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萌芽

西欧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大型的农耕定居文明，除了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兰西等地有一些面积较大的农耕地区，大部分地区都是非定居文明。在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解体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部落长时期被称为“蛮族”。

与中国北方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类似，西北欧蛮族部落的文明发展，也主要是通过对南方和东方地中海定居文明的劫掠和侵占，如罗马帝国末期的蛮族入侵以及11世纪至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而到了大航海时代，则发展出更大范围的征服活动，包括对整个美洲和非洲的劫掠和侵占。因此，其基本性质就是一种“游盗文明”。

产自西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在概念诞生之初，含义很确切，并不混乱。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2]

在19世纪中期的西欧，这个描述符合现实。在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崛起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前，世界的图景是这样的：近现代历史的西方源头，就是16—19世纪300年间发生在西欧的社会巨变；而这个巨变的核心部分，就是一个新的人群——出现在城市当中的、非贵族出身的、需要自谋生路的、主要依赖于智力劳动的、凭金钱获得权力和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崛起。

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这个新兴阶级为了说明自身或调适自身而制造出来的不同理论。

最早的使用者，如欧文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们，主要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集体主义理想，如法国圣西门派的戎西埃雷在183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不愿意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也不愿意为个人而牺牲社会主义”。1840年欧文（Robert Owen）出版了《社会主义与理性社会制度》（Socialism or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一书，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修正和改造而正式提了出来。

所以说，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决定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或者说，首先出现的是被资产阶级理论家建构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谁创造出来的，也无论处在光谱的哪个位置，其实无不是从这同一棵观念的“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枝枝叶叶。

而关于资本主义，最简单粗糙也是最长盛不衰的宏大叙事，就是“自古以来早已存在”论，即认定世界上存在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普世理性，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有了“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易”（亚当·斯密）的天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此后，人类社会踏上了通向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伟大征程，旅途漫长而艰辛，英勇的“资本主义者”们（从巴比伦商人，经佛罗伦萨市民，直到鹿特丹和伦敦的资本家）一路披荆斩棘，移除了所有障碍和藩篱之后，终于抵达了今天这个光辉的彼岸。

这是关于资本主义最光鲜亮丽的一副面孔，那些血腥残暴、你死我活、尔虞我诈、敲骨吸髓的相貌都不见了，撒旦魔鬼被打扮成了英雄大卫。

就这样，关于资本主义的英雄故事，与关于西方文明的光辉道路一起，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的主线。虽然可以确认，在16—19世纪的300多年时间里，西欧地区的确发生了一场独一无二的社会巨变，但同样可以确认，这场巨变只发生在西欧所处的游盗文明当中，属于特例，与其他类型的文明基本无关，当然不具有普遍意义。之所以后来被嵌入了整个“世界历史”，被解释为一个所有文明早晚都要经历的必然阶段，被当作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总结并用来指导所有其他文明，无非就是西方取得了全球统治地位之后才应运而生的一个学术工程，旨在使西方的统治合法化、永久化。

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解释理论——理性科学、自由个体、新教伦理、人文主义——千方百计使西方世界与其他地方区别开来，并形成了说明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只出现在西方并最终导致了西方的胜出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实际上大都站不住脚，因为其中有太多伪造历史和简化现实的痕迹。

伪造和简化工作，主要是由18—19世纪的日耳曼历史学家群体完成的。他们通过区别“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演进的历史”和“静止的历史”等貌似科学的概念，有选择地将古代文明史重新编造成一个连贯的、有利于西欧的“世界历史”。在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单线历史当中，中国和印度一定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也一定被当作“野蛮文明”被边缘化、妖魔化；剩下的就是一个从古埃及、古苏美尔开始，经过了雅典、罗马、耶路撒冷这个“古典时代”，进入了千年“中世纪”之后，通过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接着到了近代的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时期，最终来到了现代自由民主这样一条光辉道路。

