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有关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与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化密不可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卫生方面出现了三个主要发展趋势：（1）艾滋病继续在全球蔓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造成越来越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2）对生物武器扩散的不断增加的担心，特别是在恐怖主义集团中的生物武器扩散；（3）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由于病毒、产品及污染物等疾病风险全球传播而导致的富国和穷国人口不断加深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当今全球化世界上的跨国传染病威胁已经使整个人类陷入一个单一的微生物海洋。”¹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推动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尽管国际机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大多数公共卫生学家拒绝把国际机制看作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总是从狭隘的医学科学角度来分析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在探求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国际关系学者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学术研究中一直是相当被动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尽管公共卫生是一个经典的跨国问题，但是国际关系学界对它的关注一直很有限”。¹²关注此类问题的学者也大多采用了“分割式”（segmented）的方法。他们分别从国际贸易、国际人权机制等方面分析这些因素对公共卫生产生的影响，总体上缺乏一个整体的和跨学科的研究路径。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新发和复发传染病、特别是在艾滋病危机以及潜在的生物恐怖威胁的冲击下，国际关系学界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开始升温。在国际关系学和公共卫生学交叉研究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国际关系学者要首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戴维·P.菲德勒（David P．Fidler）教授，其代表作之一就是《“非典”、治理与疾病全球化》（SARS，Governanc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Disease）。¹³作者以“非典”危机为例，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卫生危机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菲德勒认为，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化需要“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post-Westphalian）公共卫生治理，也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并且提出了《国际卫生条例》这一国际机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缺陷。为了分析国际关系和病毒微生物挑战之间的互动过程，他还创造了一个新词“微生物政治学”（microbialpolitik）。¹⁴他把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置于国际条约机制的框架之下，分析了病毒微生物威胁对全球卫生机制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追溯了19世纪召开的一系列国际公共卫生会议及公共卫生外交的历史渊源。

2008年，菲德勒和劳伦斯·O.古斯丁（Lawrence O．Gostin）共同出版了《全球时代的生物安全：生物武器、公共卫生和法制》（Biosecurity in the Global Age：Biological Weapons，Public Health，and the Rule of Law）一书。¹⁵两位作者认为，生物安全威胁主要来自生物武器和自然爆发疾病两个方面，这就需要在安全和公共卫生这两个以前相互独立的领域进行政策的整合与协调，主要是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两个国际机制之间进行融合。这也是公共卫生问题被“安全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作者在书中强调了这种整合战略的重要性和困难所在，并且认为，安全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之间的整合需要转变传统的观念和做法，需要通过可持续性的治理来应对病毒微生物所带来的威胁。作者认为，有效的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框架需要通过法制路径加以提供，也即通过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法律功能，来增进上述两个国际机制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安德鲁·普赖斯-史密斯（Andrew T．Price-Smith）在2005年出版了《瘟疫与政治：传染病和国际政策》（Plagues and Politics：Infectious Diseas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一书。¹⁶作者从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阐述了公共卫生危机对全球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安德鲁认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国际治理和繁荣构成了直接和严重的长期威胁。

2005年，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阿吉纳姆（Obijiofor Aginam）教授出版了《全球卫生治理：国际法与一个分裂世界中的公共卫生》（Global Health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Law and Public Health in a Divided World）。¹⁷该专著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分析了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全球邻人社会所面临的共同的脆弱性，追溯了19世纪的传染病外交，并剖析对殖民主义时期的公共卫生多边主义的根源。此外，作者还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健康权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行了探究。最后作者认为，尽管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全球相互依赖，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巨大的公共卫生能力差距，国际法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2007年，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的研究人员安德鲁·库珀（Andrew F．Cooper）等人出版了《治理全球卫生：挑战、应对、创新》（Governing Global Health：Challenge，Response，Innovation）一书。¹⁸该书强调了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性及所面临的挑战，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中的变革，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视角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卫生问题，阐述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中对公共卫生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最后，作者认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需要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多边国际机制创新，其中涉及集体行动中的主权让渡、问责性、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实施机制等。

2007年，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GIGA）的沃尔夫冈·海因（Wolfgang Hein）教授等人出版了《全球卫生治理与对抗艾滋》（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nd the Fight Against HIV/AIDS）一书。¹⁹作者从艾滋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威胁出发，揭示了全球卫生治理在遏制艾滋病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首先厘定了全球卫生治理的概念，然后分析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功能，最后作者认为，全球卫生治理需要一种“后威斯特伐利亚”的体系观，即全球卫生治理不能囿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8年由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马克·扎克（Mark Zacher）和塔妮娅·基夫（Tania Keefe）出版的《全球卫生治理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一书则分析了20世纪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发展阶段，并且对国际专利法和必要药品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之间的冲突作了一定的阐述。作者认为，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国际政治中的合作。²⁰此外，一些西方学者还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公共卫生问题走向全球化的过程。²¹

