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的学理空间：重新审视理性主义和社会学理论

即使是在冷战时期，学界对占据国际关系领域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已经颇有不满，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在比较政治领域里尤其如此。冷战的结束在好几个方面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它为仍在继续的理性主义框架内的辩论提出了新的问题。所谓理性主义框架内的辩论指的是强调强权的现实主义和强调契约关系的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冷战的结束也为文化和社会理论开拓了空间。文化和社会理论通常被称为“建构主义”，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没有注意到的学理空间。此后发生的论战表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或许有着可以互补的地方，但是它们之间的理论分歧也是十分突出的。

理性主义：冷战之后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不仅是重要的一般性理论，而且也像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一样，是长期存在的规范性话语，讨论怎样才能最恰当地保证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和正义。现实主义自觉的理论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刻。现实主义不会消逝。

但是，世界政治近年来的发展，加之某些具体研究纲领的最新成果，使现实主义遇到了自《国际组织》创刊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对于现实主义来说，权力与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利益，但武力和强权总是可以使用的手段。冷战以令人吃惊的和平方式宣告终结，还有苏联的瓦解，都是现实主义无法想象的事情。⁸⁸当然，现实主义并没有就此沉默。对冷战结束最简单的解释莫过于苏联权力的衰退；作为挑战者的苏联再也没有实力进行挑战了。但是，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理论框架很少包含对国家相对实力变化的预测，并且现实主义也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衰退。⁸⁹现实主义学者，尤其是华尔兹，一直强调核武器在改变战争可能性方面的重大作用。如果主要国家都具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会降低所有国家的福祉。当今这一点比任何人类历史时期都更为明显。至少有些学者认为这一状态标志着国际体系性质本身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特征的变化。⁹⁰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在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上，如果苏联放弃自己在东欧的帝国统治，如果任何苏联领导人使苏联解体，都会具有极大的风险，因为这样的行为会使俄国的核心地带更加容易遭受外来侵略。

不管怎样，在20世纪8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理论框架的研究人员认为，两极结构会持续下去。他们认定两极中无论哪一极都不会和平地消失。后来，苏联确实瓦解了，现实主义转而质疑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像北约这样与国际安全相关的国际制度，同时也对国际经济领域的持续合作表示怀疑。但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世界的实际情况确实比现实主义预料的要好得多。⁹¹

冷战的和平终结对现实主义形成了挑战。由于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研究纲领在学术界有着突出的地位，因而使得这一挑战更为引人注目。华尔兹最重要的贡献是使研究人员在他所称的结构理论和还原理论之间划清了界线。华尔兹当然知道国内政治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坚持认为新现实主义只关心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国家关心的是自我安全，不是权力扩张。华尔兹认为所有国家的国际目标都是一样的，这与较早时期的现实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较早时期的现实主义研究大多是以区别改变现状性国家和维持现状性国家为基本依据的。⁹²苏美之间的冲突既与极其严格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命题（两极世界中的两极必然会发生冲突）相一致，也与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传统现实主义的假定（改变现状性国家苏联会与维持现状性国家美国发生冲突）相一致。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冲突现象没有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解释，因为冷战后的冲突主要反映了国家目标的不同，在种族冲突中，则反映了次国家行为体目标的不同。许多学者认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物质性假定使它无法解释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这些学者强调，必须对历史上建构起来的规范、观念和话语进行分析，这样才能使人们理解世界政治中的稳定与变化。⁹³有些现实主义学者对挑战做出了反应，认为应该摒弃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只寻求安全这一过于简单的假定，转而承认由于国内因素而不是国际因素的不同，国家的目标也会有所不同。国家的目标可能是主动侵略，也可能是被动防御；可能是充满革命性，也可能是维持现状；可能是高度民族主义，也可能是宽宏容忍。但是，改变现状性国家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导致冲突（特别是战争），还是要取决于国际体系中物质实力的分配。如果一个侵略性国家的统治者明知自己的敌人强大无比，它就不会贸然发动进攻，因为进攻这样的强敌无异于自杀。尽管如此，仅仅知道权力的分布情况并不能使分析人员理解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的方式。⁹⁴

