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本章提出的各种假设其含义是不同的。如果制衡是常态，如果意识形态作用较小或呈现分裂状态，如果对外援助和渗透的作用比较小，那么对国际体系的支配将难以实现，绝大多数国家会发现安全是充分的。但是，如果追随强者的假设更准确，如果意识形态是结盟的重要因素，如果对外援助和渗透很容易带来对其他国家的可靠控制，那么对国际体系的支配就较为容易地实现（尽管也极为脆弱）。92即使大国也会发现它们并不安全。
由于各种假设的含义不同，所以确定所提出的何种假设最恰当地引导了国家行为，就极为重要。因此，本书后面的任务就是搜集大量证据，以便更好地对此作出评估。
注释
1. 我所使用的“制衡”与“追随强者”两个名词是遵从肯尼思·华尔兹在其《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用法（而华尔兹将这两个词的用法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在《纷争与合作：国际政治论集》一书的“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中，阿诺德·沃尔弗斯使用了同样的术语。参见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Md．，1962），pp．122—124。
2. 关于均势的经典分析，参见Edward V．Gulick，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Power（New York，1955），pt．1； F．H．Hinsley，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Cambridge，England，1963），pt．1； Inis L.Claude，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1962），chaps．2 and 3； Robert E．Osgood and Robert W．Tucker，Force，Order，and Justice（Baltimore，Md．，1967），pp．96—104； Martin Wight，“The Balance of Power”，in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ed．Martin Wight and Herbert Butterfield（London，1966）。关于均势的当代版本，参见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ap．6； 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t．4。
3. 瓦特尔（Vattel）几个世纪前认为：“保持均势的真正手段是使任何国家都不比其他国家处于优势地位。但是这种观念如果没有不公正或暴力就不能实现。比较简单和合适的做法是建立联盟，以反对一个特别强大的君主，防止他的统治。”引自Gulick，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p．60。
4. Winston 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ol．1：The Gathering Storm（Boston，1948），pp．207—208．
5.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p．178．
6. 用肯尼思·华尔兹的话来说：“处于第二位的国家，如果它们能够自由选择的话，将涌向弱者一方，因为威胁它们的是较强的一方。自然，如果它们建立联盟拥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或威慑力量以阻止敌对联盟的攻击，它们将受到较弱一方更多的尊重，也将更安全。”参见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26—127。
7. 路德维希·德约对该主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参见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New York，1965）； Hinsley，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and Gulick，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8. W．Scott Thompson，“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ystem”，Orbis，20，No．4（1977）.
9. 参见William L．Langer，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New York，1953），pp．434—435； and Craig，Germany 1866-1945，pp．303—314。该观点并不局限于德国军界。1914年2月，国务大臣雅戈（Jagow）预测欧洲大陆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将保持中立。他表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驱动德国政策的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正如他告诉德国驻英国大使时所说的：“我们没有徒劳地建立舰队，英国民众会严肃地自问，简单地和没有危险地承担法国保护者的角色来进行对抗是否恰当。”引自Imanuel Geiss，July 1914（New York，1967），pp．24—25。
10. 关于苏联对土耳其施加压力的论述，参见George Lenczowski，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Affairs，4th ed．（Ithaca，1980），pp．134—138； and Bruce R．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rinceton，N．J．，1980），pp．355—378。关于挪威对苏联压力的反应，参见Herbert Feis，From Trust to Terror：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5-1950（New York，1970），p．381；以及Geir Lundestad，America，Scandinavia，and the Cold War：1945-1950（New York，1980），pp．308—309。
11. 参见Dimitri K．Simes，“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in Nye，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pp．307—308。
12. NSC—68（“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reprinted in Gaddis and Etzold，Containment，p．404．还可参见该书第389、414、434页。
13. 引自Seyom Brown，The Faces of Power：Constancy and Change 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rom Truman to Johnson（New York，1968），p．217。
14. 引自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Watershed in Great Power Policy？97th Cong．，1st sess．，1977，pp．157—158。
