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国际组织》杂志这本特刊展示了一个一直存在的含糊不定的问题：它是在研究国际关系的发展还是在研究美国国际关系的发展呢？也许这是不言而喻的，国际关系是而且已经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¹。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尴尬状况，当时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打着要建立全球更大的国际问题研究会的名义，与其他国家的国际问题学会——例如英国国际问题研究会（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会（Jap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接触，要它们提供年度报告。²连有些学会组织的名字本质上都是偏从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会”的，比如以欧洲以及日本学会的名义把自己做为地区学会合作组织，但是在某些方面——在政治上是更少正确性的——相反的思路本应该更确切一些，即认识到在美国的“国际关系”与全球的“国际关系”研究之间，差别到底有多小？

人们期望国际关系研究会向更多元与更平衡的方向发展，最近许多迹象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例如，从欧洲学术自信心与学术合作的增加（有一本新的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以及兴起中的欧洲国际关系学会）以及一份新的很有成就的德语国际关系理论杂志，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对非西方研究途径兴趣的日益扩大。不过，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新奇的地方更多体现在人们的愿望上，也就是“真实世界”（real world）的发展最终也会从学科研究上反映出来，一个更为区域化的冷战后秩序、欧洲一体化以及亚洲的价值观会导致不同的国际关系学术声音的出现。

然而，许多学者认为，是不存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国家视角的［“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辛西亚·恩洛（Cynthia Enloe）、克雷格·墨菲（Craig Murphy）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什么呢？”³］，各种竞争中的理论与范式的分布比分散的国家视角要更重要，如果更多的美国学者参与到这门已经全球化了的学科网络中，这对学科的内容以及我们的理论来说都是不重要的事情。本文要说明的是美国学科霸权的存在及其对这门学科理论外形的影响，并且，我还要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广义上说，本文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国际关系研究会在不同社会中发展起来？狭义上说，本文要研究美国在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影响又是什么？更集中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理论能够畅通无阻而其他国家的理论则不行？行为主义在过去统治美国政治学研究有20年时间，学者们常常认为其引起的反响至少影响了后来20年“后行为主义研究”（postbehavioralism）的形式。⁴而其在欧洲的重要性是不可比较的。今天，与理性选择理论相关的同样问题又出现了：它将会像其在美国那样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理论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结果，也许有理由相信最好不要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们要做预言的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从全球霸权地位退化到一门国家的学术职业”。美国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势不可挡地涌向理性选择理论（特别是非合作博弈论）。由于当前这波研究受到美国大学传授的其他政治科学的启发——比较政治与美国政治研究，此次学术转向抱着极大的希望，试图把国际关系确立在更纯正的理论基础上，作为政治科学以及总的社会科学大的科学突破的一部分。试图最大限度地把国际关系融合到政治科学中，以成为一门整体的学科，会削弱这门学科在全球一直占据的霸权地位。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热切希望将国际关系理论融入到美国研究当中（例如，对美国国会下属各种委员会以逻辑为基础展开的研究），因为其独特的美国式社会科学而更具有吸引力。这样的话，世界上其他地方就会越来越看到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退化性。

我在本文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门学科就其自身发展来说，比较尴尬的是它并不符合科学与历史社会学所发展出来的一些标准；然后我将转向通过科学的社会学来确立一些解释模式，以阐释所发现的各国对这门学科研究的多样性的原因。这些因素主要分成三个层次：国家的社会-政治特征；该国总的社会科学结构；以及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在学术与社会结构（包括有关辩论的理论与形式）。我要提供一些可以说明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数据：谁在发表？发表了什么？在什么地方发表？然后我按照建立在科学社会学基础上的模型结构，去处理德国、法国、英国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问题。对欧美国际关系研究缺乏一致性的核心解释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逐步出现“去欧洲化”（de-Europeanization）现象，它正把自己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基础中剥离出来，力图把自己的学科研究建立在自由的英美哲学传统基础上。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过去一直具有很浓厚的欧洲传统，因为各种原因，当美国的国际关系团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且最具创新活力的团体之后，它发展出许多后来（再）输出到欧洲的理论。美国现在的理论正在转向美国自由的英美哲学传统中，对欧洲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不大具有适用性。最后，我要解释美国学科的褊狭性与其学科霸权地位的奇特结合的原因及影响。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抛弃了哪些具有潜在意义的理论形式，以及它对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是什么？

本文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从把国际关系与一门理想类型的全球学科的比较开始的。卡尔·霍尔斯蒂（Kal Holsti）曾经写道：“一个学者团体的理想类型，会合理地主张以‘输出’知识并从其他渠道‘进口’知识相对称的沟通方式。”⁵我在文章后面会勾勒出美国与非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出版、引用，特别是理论借鉴模式上存在的不平衡关系。所有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团体与美国都存在巨大的学术“贸易赤字”问题。尽管这种现状从学科发展进程意义上对非美国学者来说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但是它不应该会影响到这门学科的内容，也许美国学者与非美国学者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只不过美国学者要做得更好一点，所以他们发表的成果随处可见。然而，大西洋两岸对国际关系的主导研究方法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别，按照目前超理论差异的主要轴线来理解的话，它们分别是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比较一下本特刊中卡赞斯坦、基欧汉与克拉斯纳合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从更多的理性主义研究的风格看，不同的观点只能说明这种差异是个时间问题：由于学者受到更好的方法论训练，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领先的，而欧洲与其他地方的研究总会赶上来，并成为平等的理性选择理论。这门学科所能聊以自慰的是，美国的主导地位不会对其产生扭曲性的影响，只是带给它更快的进步而已。我后面要阐述为什么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产生的，美国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持续的以及在解释性上的差异是存在的。尽管我不提供一种完全的国际关系研究史的社会学解释，但是为了回答美国与欧洲研究中所存在问题的必要，我还是首先对这一状况做一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