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节
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人类的历史就是和疾病做斗争的历史。”¹有史以来，传染病的灾难就与人类社会如影相随。历史上的第一次瘟疫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1918年席卷全球的流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造成了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在非洲乃至世界肆虐的艾滋病成为了人类的“第一杀手”，据统计，从艾滋病疫情爆发到2017年，已有70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3500万人死于艾滋病。²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以及随后而来的炭疽病毒攻击已经使生物恐怖主义的幽灵徘徊于国际社会。2003年“非典”（SARS）的快速传播表明，在这个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世界上，人类在致命的疾病面前是多么脆弱。2014年在西非爆发并肆虐的大规模埃博拉病毒疫情更是造成1.1万多人死亡，这更凸显了维护全球卫生安全和促进全球卫生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全球公共卫生状况处于一种危机状态。”³

然而，长久以来，上述触目惊心的公共卫生问题却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有关生物医学的技术性问题，属于流行病学专家的专门属地。一国之内的公共卫生问题也被认为是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不得干涉。也就是说，传统的公共卫生治理受制于德国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的“方法论上的民族国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⁴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公共卫生这个最初属于国内治理领域的问题也逐渐走向全球。同时公共卫生危机也逐渐超出医学领域，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病毒是不需要护照的。许多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借助全球化的交通方式使得世界各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愈益加深。如何治理当今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是一个主要的全球问题，其潜在的影响不亚于任何战争，却鲜见有政治科学家对其表现出研究兴趣”⁵，甚至在所谓“低级政治”之列也难觅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之位。德国政治家和医生、被尊称为公共卫生之父的鲁道夫·菲尔绍（Rudolph Virchow）说，“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学只不过是广义上的医学”。⁶也就是说，公共卫生问题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卫生问题是深层次的政治问题，我们需要解决卫生问题的政治决定因素。”⁷鉴于跨国传染病以及潜在的生物恐怖对人、国家和国际乃至全球层次上的安全形势构成威胁，近年来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出现了被“安全化”的趋势。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就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安全化”进行了一定的探讨⁸，也就是说，全球公共卫生威胁逐渐上升为安全议题。“国际关系学，或者国际社会研究，某种意义上就是，而且应该是一门以探讨和实现全球公共利益为主体的学问，或者是以探讨‘公共性’议题为对象的学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表现出自己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属性来。”⁹毋庸置疑，对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所具有的“公共性”使得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成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领域。因此，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必要的。

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呼唤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效率取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状况。同样，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在于怎样实现有效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其路径在于如何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提供更多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 for health）。¹⁰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主要行为体的国际机制是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最重要的提供者。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国际机制贯穿于许多政策领域，包括安全、贸易、发展和人权等。因此，对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及国际人权机制等国际机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及缺陷进行分析，有助于说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根源，从而通过进一步的机制设计和创新来实现更加有效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通过分析上述各个国际机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本书试图从中找出和归纳造成这些不足的深层次根源。总之，从国际机制的角度来探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