15. New York Times，April 28，1983，p.A12.里根在同一个演讲中说道：“如果中美洲垮台，对我们在亚洲和欧洲的地位，以及北约这样的盟友会产生什么后果？……那么哪个盟友和伙伴还会信任我们呢？”
16. 参见Denis Mack Smith，Mussolini（New York，1982），pp．234—235，246—250； 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Soviet Foreign Policy，1917-1973（New York，1974），pp．394—398； and A．J．P．Taylor，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1980），pp．88—90，153。
17. 参见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pp．276—277； Isaac Deutscher，Stalin：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1966），pp．437—443； and Joachim Fest，Hilter（New York，1974），pp．583—584，592—593。
18. 只建立在能力分配基础上的均势理论，最突出的例子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强调其他因素也很重要的学者，如Gulick，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pp．25，45—47，60—62。
1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法国和俄国控制了世界27.9%的工业生产，而德国和奥匈只控制了19.2%。随着俄国退出战争以及美国加入英国、法国一方，美、英、法三国工业生产所占比例上升到51.7%，优势达到2比1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国防开支超过德国，大约为4.5比1。即使考虑到德国控制了欧洲大陆以及对日作战的负担，盟国在总体能力方面还是占有巨大优势。所以，20世纪两个最重要联盟的建立就不能仅仅通过实力因素来解释。关于上述数据以及两次大战中其他相对实力的统计，参见Paul M．Kennedy，“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International Security，9，no．1（1984）；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1983），pp．309—315。
20. 关于这些观点的总结，参见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25—88。关于凯南的观点，参见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1954），pp．63—65。关于李普曼的分析，参见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of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1947）。
21. 引自Bernadotte C．Schmitt，The Coming of the War in 1914（New York，1968），2； 115。
22. 对卡斯尔雷政策的论述，参见Harold Nicolsonm，The Congress of Vienna（New York，1946），pp．205—206。
23. 参见Harvey Starr and Benjamin A．Most，“The Substance and Study of Bord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no．4（1976）。关于实力与距离之间关系的论述，参见Kenneth A．Boulding，Conflict and Defense：A General Theory（New York，1962），pp．229—230，245—247。对之进行实证性的评论，参见Albert Wohlstetter，“Illusions of Distance”，Foreign Affairs，46，no．2，（1968）。
24. 引自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London，1980），p．421。
25. New York Times，April 28，1983，p．A12．
26. 考提亚的分析如下：“无论处于何地的国王一旦靠近征服者的领土范围，就被看成是敌人。国王同样地靠近征服者的敌人，但被敌人将其与征服者分开，则国王被征服者看成朋友。在征服者面前并靠近敌人，国王的处境如下：国王是征服者的朋友，在他后面的是敌人的朋友，往后是征服者的朋友，再往后则是敌人朋友的朋友。”参见Kautilya，“Arthasastra”，in Balance of Power，ed．Paul A．Seabury（San Francisco，1965），p．8。
27. 对进攻与防御含义进行最好的讨论，参见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30，no．3（1978）； Stephen W．Van Evera，“Causes of War”（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84）； and George Quester，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New York，1977）。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文章，参见Jack S．Levy，“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8，no．2（1984）。
28. 明显的区别是，有多种与地缘毗邻性无关的因素影响了进攻与防御之间的平衡。地缘的毗邻性也容易引起有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如边界争端。这些利益冲突是地缘毗邻性的结果，但显然与进攻或防御优势引起的冲突不同。
29. 参见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New York，1950），pp．3—5； Raymond J．Sontag，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1871-1932（New York，1933），pp．4—5；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p．189； and Quester，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pp．105—106。
30. 伊曼纽尔·盖斯指出：“与英国签订针对德国的协定，在没有签订实质性的海军协定的情况下，等于白费（square the circle）。”参见Imanuel Geiss，German Foreign Policy，p．131。也可参见Kennedy，Rise of Anglo-German Antagonism，pp．416—423。
31. 当进攻被认为具有优势时，联盟的建立就极为混乱：大国将采取有力的制衡行为，弱国将更加频繁地追随强者。结果就是出现一个由密集的联盟和较少中立国家组成的世界。
32. 关于利比亚国际地位的讨论，参见Claudia Wright，“Libya and the West：Headlong into Confront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58，no．1（1981—1982）。近来，美国和法国采取了反对利比亚的直接军事行动，许多国家对卡扎菲政权进行了经济制裁。