完全无视中国和印度，就等于是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大型定居文明排除在了历史叙事之外。利奥波德·冯·兰克和马克斯·韦伯等人是“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以及所谓“内在发展的刚性规律”的主要建构者，但由于他们影响巨大，19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建立在兰克的“科学史学”和韦伯主义的“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之上。

一百多年里围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对错优劣的各种争论，也许根本没有走出那个被所谓“经典”理论、“经典”观念堆砌起来的空中楼阁，从来没触及真正的社会现实和更广阔的世界。如果抽离掉“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和“内在发展的刚性规律”等基本假定，认识到这些观念完全可能是错觉，是一种只属于特殊类型文明的特殊情况，那么关于“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各种理论，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基础和批判环境下，都会变得面目可疑、漏洞百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3]这就是当时的时代巨变，就是此后几百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的源头。而之所以发生了资产阶级突然崛起这个巨变，从西欧的历史上看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从非洲贩卖的奴隶和从美洲掠夺的金银令西欧权贵阶层暴富；二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刺激了各国精英阶层之间的激烈竞争；三是各国公权力的虚弱导致私权力膨胀。

这三个主要原因都有充足的史实作支撑，如果不是受到“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观念的强力主导，引出各种牵强附会和东拉西扯——源自古希腊的资本主义萌芽、源自古罗马的共和主义和私法传统、源自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源自新教革命的资本主义工作伦理、源自“大宪章”和“普通法”的自由主义文化——本来早应该出现更符合史实、更合乎逻辑、更令人信服的历史叙述。

实际上，这三个原因没那么离奇难解，本质上无非是游盗文明的特性在那个时期的集中反映：第一条，从非洲贩卖的奴隶和从美洲掠夺的金银，背后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凶残的集体屠杀和种族灭绝，非游盗文明不能以此为天经地义并大行其道；第二条，西欧的四分五裂，反映出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基督教社会长达千年的低等文明状态，非游盗文明不会是如此这般的早期历史；第三条，公权力的虚弱，体现出该地区国家建设普遍的未完成，甚至尚未达到古代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等早期文明国家的建设水平，非游盗文明不能处在如此这般的状态。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这个文明自身的特殊性，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的迅速膨胀，不过就是这个特殊文明在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一段特殊的小历史：从一个不高的文明状态中，以最野蛮的方式积累了财富，借助于最适合的社会条件，实现了最顺利的崛起。

具体来说，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巨富的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强大需求中，诞生了网络状的“国际贸易”市场，同时在西北欧几个贸易中心城市出现强大的商业权力。

第二，从西欧各国内部特定的社会冲突中涌现出特定的精英集团，不同精英集团一方面以各自的方式统治远方的土地和人民，另一方面凭借各自攫取资源的能力而相互竞争。

第三，从各国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和战争中诞生了现代国家，国家从精英们让渡出来的私权力中获得公权力，并反过来通过公权力服务于精英集团。

第四，精英集团与国家的合作，使得精英集团拥有包括了经济和政治等多重攫取资源的手段，这导致农民和手工业者全面沦为无产者，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

第五，由于无产者失去了所有的生产资料，生产者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并取得生产工具。这就导致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即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是为了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换而进行的生产。

有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理论所赖以产生的那个现实世界，就在这里了，也就是这些了，不需要更多了。

掀掉了“西方中心的单线发展史”这件外衣，搬掉了古希腊、古罗马这块垫脚石，抽掉了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的刚性逻辑”这根脊柱，回归西欧资产阶级之崛起的本来面目，其实不过就是源于蛮族群体的游盗文明借助于幸运降临的历史条件实现的一次成功逆袭。尽管也有它的独特优势，例如游盗文明特有的开拓精神、探索精神、征服精神，体现在西欧资产阶级身上，表现为过人的勇气、无尽的激情、充沛的能量、超强的学习和创造能力，的确令其他类型的文明相对失色。虽然是新生的文明群体，但是他们从古老的地中海文明和东方文明中学到了科学和哲学，学到了文学和艺术，并创造性地应用到了他们的全球征服事业中。而征服事业的扩展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新的发明和创造，形成了一个“先进”和“霸权”相互加强的正循环。但远远到不了构成一个“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阶段”的程度。

