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追求正义的死刑？

一个名为芭芭拉·格拉汉姆（Barbara Graham）的女囚被紧紧地绑在圣昆廷（St.Quentin）监狱毒气室的椅子上。她因谋杀罪被判处死刑，但是她始终否认自己的罪行。现在，她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一分钟——短短的一分钟，这时，监狱收到了推迟行刑的命令。松绑之后，她昏厥了过去。

当医生和监狱长还在照顾芭芭拉·格拉汉姆时，他们又收到了与之前相反的命令：死刑必须立即执行！

之后，这位女士从昏厥中苏醒过来。她迷惘地环顾四周，时断时续地说道：“我还活着。感谢上帝！”而极力保持镇定的监狱长必须向她宣布，现在仍须执行死刑。他要求她——不，他恳求她——坚强起来。但是，芭芭拉·格拉汉姆在痉挛性喊叫中崩溃了。她一再地宣称自己是无辜的。

她被拖回毒气室，再次被绑在椅子上。毒气室的门已经关上，这时电话响起，再次通知暂缓行刑。法院就再次提出的上诉申请进行了二十分钟的讨论，结果是驳回申诉。芭芭拉·格拉汉姆第三次被推进毒气室，被用皮带绑在死刑椅上。她现在精疲力竭。这一次，当毒气放入时，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同时，她也得到了解脱。

这一幕发生在1955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这种死刑难道是为了正义吗？

这种情形和类似的情形绝对没有成为过去时。几乎每两天，国际新闻里就有世界上关于执行死刑的报道。较为具体详细的状况则大多耻于公开。在1979年，这种报道最多的国家是伊朗，因为枪决反对派已经被提上了革命后的议事日程。此外，在阿富汗、伊拉克、加纳、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苏联和尼泊尔也不时有执行死刑的报道。在南非，有六人被处以绞刑；在沙特阿拉伯，有一人被处以斩首刑。在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Bhutto）被处以绞刑；在美国，一个囚犯在电椅上被执行死刑。人们尚未知悉的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可能要多于新闻报道的人数。

对此，人们一再提出的问题是：国家有权处死其国民吗？国家对此有充分的合法性吗？国家对此拥有一种道德权力吗？抑或仅是基于其使命？或者基于其必要性？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约二百五十年间，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以及范围甚广的社会公众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和论争都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易言之，都没能使我们对于当今世界观中的死刑问题有一个终极的认识。其原因在于，死刑始终被视为一个法律问题而进行讨论。实际上，死刑更多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它显然与正义问题无关，而是更多地关乎社会心理需求。因而，人们在死刑问题上过多地苛求于司法机构。根据我们今天的理解，实践正义需要理智的理性和客观性。然而，对死刑的需求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所有支持和反对死刑的理性考量都无助于对死刑的理解和认识。

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揭示和阐释死刑之所以产生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因素。对于专虐暴政的不法行为，本书只是顺带提及，对于其间的关系亦简要论述。除了专制暴君之外，没有人会对其进行辩护。很显然，这涉及违背常情的权力欲，并且缺乏最基本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此外，存在着合法地将人处死的情形，即由国家执行的死刑，这通常由国家法律予以规定，并且多是基于人民多数的同意。这种“合法的”死刑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我们所知的任何社会都毫无例外地适用过死刑。从死刑在世界各国的广泛适用可知，死刑与人类社会和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是什么样的社会和心理需求导致人们会杀死同类？为回答这个问题以及认清死刑的内在本质，本书追溯了死刑从早期的起源直至现代的整个历史。就像认识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我们可以从死刑的早期形态更好地认识死刑的起源及其发展基础。虽然它们亦是现代死刑形态的基础，但是其中也产生了一些我们还未能辨知的变化和发展。这些早期形态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死刑产生的真实动因。就此而言，探究死刑产生的最初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同样，对于死刑在此之后直至现代的继续发展，我们亦需探究其原初动因，因为不仅要探究死刑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探究为什么要实施死刑。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死刑。本书对于具体的、具有典型性的死刑执行方式的论述亦是如此，因为当时的状况决定了其某些方面的独特之处。

在人类历史上，死刑造成了无以计数的牺牲品，并且其牺牲品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多，而这些牺牲品还是以一些崇高的观念之名产生的。以上帝的名义、以皇帝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以祖国的名义或者以正义的名义使得无数人失去生命。最终，我们要考察，究竟是社会内部的何种问题引致共同体针对个体来行使这种权力。这里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古老的死刑需求在其他的社会关系中是否可能会趋于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