33. 参见Craig，Germany 1866-1945，pp．101，242—247，and cha．10； Geiss，German Foreign Policy，pp．66—68； and Kennedy，Rise of Anglo-German Antagonism，Chaps．14 and 20。
34. “艾尔·克劳关于英国与法国和德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1907年1月1日”，参见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ed．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London，1928），3：397—420。还可参见G．W．Monger，The End of Isolation：British Foreign Policy，1900-1907（London，1963），pp．313—315。爱德华·格雷作出了关于英国联盟政策相似的结论：“理论上，当一个强大组织有利于稳定与和平时，英国并不反对该组织对欧洲的支配。只有当这种支配实力变得富有侵略性时，出于自卫的本能，而不是深思熟虑的政策，英国将采取被描述为均势的行动。”参见Edward Grey，Twenty-Five Years，1892-1916（New York，1925），1：8。也可参见Kennedy，Rise of Anglo-German Antagonism，p．431。
35. 引自Luigi Albertini，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London，1952），3：458。
36. 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和希特勒由于假定其潜在的敌人会采取追随强者的行为，因而低估了侵略的成本。例如，慕尼黑会议后，希特勒认为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是“胆小的可怜虫”，忽视了他们有可能进行反抗。拿破仑显然相信英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对法国发动战争”没有道理，认为《亚眠和约》保证了英国放弃对法国的敌视。参见Fest，Hitler，pp．594—595； Liska，Nations in Alliance，p．45； and Geoffrey Bruun，Europe and the French Imperium：1799-1814（New York，1938），p．118。由于希特勒和拿破仑对追随强者世界的信奉，因此他们极力渴望进行战争。
37. 这种情况类似罗伯特·杰维斯对威慑模式和螺旋模式的区分。威慑模式要求反对被怀疑为侵略者，螺旋模式要求绥靖。制衡和追随强者行为是联盟性的威慑和绥靖。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1976），chap．3。
38.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试图遏制德国，但为《洛迦诺公约》（公约保证了法国与德国接壤的边界，但没有对法国的盟国提供类似的保证）和法国所采取的防御性军事战略方针所削弱，这种军事战略方针使法国不可能援助其盟友。参见Telford Taylor，Munich：The Price of Peace（New York，1980），pp．111—112； and Richard D．Challender，The French Theory of the Nation in Arms（New York，1955），pp．264—265。
39. 参见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 Georg Schwarzenberger，Power Politics（London，1941）； Hinsley，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and Jack S．Levy，“Theories of General War，”未发表的手稿，1984，这份手稿的扩展修订版参见World Politics，37，No．3（1985）。
40. 近期最突出的例子包括：（1）东盟国家在美国从越南撤出以及越南占领柬埔寨之后加强了合作；（2）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共产党中国复交；（3）伊朗革命后，波斯湾地区建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关于南非和海湾的例子，参见Mahnaz Z．Ispahani，“Alone Together：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Arabia Gulf，”International Security，8，no．4（1984）。无论对这些安排的效率有何看法，它们所体现出来的趋势是明显的。
41. 参见Rothstein，Alliance and Small Powers，p．11。该问题属于公共物品问题。弱国不能为自己提供安全，因此这些国家追随强者，同时希望其他国家来保卫它们。
42. 在古代世界，罗马建立持久霸权的一个原因是，罗马的各种敌人发现难以协调有效地对抗罗马。参见Edward H．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Baltimore，Md．，1976），pp．192，199—200。相反，当文艺复兴期间一个有效的外交体系建立后，在欧洲建立霸权的前景很快暗淡了。参见Gulick，Europe's Balance of Power，p．16；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New York，1977），p．106 and chap．7； Garrett Mattingly，Renaissance Diplomacy（Boston，1971），chaps．13—16； and Harold Nicolson，Diplo macy（London，1963），chap．1。
43. 引自C．J．Lowe，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New York，1967），p．85。
44. 参见Fred Singleton，“The Myth of Finlandis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57，no．2（1981），特别是pp．276—278。辛格尔顿指出，1947年西方联盟同意了1944年芬兰与苏联的停战协议（该协议确立了苏联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45. 关于推卸责任的讨论，参见Posen，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pp．63—64。也可参见格伦·斯奈德在“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中对放弃责任的讨论，以及奥尔森等在“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中对搭便车问题的讨论。
46.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比利时的中立辩护时指出：“一个联盟，尽管是纯粹防御性的，也不可能实现安全目标，即使盟国的援助多么迅速，盟友的援助也只有在侵略者发起攻击后才会来临，而侵略者的攻击是难以抵挡的。”引自Rothstein，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pp．111—112。芬兰的乌尔霍·吉科宁（Urho Kekkonen）以同样的方式强烈要求与苏联和解：“成为大国的盟国决不符合芬兰的利益，因为成为这样的盟国，在靠近俄国边境的周边地区要时刻保持警惕，并将首先被敌人侵占，当决定战争与和平时，说话也没有分量。”参见Urho Kekkonen，A President's View（London，1982），pp．42—43。
