中，我会注意他是怎么表达思想的，他说什么，他问我什么。比如说希拉克，是欧洲对中国文化非常欣赏的一个政治家，他对青铜鼎很有研究，超过我们普通中国人的知识。我请他在浦东新区演说，他说长城是历史，大运河是历史，浦东也是历史。不懂得中国历史的人说不出来这样的话。演说的开头，他说，我愿意在这里发表演说，这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深受感动。他到外国去访问，不管是临时用功，还是平常的积累，都从文化上开头。他说我想看看浦东，就坐在大巴士上顺路看看，我们俩坐一块，法国驻中国大使坐在旁边。经过一个地方，我说这是一个中学，叫建平中学，他问这个学校很好吗？我说，很好，就是有一个缺点，它没有法文课，他说他愿意派两个法文教师来。大总统管小事，后来就派来了。
王：赵主任，您的职业生涯有很多转换，是否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职业转换中的心得？
赵：专业学核物理是我的选择，毕业分配工作，就不是我的选择了，那是祖国的需要。物质世界是有规律的，可人的思想活动没有公式。官员或公务员的大量工作，是面对人的，交流的本领的重要性，也许超过你专业的重要性。
王：跟别人相比，就是您更加刻苦，更加用功，更加投入工作，可以这样讲吗？
赵：我常说，我是笨鸟先飞。平常我有做记录的习惯，我和外国人每次接触，都有谈话记录。有的是委托年轻同志帮我记的，有的是我简单记录了要点。有一个日本人，曾经给我们上海建设提三条意见，过了很多年，他又来了，我告诉他上次提的三条意见，我怎么做的，他说你还记得，很受感动。碰到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我拿着以前的卡片说，20年前我见你的时候谈了什么，你的秘书叫什么。他的秘书立刻起站来了，给我鞠个躬，说谢谢您还记得我。这不就是朋友了吗！
王：您的梦想是什么，这辈子或者说大半辈子吧，实现得怎么样了？
赵：我觉得呢，任何一个时刻我都努力了，在搞科技工作的时候正赶上苏联专家撤退，把苏联专家的工作给了我们了，锻炼了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后，我在上海工厂的时候，有些发明创造，原来是要进口的东西，我们反而出口了，还当了劳动模范。到市委组织部，又是很大的转换，成全了和培养了很多好干部。到了浦东新区，大楼、道路、高科技工厂建设起来了，也蔚为壮观，这多少有点自己的心血。以后，到了国务院新闻办，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改善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比如新闻发布会制度如何普及；到了政协，就把公共外交概念中国化，并加以补充了，把它的定义给发展了，觉得还做了一点事。
王：你满意吗？
赵：好像我的能力也就这样了，就好像是1.8升的汽车跑到120公里的时速，够了，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