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争论

美国并不例外。美苏之间的冷战更多的是争夺盟友的竞争。所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复争论其实根源于对结盟原因理解的分歧，对外政策的形成取决于何种结盟的假设得到赞同，而问题是这些假设是否正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如何对威胁作出反应。国家是寻求盟友以制衡具有威胁性的大国，还是更有可能追随最具威胁性的国家？这一基本问题是大量政策问题的核心。例如，美国应该增加有关北约的军费开支并作出更多的承诺，来阻止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从而防止欧洲的“芬兰化”呢？还是美国应该做得少而盟国做得多呢？同样，阿富汗查希尔国王的垮台和苏联的入侵将促使海湾国家支持苏联，还是这些国家更有可能与美国或其他国家合作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国家是更经常地结盟反对具有威胁性的大国，还是试图与之缓和。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政治家基本上支持后一种观点。例如，1953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指出：“如果我们的盟友不相信我们反对苏联侵略的能力和意愿，它们会强烈地倾向选择中立。”⁷其逻辑结果就是“签订一系列条约”（pactomania）。同理，由于普遍担心如果美国从越南撤出，有可能引起美国的盟国背叛，美国长期介入越南战争因此就被合理化。正如国务卿腊斯克所指出的：“美国的联盟是维护和平的核心，如果发现美国的承诺毫无价值，和平的结构就会崩溃，我们将面临可怕的灾难。”⁸美国的政治家们相信通过显示力量和意愿可以争取到盟友，尽管代价高昂，他们仍试图维护美国一个值得信任和具有军事优势的形象。⁹

第二个问题是内部拥有类似特征的国家是否比那些国内秩序不同的国家更有可能进行联盟。早期对推行遏制战略的争论部分归因于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乔治·凯南认为共产主义集团倾向于意识形态的纷争和内部的分裂（因此容易为美国所利诱），而杜鲁门政府中凯南的反对者认为共产主义世界是一个意识形态和谐的联盟，必须进行军事对抗，通过主动的利诱不可能使之分裂。所以，对于是什么将苏联联盟体系凝结在一起的不同观念导致了不同的政策建议（prescription）。¹⁰自此后，美国对世界上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反对，就主要建立在认为一致性的意识形态将使这些政权成为忠于苏联的盟友基础之上。¹¹这再次说明，有关结盟原因的假设（这种假设没有得到详细解释）已成为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

最后，则是特定的政策工具能否使其他国家改变其联盟偏好的问题。特别是，经济或军事援助能否产生忠诚的盟友，如何能轻易地和可靠地达到目标，以及对外机构、外交顾问和对外宣传是否进行影响和控制的有效工具。相信这些工具将有效影响联盟选择的观念，成了美国关注苏联向第三世界输送武器，以及普遍认为受到苏联或古巴较大影响的国家是克里姆林宫可靠工具的根据。¹²这再一次说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方面是建立在主张特定的结盟工具具有有效性的基础之上的（该主张没有得到验证）。

这些广为流传的假设对美国的不安全景象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描述。那种认为国家注重力量的观点暗示，出现任何的软弱或动摇将无可挽回地损害美国的国际地位，认为意识形态是结盟的重要原因的观点，也暗示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府和左翼运动实质上都是苏联的可靠资源。并且，如果对外援助或对外机构能够创造出忠诚的卫星国的话，那么当非马克思主义国家收到苏联的物质援助时，美国也会受到威胁。总之，如果上述假设成立的话，美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