47.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尔干外交的分析，参见“Hungary，Rumania and Bulgaria，1941-1944，”in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9-1946：Hitler's Europe，ed．Arnold Toynbee and Weronica Toynbee（London，1954），pp．604—631。
48. 威胁的不同根源也说明了为什么拥有强大实力的联盟在敌人注定被打败的情况下（但不是已被打败）仍可能在一起的原因。例如，如果只看重综合实力，就有可能使我们预期战争结束前很长时间内，同盟国家将解体（即轴心国明显地将被击败）。但德国和日本的意图极为邪恶，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盟国足够长时间地维持联盟关系以使这两个国家无条件投降。
49. 从学术角度讨论意识形态在联盟建立中的重要性，参见Edwin Fedder，“The Concept of Allianc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2，no．1（1968）：86；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p．183—184； and schwarzenberger，Power Politics，pp．112—114。关于支持上述主张的定量分析，参见Holsti，Hopmann，and Sullivan，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pp．61—64。
50. Edmund Burke，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引自Wight and Butterfield，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p．97。
51. 引自Charles K．Webster，The Foreign Policy of Palmerston（London，1951），1：390。
52. 参见U．S．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pp．46—48； and U．S．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ird World，1980-1985：An Imperial Burden or Political Asset？99th Cong．，1st sess．，1985，pp．201，231—232。值得注意的是，马谢尔在他1986年去世前放弃了支持苏联的立场，以努力减轻南非的压力并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
53.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New York Times，January 26，1983．
54. 参见Richard J．Barnet，International and Revolution：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hird World（New York，1968）； Richard E．Feinberg and Kenneth A．Oye，“After the Fall：U．S．Policy toward Radical Regimes，”World Policy Journal，1，no．1（1983）；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96，136—144，175—182，284—288； and Stephen D．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1978），pp．338—342。关于里根主义，参见U．S．Senat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U．S．Policy toward Anti-Communist Insurgencies，99th Cong．，1st sess．，1985； and George P．Shultz，“New Realities and Ways of Thinking，”Foreign Affairs，63，No．3（1985），pp．710，712—713。
55. 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一项缓和政策能够确保印度与中国之间良好的关系，因为他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像印度一样的亚洲国家，中国最近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因此，他并不将中国看成一种迫切的威胁。但1962年的中印战争表明尼赫鲁过高地估计了“亚洲一致”的力量。参见Vidya Prakah Dutt，“India and China：Betrayal，Humiliation，Reappraisal”，in 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ed． A．M．Halpern（New York，1965），pp.202—209； and Michael Brecher，Nehru：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1959），pp．588—592。
56.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观点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讨论，参见Richard Lowenthal，World Communism：The Disintegration of a Secular Faith（New York，1964）。
57. 参见James A．William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Commonwealth（London，1965），pp．180—181。
58. 三皇同盟开始于主要欧洲君主宣布相互之间将限制使用武力。到1820年，英国在干涉自由主义运动问题上后退。剩下奥匈帝国、俄国和普鲁士三国结盟以反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威胁。参见Nicolson，Congress of Vienna，pp．242—243，245—251，and chap．16。关于三皇同盟的论述，参见Geiss，German Foreign Policy，pp．29—30； and Craig，Germany 1866-1945，pp．103—104。
59. 参见Webster，The Foreign Policy of Palmerston，1：386—410； and Hinsley，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pp．215—217。
60. Richard Lowenthal，“Factors of Unity and Factors of Conflict”，The Annals，349（1963）：107； Rothstein，Alliance and Small Powers，p．178； and Liska，Nations in Alliance，p．171.