过去十年里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虽然并非一定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这类冲突本应该是现实主义理论所分析的问题。民族冲突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发生在一国的不同集团之间。一国之内的冲突往往是发生在国家权威结构被削弱和不复存在的环境之中，这时，安全困境就出现在次国家层次上面。⁹⁵但是，这样一来，就回到了国家的不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冲突只是一种实例）这一命题上来了，而国家目标是外在于整个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格局的因素。这就向现实主义学者提出了挑战，因为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会有着不同的目标。而要做出这样的解释，又必须将现实主义理论与国内政治研究系统地整合起来。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以现实主义为理论框架的具体研究纲领重点讨论的是：强权是否可能使某些行为体的境况恶化，不对称讨价还价会发生什么结果，还有在无政府条件下做出承诺会产生什么问题等。这些具体研究纲领中有的受到了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比较强大的国家会改变弱小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认识，当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弱小和失败政治实体的意识形态失去合法性的时候，尤其如此。比如，美国在二战以后极力倡导它认为是合理的国际社会秩序，冷战之后，美国更加积极地推进这一观念。这样做并非仅仅是希望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而是要改变其他社会对其自我目标的认识。约瑟夫·奈将这种权力称为软权力。对软权力的强调既包含了现实主义对相对权力的关注，也反映了建构主义对信念和认同的重视。⁹⁶

强大的国家还可以通过单方改变自我政策的方式来改变其他行为体的战略选择，在有些情景中，这是通过调整收益结构实现的。⁹⁷强国可以做出制度性安排，排斥某些政策或是促成对信息的战略性使用。⁹⁸承诺问题可能使得国家不愿意参与仅在短期内使自己获得绝对收益的制度安排。如果国家在长期内也会因此受损的话，就更不会心甘情愿地参与这类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国家未来讨价还价的能力受到削弱，这个国家就会担心自己未来可能受到的损失，并因之拒绝眼前的收益。⁹⁹强调议程设定、不确定性和战略运作的理论是基于同样的博弈逻辑的，这类博弈逻辑也启发了近年来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合作可以产生共同收益的大部分研究。在后冷战的世界上，现实主义研究纲领变得更加重视国家目标的差异，也更加重视绝对收益和分配性冲突之间的复杂关系。

新自由制度主义正确地预测到冷战的结束不会削弱像北约和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所以，新自由制度主义没有经历像一些现实主义者那样的“痛苦反省”。事实上，制度主义学者开始将其理论应用到结盟这类安全制度中去，以制度主义解释冷战后的政治现象。¹⁰⁰在本期中，莉萨·马丁和贝思·西蒙斯的论文以及海伦·米尔纳的论文都表明，制度主义研究大量借鉴了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尤其是美国政治研究领域，在理论上更趋严谨简约。由于制度主义研究在这两篇论文里得到了很好的讨论，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赘述。但是，篇幅简短绝非意味着制度主义是不重要的理论。

制度主义理论对过去15年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启发了一批研究纲领，讨论利益、权力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但是制度主义对于后来的认同政治研究却没有什么影响。国内政治研究的倡导者几十年来一直批评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国际关系研究，认为这些研究将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行为体偏好和认同预设为给定因素。例如，新自由制度主义实际上根本没有注意民族主义问题。它也没有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于人权和环境问题的兴趣俱增，而主要是出于规范性考虑。1989年之后，有些理性主义者开始将观念作为影响博弈结果的变量，比如，他们认为观念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或是明确焦点问题。¹⁰¹如果重视某些概念是怎样得以制度化，并因之持续下来等问题，就可以将观念融入制度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中。¹⁰²由于新自由主义没有完全嵌入物质主义结构理论的框架之中，所以仍然能够讨论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信念和认同变化等问题。

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的复兴

社会学理论对于比较政治学来说一直是重要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完全被隔离在国际政治研究之外。在欧洲，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线一直是比较模糊的，具有社会学倾向的学术研究与美国的主导理论有所不同。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和平研究就是一例。这一研究在美国从来没有受到过注意，其研究成果也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没有说服力的。以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著作为代表的法国学派在理论上做出了贡献，这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明显。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以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但在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类一般性理论之间的论战主导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因此，这些欧洲理论都没有受到注意。¹⁰³这些思想流派与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主流不相吻合，美国人注重的是明确的因果关系表述和以严谨方法进行的系统性研究。