另外，公共卫生学界也对公共卫生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了一定的研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杰维德·希迪奇（Javed Siddiqi）教授所著的《世界卫生与世界政治》（World Health and World Politics）一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²²在此著作中，为了阐述世界卫生与世界政治的互动过程与结果，作者以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的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分析并梳理了自从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以来国际政治因素在该组织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内的政治化不利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

1997年，芬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的研究员玛丽·科夫萨劳（Meri Koivusalo）和埃瓦·奥利拉（Eeva Ollila）出版了《打造一个健康的世界》（Making a Healthy World：Agencies，Actors & Policies in International Health）一书。²³该书是第一部全面阐述国际卫生战略中所涉及的国际机制的学术著作，分析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与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相关的国际机制的组织特点、政策及实践等方面。作者还关注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中的其他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此外，该书还深入探讨了国际卫生政策的主要领域，其中包括“共享健康”（Health for All）、“基本卫生保健战略”（Primary Health Care Strategies），以及发展中国家必要药品的可及性等问题。2003年，由东英格利亚大学教授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D．Smith）等人编著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 for Health）一书可谓令人耳目一新。²⁴该书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对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类别及供应状况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并且就全球层面上的集体行动问题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

除了上述专著之外，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还就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及治理问题发表了一些报告和论文。例如，美国兰德公司（Rand）在2003年公布了题为《新型与重现传染病的全球威胁：重建美国国家安全与公共卫生政策的关系》（The Global Threat of New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Reconciling U.S．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 Policy）的研究报告。²⁵珍妮弗·布劳沃（Jennifer Brower）和彼得·乔克（Peter Chalk）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受全球化、现代医疗实践和农业活动等导致的不良后果和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环境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传染病和公共卫生危机已取代来自敌对国直接的军事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德国国际研究所（German Overseas Institute）在2005年8月发表了题为《全球卫生治理：全球社会权利的冲突》（Global Health Governance：Conflicts on Global Social Rights）的报告。²⁶该报告从全球社会正义及公民权利的视角分析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与报告相比，有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论文多一些。例如，南安普敦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卡罗琳·托马斯（Caroline Thomas）和马丁·韦伯（Martin Weber）在2004年发表了《全球卫生治理政治学：“2000年健康共享”的问题何在？》（The Politics of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Whatever Happened to“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一文。²⁷该文作者认为，全球卫生治理中所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南北差距问题，并且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分析了联合国体系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缺陷。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梅里·卡巴勒罗-安东尼（Mely Caballero-Anthony）在其题为《东亚的传染病控制：安全化、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和人的安全》（Comba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in East Asia：Securitization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for Health and Human Security）的文章中，分析了东亚地区公共卫生危机的两种应对路径——安全化和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且阐述了公共卫生危机对“人的安全”所造成的影响。²⁸

二、国内研究现状

2003年的“非典”危机可以说是国内有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研究的分水岭。在“非典”危机之前，国内鲜有国际关系学者关注有关公共卫生危机的国际合作问题。鉴于“非典”事件对中国外交所产生的冲击，中国学者也开始从非传统安全、国际法等视角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一定的探讨。但是总体讲，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有待于加强。

就专著而言，吉林大学的那力教授2004年出版了《WTO与公共健康》一书。该书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国际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涉及全球知识产权机制与发展中国家的药品可及性之间的矛盾。²⁹李少军教授于2006年出版的《当代全球问题》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公共问题危机。在该书的第七章，作者论述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对全球安全、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并且简要分析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用。³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旭东教授编著的《世界瘟疫史》则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介绍了传染病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³¹

武汉大学龚向前博士的博士论文《传染病控制之国际法问题研究》从当前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出发，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了国际卫生法、国际贸易法、国际人权法等在全球传染病控制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³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帆博士于2004年开展了题为“传染病对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的课题。³³该课题侧重分析了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问题，讨论了与之相关的新发传染病危机、生物恐怖主义、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等问题。另外，在一些学术期刊上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直接或间接分析了公共卫生合作的国际机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³⁴例如，龚向前博士于2006年在《国际观察》上发表了《传染病全球化与全球卫生治理》一文，简要分析了全球卫生治理的结构和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

通过对以上相关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作了一定的研究，他们通过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视角，分析了公共卫生危机对其国家利益所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这种分析可能带有西方的某些偏见，因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所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发展的差距以及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安排的产物，没有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利益诉求。所以，西方学者刻意回避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制度安排的不平等因素。就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而言，他们虽然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但是基本上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特别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从国际机制视角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进行分析的专著。同时，对中国如何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作用基本上没有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