61. V．V．Zagladin，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Moscow，1973），p．465．
62. 参见Lowenthal，World Communism，pp．234—235，247—252，256； Zbigniew 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Unity and Conflict（Cambridge，Mass．，1967），pp．51—58； and Franz Borkenau，World Communism：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Ann Arbor，Mich．，1971），pp．196—207。
63. 当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对君主制构成威胁。因此，我们不希望君主国家和民主国家进行合作是意识形态一致性的结果，除非合作反对那种两者都认为讨厌或具有危险性的意识形态。
64. 参见William L.Langer，Political and Social Upheaval：1832-1852（New York，1969），pp．290—295； and Walter Alison Philips，The Confederation of Europe（London，1920），pp．202—203，208—209。当然，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威胁能够相互加强，如欧洲分裂为北约和华约所显示的。
65. Michael Doyle，“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0，no．4，（1986）．
66. 前文指出，这种观点支持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激进的或马克思主义政权所进行的干涉。
67. Winston 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ol．3：The Grand Alliance（Boston，1950），p．370．罗斯福告诉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我不能信奉共产主义，你也不能。但是跨过这一桥梁，我将与魔王握手。”引自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New York，1978），p．149。
68. 参见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chaps．4 and 5。
69. 参见Kennith N．Waltz，“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Daedalus，93，no.3（1964）； and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ap．8； Glenn Snyder and Paul 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Bargaining，Decision Making，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N．J．，1977），pp．419—429．and Dinerstein，“Transformation of Alliance Systems”，p．593。
70. 关于这一点，参见Osgood and Tucker，Force，Order，and Justice，pp.52—53，78—81；Quester，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pp．73—76；Robert Jervis，“Security Regimes”，In International Regimes，ed．Stephen D．Krasner（Ithaca，1983），pp.178—184；and Stanislaw Andrewski，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Berkeley，Calif.，1968），pp．68—69。防御为主的主要原因是那一时期保守政权普遍倾向保持小规模的常备军，担心大规模的常备军影响内部稳定。
71. 参见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London，1979），pp．296—298。关于盟国夸大相互间一致性水平的倾向，参见Robert Jervis，“Hypotheses on Misperception”，World Politics，20，no．3（1968）：463。
72. New York Times，March 15，1983．前国防部长布朗以同样的言辞说明苏联的武器输出：“他们还想如何扩大他们的影响？……当他们向第三世界输出坦克以使这些国家对抗邻国，从而增强他们的影响时，他们正在做他们擅长做的。”Washington Post，December 7，1980，p．A10．
73. 参见Hans J．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6，no．2（1962）：302—303。
74. 参见John Wolf，The Emergence of the Great Power（New York，1962），pp.18，26，103。
75. 参见Lenczowski，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Affairs，p．81； Howard M．Sachar，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East：1914-1924（New York，1969），pp．125—130，136； Bernadotte Schmitt and Harold M．Vedeler，The World in the Crucible：1914-1918（New York，1984），pp．92—94。
76. Jacob Viner，“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Diplomacy，1881-1914”，in Viner，International Economics：Studies（Glencoe，III．，1952）； 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k's European Order（Princeton，N．J．，1978），pp．342—346； and Fritz Stern，Gold and Iron：Bismarck，Bleichroder，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New York，1979），pp．439—447．
77. 参见Alexander Haig，“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in U．S．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Public Affairs，Current Policy# 264（Washington，D．C．，March 19，1981），p．2。参谋长联席会议用了类似的语言：“安全援助计划通过帮助盟友满足它们的国防需要和支持集体安全努力，有助于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参见U．S．Joint Chiefs of Staff，U．S．Military Posture for FY1987（Washington，D．C．1986），p．83。