在美国，鲁杰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机制反映出他称之为深嵌的自由主义的理念，这一理念又受到一种主体间共识的认同。这种主体间共识就是：维持社会稳定需要开放的国际市场。他批评华尔兹，认为其理论缺乏社会内容，无法解释体系性变化。¹⁰⁴他与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共同指出，国际关系的研究人员没有分析共识问题，而正是共识导向行为体期望的聚拢。根据某些论述，国际机制的稳定取决于这样的期望聚拢。鲁杰和克拉托赫维尔认为，将原则和规范处理为“自变量”和“干预变量”，将物质结构与结果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方法是很难与制度和规范理论的认识论基础相一致的。此后，克拉托赫维尔和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Onuf）提出了一个受到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思想启发的关于规则的理论。¹⁰⁵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与新现实主义针锋相对。¹⁰⁶

社会学的转向在学理上深受国际政治经济学之外其他领域研究成果的影响。哲学、结构语言学、批判理论、地理学、科学技术研究、后现代政治理论、人类学、传媒研究、文学批评等等，都在以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方式探讨20世纪现代性走入歧途的问题。¹⁰⁷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领域，自觉采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建构主义研究还很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从社会学角度从事的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常规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¹⁰⁸

常规建构主义认为，社会学理论既是一般性理论也可以派生具体研究纲领，所以可与理性主义展开竞争，或互相补充。根据这一观点，要充分理解行为体的偏好，就必须分析规范得以确立和认同得以建构的社会过程。由于常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和规范结构对行动者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所以与理性主义在本体论上面有着根本的分歧。进而，建构主义认为，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构成的，因此希望使社会科学成为解释体系结构变化的更具动态意义的理论。但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常规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差异。

在建构主义的学术贡献之中，社会学家约翰·迈耶（John Meyer）及其同事的研究纲领是十分突出的。这一纲领借鉴了认知方法对世界文化进行研究，发现虽然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特征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涉及人口普查、社会保障、国民教育、科学发展等方面的正式国家活动中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对于迈耶及其同事来说，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理解常常是国际组织向国家传输的关于现代化的信息。这些信息告诉国家领导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向自己也向别人表现出自己是具有现代意识和进步思想的领袖。¹⁰⁹

具有社会学取向的学者近年来以经验研究的方式分析了大量案例，加强了他们在国际关系和安全领域的研究纲领。例如，奴隶制和童工几千年来都被视为可以接受的社会实践；后来，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样的行为则成为不符合文明社会规范的活动。¹¹⁰国际战争很可能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¹¹¹半个世纪之前，对日本和德国的青年人来说，心甘情愿地为天皇和祖国牺牲生命是很正常、很得体的行为。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上述个人行为和社会认同则成为罕见的事情。原因是日本和德国在1945年之后新出现的一些典型认同和规范逐步得以制度化，因而改变了以往的行为。¹¹²在国家安全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重新讨论传统问题，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威慑、军备竞争、战略文化或结盟政治，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却是非传统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方法。¹¹³在过去二十年里，女性主义者重新定义了人权的含义，将性别认同成功地包含在这一概念之内。¹¹⁴

常规建构主义研究既重点讨论产生新的结构安排的关键历史时期，也重视现有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鲁杰对现代国家体系代替封建主义体系的历史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¹¹⁵最近对当代世界政治中行为体和结构如何互相建构的探讨包括对日本规范的研究和对有关武器规范变化的研究。前者表明现行日本安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后者表明有些类型的武器，无论有着多大的战略价值，都会被视为非法武器。¹¹⁶

建构主义作为一般性理论，也包含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研究。比如，江忆恩（Iain Johnston）就提出了一套理论，试图解释中国一贯的军事安全战略。在过去几十年、几百年里，国际体系中物质权力的分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战略文化却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战略文化的概念才能更好地解释国家的安全政策。¹¹⁷同样，亨利·诺（Henry Nau）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使用，分析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核心问题。¹¹⁸

批判建构主义同样反对理性主义对人性的认识，因此与常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是一致的。批判建构主义与常规建构主义一样，重视体系和行为体的相互构成和共同演进。批判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重点讨论认同问题，除民族主义之外，还包括种族、族性、宗教、性别等方面。批判建构主义也认为可以使用基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从事研究。但是，批判建构主义学者十分怀疑发现普遍规律的可能性，并且，他们赞成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制度性安排、规范、认同等都是深嵌于具体历史语境之中的。历史语境变化极大，所以，只能通过表意（ideographic）方式而不是通过试图发现法则规律（nomothetic）的方式才能对其进行研究。他们强调对文本的精细分析，以便理解指导行为体话语的符号系统。对他们来说，采取大样本分析的方法是行不通的。¹¹⁹