试图从这段特殊的小历史中归纳经验、形成理论、普及世界、教导各国、指引未来，对输出者来说是“思想帝国主义”，对输入者来说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只会越学越歪。

（文　扬）

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辨析

人们在谈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起源时，常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既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建人，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倡导者，所以，人们常常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空想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比如像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等人，中国学界主流有时把他们的思想称为“空想共产主义”，有时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的起源和要解决的问题虽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也相当不同。如果弄不清楚这些差异则会导致很多误解，尤其不能理解20世纪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无论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思想还是作为特定的概念，共产主义的产生都要早于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最早产生于16世纪初。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写了《乌托邦》（Utopia），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出现的“圈地运动”，同时也虚幻地描绘了一个生产资料公有的完美社会。由于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描绘的理想社会没有私有财产和商品交换，人们根据生活需要获取生产产品，所以莫尔通常被公认为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奠基人。除了莫尔的《乌托邦》外，1619年德国人安德里亚（J.V. Andreä）所著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1623年意大利人托马斯·康帕内拉所著的《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1651年英国“掘地派”代表人物杰拉德·温斯坦莱写成的《自由法》（The Law of Freedom）也都以不同形式描绘了生产资料公有、社会生活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严格说来，这些思想家都属于空想共产主义者。否定私有制、摈弃商品交换、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和社会生活按需分配是这些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共同理想。在这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尚未产生。

从语词的产生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概念也比社会主义概念产生得早。“共产主义”一词最早是1777年由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德·胡佩（Victor d’Hupay）提出来的，用以描绘一种没有私有制、物质产品根据居民生活需要共享的公社生活。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用“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来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概念的产生则比共产主义概念的产生晚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的圣西门和英国的欧文才提出社会主义概念。按照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的说法，“社会主义一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些人在英国，在高尚的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的学派中，另一些人在法国，在伟大的社会哲学家圣西门的集团里说出了这个词”。[4]通常，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当然，空想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对未来社会进行构想，二者的共同点显然大于差别。但二者的差别仍不容忽视。一般说来，由于空想共产主义产生较早，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发育成熟，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尚未形成，所以，空想共产主义离现实运动稍远，更多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描绘。而空想社会主义是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工人运动已经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强大冲击，空想社会主义对如何摧毁或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思考得更多，像欧文基本上就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所以，相比较而言，空想共产主义更多是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设想，而空想社会主义更多是着眼于否定或改造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

与空想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也存在时间先后的历史逻辑。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是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然后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按照历史顺序，社会主义社会在先，共产主义社会在后。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使用比起共产主义概念却晚了近30年。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中所处的历史阶段非常重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共产主义既是指消灭了私有制的理想社会，也是指无产阶级为了获得解放的一种革命学说。马克思首次使用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从人的解放的角度使用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来表述消灭了私有制的理想社会，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新型社会形态的初步表述。

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既论述了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论述了作为“自由联合体的运动”的共产主义运动。

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这本小册子中把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来使用，把共产主义理论界定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由于当时的现实原因，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负面概念来使用的，主要用来批评几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具有封建宗法色彩的“社会主义”、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后来曾解释，在19世纪中叶，由于一些错误思潮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所以，当时他并没有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概念来使用。

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本小册子中系统地阐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纲领。通常，《共产党宣言》被看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使用基本沿用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说法，即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来使用，把社会主义界定为具有封建色彩的反动思潮或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

在《共产党宣言》诞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正面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多卷本的鸿篇巨制中谈到未来理想社会时，仍是使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没有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面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在1872年的《论住宅问题》论文集和1873年的《反杜林论》中。这时，恩格斯明确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把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跟形形色色的其他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在恩格斯的大部分论述中，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作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一种革命学说。