78. 参见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chap．1； and William H．McNeill，America，Britain，and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1941-1946（London，1953），pp．137—155。
79. 有大量关于经济影响的来源和条件的文献。有趣的是，只关注武器转让和经济援助的著者通常认为援助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关注经济影响和强制等更为广泛问题的著者对国家通过直接经济压力来控制他国的可能性并不太乐观。在评估这些文献时，我发现以下著作极为有益：Ariel Levite and Athanassios Platias，“Evaluating Small States' Dependence on Arms Imports：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Ithaca，1983）； Albert O．Hirschman，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Berkeley，Calif.，1945），特别是pp．29—40； James A．Caporaso，“Dependence，Dependency，and Power in the Global System：A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2，no．1（1978）； Klaus Knorr，The Power of Nations（New York，1975）； Klause Knorr，“Is International Coercion Waning or Rising？”，International Security，1，No．4（1977）； Michael Mastanduno，“Strategies of Economic Containment”，World Politics，37，no．4（1985）； and Steven E．Miller，“Arms and Impotence”（paper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New Faces Conference in Bellagio，Italy，1979）。
80. 参见Robert E．Harkavy，Arms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Cambridge，Mass.，1975），p．101。
81. 这里的论述类似于克劳斯·诺尔在《国际强制是衰微还是增强》一文中的提法。参见Klaus Knorr，“Is International Coercion Waning or Rising？”，pp．102—110。关于有利于强制成功的条件，参见William Simons，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Laos，Cuba，Vietnam（Boston，1971），pp．216—220。
82. 参见斯蒂芬·克拉斯纳关于弱国决策的讨论，Stephen D．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chap．3； and Mastanduno．“Strategies of Economic Containment”，pp．519—520，522—524。
83. 关于这一点，参见Robert O．Keohane，“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Allies”，Foreign Policy，No．2（Spring，1971）。
84. 参见Robert Sherwig，Guineas and Gunpowder：British Foreign Aid in the Wars with France，1793-1815（Cambridge，Mass．，1969），pp．311—313，350—355； and McNeil，America，Britain，and Russia。
85. 关于不同类型渗透的详细区分，参见Karen Dawisha，“Soviet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Iraq，Syria and Egypt，1955-1970”，Soviet Studies，27，no．3（1975）。
86. 例外的包括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Englewood Cliffs，N．J．，1967），chap．8； Andrew M．Scott，The Revolution in Statecraft：Informal Penetration（New York，1965）； and Nicholas O．Berry，“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Penetration”，Orbis，17，no．3（1973）。
87. Schmitt and Vedeler，The World in the Crucible，pp．98—102； and 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London，1952），pp．508—511，533—534．
88. 参见Horace C．Peterson，Propaganda for War：The British Campaign against American Neutrality，1914-1918（Norman，Okla，1939）。
89. 参见Ross Y．Koen，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1974）； and Stanley Bachrack，The Committee for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New York，1976）。
90. Miles D．Wolpin，“External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s a Source of Conservative Military Behavior in the Third World”，in Militaris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d．Kenneth Fidel（New Brunswick，N．J．，1975）； Anthony Cordesman，“U．S．and Soviet Competition in Arms Exports and Military Assistance”，Armed Forces Journal International，118，no．12（1981）：667； and“U．S．Department of Defense”，Soviet Military Power（Washington，D．C．，1983），pp．86—90．
91. 参见Bachrack，Committee for One Million。
92. 如果追随强者是普通的行为，那么支配地位就很脆弱，因为小的失败有可能引起大量的背叛。一旦盟友认为处于支配地位国家的财富处于衰落中，那么追随强者的假设断定这些盟友将很快与别国重新结盟。所以，大国的财富在追随强者的世界里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任何小的事件将导致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