批判建构主义坚持认为学者的著作具有规范性结果。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家可以试图发现治疗癌症的办法，也可以试图研制一种危害更大的炭疽病毒。无论科学家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改变导致癌症或产生炭疽病毒的机制。但是批判建构主义学者并不这样审视问题，他们认为，他们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独立于研究人员的客观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最终改变这些关系。

批判建构主义正在从事的研究纲领产生了分析世界政治重大问题的富有意义的新视角，而理性主义对这些问题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例如，建构主义学者分析了从中世纪到现代国家体系的转化，指出了冷战结束是现行国际体系内新的重大变化的标志，思考了国家和不同正义程序体制的道德目标对国际体系的影响。¹²⁰建构主义的讨论包括许多问题，比如规范在制裁南非中的作用，为什么化学武器的杀伤力虽然比“常规性”武器还要小、但却被视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这些研究既补充了理性主义理论，也对其提出了挑战。¹²¹

建构主义研究纲领也受到理性主义的批评，批评内容涉及对事实证据的使用和解释的有限性、建构一般性理论的可能性和这类理论的地位、运用其他理论的能力、可变性和可比性等问题。理性主义学者可能认为批判建构主义学者的研究与后现代主义者相近。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确都赞成话语是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但是，批判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科学，并愿意与理性主义进行公开的学理辩论，这才是批判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根本不同。

在这两个方面，后现代主义者与批判建构主义学者截然不同。后现代主义者指责建构主义学者将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悄悄地引进了研究之中。¹²²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任何知识都没有实在的基础。由于不存在做出科学或道德判断的基础，所以，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使命只是揭示所有知识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理论自身）和所有理性交流形式中隐藏的权力关系。通过对语言的认真分析，后现代主义者提请我们注意所有符号和所有政治秩序内在的不稳定特征。由于主体只能通过语言理解世界，所以，对语言的控制就意味着掌握了权力。语言表述总是受到不稳定的认知和政治进程的冲击。后现代主义试图寻找这些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它希望做到的是对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业已确立的话语进行去中心，它采用的方法是关注被边缘化和因受到压制而沉默未言的话语。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研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现象主要是在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关系领域，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属于第一批将后现代主义引进国际关系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新现实主义的综合性理论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研究，也主导了外交活动。正因为如此，新现实主义就模糊了古典现实主义曾经关注过的人的能动性问题。¹²³后现代主义认为，现实是人为分析和意识形态范畴的产物，理论通过这一范畴认识世界，并以这一范畴的名义行使强制性权力，以压制交流理性的出现。

《国际组织》杂志很少发表这类争论文章，因为《国际组织》致力于推进的事业是使用事实证据判断不同理论的真伪，而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否认的东西。后现代主义与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不同，它明显地置身于社会科学领域之外。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它又很可能成为脱离世界、孤芳自赏的理论。虽然这是它声称反对的东西，但事实确实如此。

但是，人们也很容易低估后现代主义思潮所产生的直接的重要意义和间接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广阔的国际研究领域之内从者甚众。一些重要的杂志和书籍主要发表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尤其是建构主义的年轻一代学者，他们几乎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建构主义“转向”过程，而是直接接受了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观念。在美国，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潮流是强有力的，因此，其他理论与理性主义之间的批判性论战更激活了学术的创造力，而不是使这些理论处于自我封闭状态。正因为如此，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才以不同的方式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理性主义理论（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之间。¹²⁴

术语差异与学术互补

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差异和互补使得这两大派理论之间的互动成为推动学术争鸣的积极论战焦点。两派都关心一般被称为信念（beliefs）的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在研究中也使用了不同的术语。理性主义使用的是偏好、信息、战略和共同知识；建构主义使用的是认同、规范、知识和利益。理性主义没有提出解释共同知识的理论。建构主义没有提出解释战略的理论。但是要理解政治结果，战略和共同知识都是必要的因素。我们在这里首先讨论术语问题，然后讨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分析信念作用方面的差异和互补作用。

