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一门全球学科？

英美的、西方的与全球的

本文集中关注北美与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又如何？有些概述性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理论研究，下一个最大的学术团体是日本国际关系研究会，但是该团体总的来说只生产出很少的理论作品，而且这些理论作品无不是以美国的方法为基础的。最有可能基于自身独特哲学传统展开独立国际关系研究的是中国，尽管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自己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²⁸像斯蒂芬·陈（Stephen Chan）这样支持从非西方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也认为大部分非西方世界的战略研究要重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²⁹

当然，这不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从许多非西方的著作中学习很多，尽管它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非常成型。然而，我愿意用数据去描述这种状态以及用科学社会学去解释这种状态，这只能通过系统地关注少数国家——特别是那些存在巨大差异但是研究上却差异很小的国家——来进行。最后，欧洲与美国不仅是可比较的，而且它们之间以许多重要的方式在互动着，所以作为研究的起点，我们把研究集中在这两个成果最丰富的地区。将来，用同样系统的方式研究非西方国际关系的研究，将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学术霸权到底如何？期刊出版的模式

要看国际关系研究的模式，人们应该考察三个原始材料：教科书（霍尔斯蒂在《分裂的学科》中所探讨的），课程设置［例如海沃德·奥克尔（Hayward Alker）与托马斯·比尔斯泰克尔（Thomas Biersteker）所研究的以及阿尔弗雷多·罗布尔斯（Alfredo Robles）对各国课程设置分布的小范围研究］³⁰；以及期刊。期刊是衡量学科自身发展的最直接方法。从默顿（Merton）到惠特利（Whitley）的科学社会学都已指出，期刊是现在科学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教科书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引导着那些入门的学生，但是尽管它们可能影响到学科发展，但是它们不代表着学科本身。对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者来说，这个学科领域发展主要体现在期刊上。

表2比较了在北美与欧洲重要刊物发表过文章的作者们居住地的分布。³¹在被调查的1970—1995年中，所有的北美4份杂志中美国作者占据了66%到100%不等的数额，其平均数字是88.1%。欧洲的杂志则相对比较平衡，在《国际问题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与《千禧年》（Millennium）中，美国学者与英国学者各占40%（英国学者在1975年的《千禧年》杂志中占据绝大多数），在《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中，美国学者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学者（这里主要指北欧地区的学者³²）分别占据大约40%。图1反映了1995年在所有这些杂志中美国学者集中程度与欧洲的不对称分布情况。（注意：这种分析并不是声称这些杂志存在歧视、门户之见或者闭守性——我们不知道从提交的杂志、评估或者质量等模式上会引起什么结果。这样做的意义只在于简单说明这种模式的事实）长期以来，就如图2《国际组织》杂志的例子一样，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

这种情况如何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呢？最近，人们对自然科学中38份来自不同领域的重要刊物做了比较，美国出版的刊物中美国的学者占40%—50%，美国出版的所有社会科学刊物中美国学者则占80%多。调查中，刊登美国学者文章最多的两份刊物是《美国政治科学评论》（97%的美国学者）与《美国政治科学杂志》（96.8%的美国学者）。³³

知道学者们的来源地可能对说明不同国际关系学术团体的相对“权力”地位是重要的。然而，它很少告诉我们这些作者正在研究什么，随着欧洲杂志重要性的上升，知道欧洲学者是否还在按照美国的理论进行研究或者他们是否发展出独立的理论以及辩论是非常关键的。一种比较合适的办法是比较不同杂志的出版国以及参考文献的引用来源。然而，这种方法常常非常困难，特别是对书（因为存在合作出版的情况）与影响比较小的刊物来说。一种更容易操作与可靠的编写办法是戈尔德曼（Kjell Goldmann）提供的方法，即选取那些在所有杂志中被引用最多的杂志。³⁴如果可以的话，戈尔德曼发现欧洲杂志中引用美国杂志文章的数量在适度地增加，在1972年与1992年，美国杂志中的作者引用次数最多的杂志还是美国杂志。

所有引用的数字与杂志的风格必须与不同研究团体的相对规模放在一起进行衡量。人们并不能因此指望会有比例代表制，但是规模问题还是必要的——例如对爱沙尼亚国际关系研究的引用比对加拿大学者的研究引用要少得多，这最可能反映两国国际关系学者数量上存在的差异。美国的国际关系团体是最大的学术团体，无论是从学会的成员³⁵，出席年度学会的人员数量³⁶，或者以国际关系为名的各种学术广告，都是如此。然而，该数量可能只比欧洲总数量（当然欧洲自己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团体）稍微大一点，当然也不会比总的非美国学术团体的数量要大。³⁷因此，单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美国占据非常显要的位置。但是如果按照比例来看的话，美国在期刊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比它应该占据的地位还要高。