术语

所有理性主义者都采用工具理性的假定，以此确定环境和行为体行为之间的重要联系。博弈理论在比较一般的意义上为理性分析提供了便利的术语。对于博弈理论来说，如果要建立一个可供使用的分析框架，必须假定行为体已经具有共同知识。行为体对于博弈游戏有着共识，对支付矩阵、战略选择点、对手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可能性等，都有着一致的理解。博弈者也知道他们的选择范围。如果他们起初不甚清楚对手的特征，也可以逐步清楚起来，因为随着博弈游戏的进展，对方的每一次行动都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在偏好、可能性和选择范围已知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导出整个的博弈战略、博弈者在游戏过程中每一步的选择以及博弈的均衡结果。当然，一种博弈游戏可能有着许多均衡解。

所有理性主义者都采用理性假定，确立环境特征（如权力、利益和制度规则）与行为体行为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在信息的重要程度方面，理性主义者之间却存在分歧。采用国际政治经济物质主义理论的理性主义者，如罗戈夫斯基和弗里登认为，行为体的偏好就是获得更多的财富，并根据结构，尤其是生产要素、生产部门、公司等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来判断它们采取的战略。¹²⁵在他们的研究中，信息的变化是不重要的。这些学者认为行为体会正确地认识世界，他们不使用博弈理论的方式来考虑行为体的选择，不认为行为体是在考虑互动战略的条件下做出决定的。

而采用博弈理论的理性主义学者则强调不完善信息和战略互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即使在行为体偏好不变的情况下，信息变化也会导致战略变化。微小的信息变化可能对均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制度和规则可以改变信息，可以使行为体确定议程、修正决定、接受或拒绝最后方案，所以，制度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¹²⁶

建构主义强调主体间结构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主体间结构使得物质世界产生了意义。¹²⁷主体间结构有着不同的成分，如规范、认同、知识、文化等。这些成分帮助确定了利益，利益又激发了行动。规范是对集体期望的典型表述，具有“规定性”（regulative）作用，规定了具有某种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在某些情景中，规范又具有规则作用，定义了行为体身份。规范还具有“建构”作用，使行为体可能采取某种行动，正是这样的行动使得相关的他者认识到行为体的特定身份。认识性知识也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物质世界只有通过社会过程才能产生意义。最后，文化是一个意义宽泛的概念，表示了以习俗与法律为载体的集体权威或集体身份模式。文化既指评估性标准（如规范和价值），也指认知标准（如规则和模式）。这些标准确认了体系中的社会行为体，规定了他们的行动，也指示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方式。

正如芬尼莫尔（Finnemore）和斯金克（Sikkink）在论文中指出的那样，建构主义并非皆出一辙。常规建构主义者和批判建构主义者虽然有着同样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但对纲领之内的组成部分，比如规范、认同、知识和文化，却又有着不同的侧重。他们在经验研究之中，分别对不同部分予以不同的关注和重视。关于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属于定义性、概念性、因果性还是经验性等问题，他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自然也反映在他们在共同对抗理性主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意见分歧上。建构主义内部各派存在分歧，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

共同知识

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互补点。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一般性理论，在一些重大方面有着互补性。博弈型理性主义者的典型假定是：存在行为体，他们有着预先给定的偏好，有着对于博弈游戏的共同知识，这才使得他们可以进行战略性讨价还价。建构主义重点考虑行为体的身份和对行动环境的理解是怎样产生的。用博弈语言表达建构主义的概念，前者是行为体的偏好，后者是行为体的共同知识。所以，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共同感兴趣的是信念和共同知识。

博弈理论提供了一种语言和直观形象，既可以表现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也可以显现它们之间可能的融合。任何理性主义研究必须确定行为体性质，亦即确定他们的偏好和能力。行为体希望得到什么？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进而，如果正式的博弈分析要想顺利进行的话，则必须假定行为体有着共同知识。所有参与博弈的行为体必须对博弈游戏有着共同的认识。他们必须知道，由于信息是不完善的，所以他们对有些情况是不了解的。他们必须对支付矩阵和战略选择范围有着同样的理解。当然，理性主义理论对于这类共同知识的来源所提出的解释是十分有限的。