也许与有些看法相反的是，美国的期刊还不是更“全球性的”，也就是说，非美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应该更多才是。美国学者对美国杂志的主导——无论是从作者还是其来源地也好——是绝对的。美国学者在欧洲杂志上出现的频率开始缓慢地增长，此种情况如何解释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它可能是理论生产上主导地位增加的表现，或者可能反映了欧洲杂志朝更理论的方向转向³⁸，欧洲杂志可能作为美国学者值得重视的发表阵地而出现并壮大。

在没有探讨不同地区学科研究内容的情况下就妄称学术霸权问题是不合适的。那么不同地方的理论研究差异到底有多大呢？

理论内容——超理论趋向

我们的调查集中在大西洋两边最有影响的两份刊物上，即美国的《国际组织》与《国际问题研究季刊》，欧洲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杂志》与《国际问题研究评论》。³⁹这些刊物在过去三年发表的所有文章按照几十年来最有影响的理性主义-反思主义⁴⁰的轴线都可以划分为5大类（见图3），它们是：（1）形式化的理性选择、博弈论与理论模型；（2）定量研究⁴¹；（3）非形式化的理性主义，即包括典型新现实主义、所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一些独立研究在内的“弱理性选择”理论（soft rational choice）；（4）非后现代的建构主义研究；（5）激进主义研究，包括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研究。最后，其他一些文章纯粹是历史或者政策分析（没有理论的），对学者的评论，或者使用其他领域（例如组织理论）理论进行的分析。这五大类划分只是大致的，它们把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差异的各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每大类都会被再分，以利于发现这些杂志风格是否在所有这些门类中表现都有很大的不同，以及使我们能够按照其他轴线处理特定的问题。⁴²尽管有些分类涉及困难的判断问题，不过我们这样严格的划分还是足以排除任何最小理论边界问题的影响。实际上，最复杂以及反复出现理论边界问题的是所谓的建构主义理论类型，该理论使用理性主义的方法与假设。《国际组织》杂志中正在缓慢出现对建构主义更具约束性的标准，这种对比本可能会更强烈些。（意识到这种分类类型本身就是个有趣的过程，它是编写努力所产生的额外收益。）

形式化的理性选择研究在一份美国杂志中占22.1%，另一份中占16.7%，而在两份欧洲杂志中它们分别占9.6%与0%。三种理性主义研究（定量加上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的理性选择研究）总共占《国际问题研究季刊》的77.9%与《国际组织》的63.9%，而在《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杂志》与《国际问题研究评论》中分别只占42.3%与17.4%。相反，两种形式的反思主义研究加在一起在美国两份杂志中分别占7.8%与25.0%，在《国际问题研究评论》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杂志》中分别是40.6%与40.4%，后现代主义研究在《国际问题研究季刊》中占2.6%，而在两份欧洲杂志中则超过15%。⁴³这种对比是非常清晰的。

如果人们再从作者来源地计算这些文章的话，在欧洲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美国学者要比欧洲学者更具理性主义色彩，但是比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美国学者更具建构主义色彩。⁴⁴因此，欧洲学者发表的文章与美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存在着区别。⁴⁵美国学者在美国杂志与欧洲杂志发表文章之间的区别说明了以下问题的重要性，即总的知识环境一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用稿率以及/或者人们向一个杂志而不是另外一个杂志投稿的动机。所有的四个杂志都完全具有其自己内在的代表大西洋两边各方的学术风格，这些杂志间存在的系统的多样性可以被视为表达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差异。

如果杂志内部的专业化是自我产生的，那么你是否就把在贸易谈判基础上检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文章投给《国际组织》杂志，而把对欧盟的建构主义分析的文章投给《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杂志》呢？即使存在这些专业化特点，认为不同的杂志仅仅是刊载跨国问题的或者与某个学科内的学派有很大关系的专业化文章，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得看看两边这些重要杂志所属的中心机构。欧洲出版的两本杂志主要是由欧洲学者编辑与审稿，因而部分反映了或者决定了什么是欧洲好的国际关系研究作品。美国出版的两份国际关系杂志主要是由美国学者编辑与审稿，与欧洲杂志不同的是，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登载在这两份杂志上的这些文章完全被美国学者占据着，它们反映了一个不同的特点是，这样也可能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国际关系学术类型。当然，降低排名去在美国找一些与欧洲杂志风格类似的杂志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这里选取的4份杂志显然在所有的杂志中是最权威的杂志。

只有一个国际关系学科，而不是有很多。大部分互动与跨大西洋之间的学术出版都在朝一个方向发展。理论主要是由美国创造的，而大西洋两边的趋向是不同的，美国更多地对理性选择方法感兴趣，而欧洲主要对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很热衷。

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通过这样的解释来消除，即欧洲在理性选择研究上——特别是与本书一些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章相比——不过是落后了点而已。只有将来可以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当代这种差异的因果解释来提供初步的回答。如果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能够解释这种差别的话，也许它的基础就会更牢靠，也会更持续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