有些理性主义者认为，为促进物质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可以产生规范结构。比如，戴维·克雷普斯（David Kreps）提出，公司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在任何复杂环境中很难明确指出公司雇员的具体职责。世界太复杂，所以无法将所有内容包含在合同之内。公司文化提供了一套规范或行为规则，在合同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指导员工的行为。¹²⁸罗伯特·萨格登（Robert Sugden）受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启发，指出原本是为了促进某种具体利益发展起来的行为，只要在某种社会情景中被广泛接受和采纳，就可以成为规范性原则。¹²⁹如果一个行为体违反了现行规范，就会受到社会中其他成员的规范性制裁。这种分析就使理性主义接近建构主义。规范基于物质性利益，但又可以成为权威的原则，远远超越了初始的物质性目的。

规范也可以产生重要的结果，因为规范可以为具有多种均衡结果的博弈情景提供聚焦点，亦即当博弈游戏具有多种可能的均衡解的时候，规范可以指导博弈游戏参与者的选择。博弈理论表明，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多解博弈经常出现。理性主义研究可以假定博弈者会选定诸多均衡结果中的一个，但是却无法指明他们会选中哪一个结果。共有的文化规范可以说明哪一种均衡结果对博弈者来说是最为重要的。¹³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托马斯·谢林在耶鲁大学执教。他向40位熟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碰巧在纽约市，他们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与朋友会面？其中有超出一半的人回答说，他们会在中午12点在纽约中央车站（这是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到达纽约的车站）的问讯处与朋友会面。¹³¹但是对于一个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教授来说，可能会同样选择正午时间，但未必选择纽约中央车站。所以，共同知识是在具体社会情景中形成的。

但是，并非所有的共同知识都产生于为利益最大化而设计的行动和制度，比如解决具有多种均衡解博弈问题的共有知识。规范可以确定博弈者的选择范围，决定他们的偏好。这样的规范则往往是在工具性行为和制度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奴隶制早期曾被用来为被征服的国度获得劳动力，当时这是十分平常的行为，但现代国家却根本不能这样做。将奴隶作为战利品也已经不再是可取的行动了。中世纪的行会、17世纪末英国的资本持有者、阿姆斯特丹的市民以及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这些行为体所关心的都是如何增加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能够使用的方法（亦即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却是不一样的。

建构主义希望了解，在人们使用工具理性进行权衡之前，他们的偏好是怎样形成的，知识是怎样产生的。建构主义分析的是话语和实践活动，话语和实践活动不断地创造理性主义所说的共同知识。建构主义不强调错误知觉，因为错误知觉是指认知和情感偏见，这样的偏见会使人们偏离理性，但是可以通过分析新的信息而加以纠正。¹³²建构主义感兴趣的是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集体过程（collective process）问题。¹³³建构主义重点讨论的内容是界定行为体身份的话语和社会实践，是行为体在其中进行活动的规范秩序。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些过程：一是将其视为关于因果关系和限制性规范的因素，¹³⁴二是将其大致视为身份形成的竞争过程。¹³⁵

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差异和互补表现在两种理论对说服这一概念的解释上面。¹³⁶理性主义者用刺激因素、战略性讨价还价和信息等因素来解释说服行为。他们分析的是如何提供信息，有时甚至是通过代价很高的信号发送，以说服自己所针对的对象。对于持强理性主义观点的人来说，通过改变别人的最根本偏好来达到说服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建构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社会过程就是改变人们的规范性信念，就像19世纪反奴隶制运动、当今将妇女权利视为人权的运动、或者是民族主义宣传活动那样，改变信念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所以，建构主义认为，说服意味着改变偏好，方法是改变行为体的身份认同、道义责任及其视为准则的行为规范。

不同的研究方式——理性主义对信息的“轻视”和建构主义对规范和身份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传统论争。¹³⁷建构主义具有表意性，理性主义旨在追求一般性规律。两种理论没有任何一种可以独自充分解释社会现实的所有方面。但是，这两种理论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是交汇在一起的。两种理论都承认，人在社会建构的环境中行动，社会环境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对于建构主义来说，这一点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理性主义来说，这一点是其研究的背景条件。因此，两种理论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共同知识：建构主义思考共同知识是怎样生成的，理性主义强调生成之后的共同知识怎样影响战略选择。建构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行为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战略选择机会和不同的性质。理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在偏好、信息和共同知识作为给定条件下行为体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两种理论，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