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给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5]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时期就是后来马克思主义讲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这个过渡时期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在经济、道路和精神等方面还明显带有资本主义痕迹。马克思当时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来指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但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到了20世纪初，列宁明确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期就愈长）。”[6]至此，社会主义既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也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后还要再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理论呢？这既有历史与现实的需要，也有理论逻辑的需要。

从现实的角度看，仅仅提出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显然是不够的，这样还没有真正超越空想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如何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才能从空想走向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既是思想深刻的学者，也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清醒地知道，由资本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显然不会自动地、自然地转型为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在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且还要在现实中给工人阶级指出一条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小册子和许多演讲中，都用不同方式论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当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后，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并不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仅仅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

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间的区别，无论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角度还是从产品分配方式来讲，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多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仅想强调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国家存在与否。国家是否要对经济事务进行统筹安排和干预，这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重要区别。

与阶级、政党和国家消亡了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强调运用社会的力量来节制资本，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干预主义、社会调节主义、社会正义至上主义。而在现实社会中，能够有效进行社会干预和社会调节，能够有效节制资本的最主要力量只能是国家或政府。所以，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通常都会主张加强国家和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功能。也正是这个原因，“大政府”“强势政府”“政府主导”“国进民退”这些概念常常被社会主义的批评者用来攻击社会主义。

政府与国家存不存在、发不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这一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区别，常常被人们忽略。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很难理解为什么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

（寒　竹）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路线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理论向现实的转化。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后，欧洲各国的革命和运动风起云涌。1848年《共产党宣言》阐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队伍的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斗争策略，指出了为党的最近目的而奋斗与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之间的联系。《共产党宣言》最后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并发出国际主义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64年9月28日，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工人联合会”（史称“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实际上的领袖。建立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武装暴力直接夺取城市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第一国际”的法国支部也参加并领导了巴黎公社运动，但是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其组织也日渐衰弱，并于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的倡导下，来自22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创立“社会主义国际”（史称“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影响包括：宣布每年的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发起了8小时工作制运动。

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俄国十月革命。革命推翻了俄罗斯临时政府（俄罗斯共和国），为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李大钊、陈独秀立即热情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团结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做准备。十月革命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也迅速发生转变。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后，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8年8月，毛泽东到达北京，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受到李大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到1920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都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11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他们的正式委托，积极筹备创立中国共产党。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国家的繁荣与富强，党和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的一系列国家也加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欧洲东部的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亚洲东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13个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科学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理论、一种社会革命运动，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在制度上，所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大体坚持了这样几个基本原则：共产党的领导、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人民民主等。不过，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这几个原则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的程度不尽相同。

1989年到1990年，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共产党失去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相继在这些国家崩溃。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已经不再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共产党人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世界上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简称“SI”），这是全球社会党的一个国际联盟。

在历史上，社会党国际发表过两个重要宣言，一个是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7]另一个是1989年的《斯德哥尔摩宣言》。[8]它们的基本宗旨是既批评资本主义，也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它们不主张取消私有制，也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主张。具体而言，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就是经济上的福利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因此，他们也把自己的纲领简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结合中国国情，开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此之后，落后于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退出，市场经济逐渐在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基本形成。

如果我们把当前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追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会发现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跟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相比，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要取消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构想，而这个构想并没有为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留下空间。[9]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得很清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0]

列宁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11]列宁指出，“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12]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3]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此，邓小平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德新社）。

遵循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想，中国共产党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在此之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也尝试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进行改革，试图容纳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虽然有的国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最终都无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融为一体，无法使经济保持持续的活力，而这正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路线图可以看出，虽然共产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于欧洲，中国在20世纪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来自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纵观整个人类200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图，中国既站在古代朴素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也站在当今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先位置。所以，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占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这是本章特别强调的一点。

（寒　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社会主义

1.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从“自在”到“自觉”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或初级阶段。那么，在社会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否还要再划分出一个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之点。

近年来，有学者提到，我们现在按照汇率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中国已经迈出发展中国家行列，已经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进入了中级阶段。也有的学者侧重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来界定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仅从经济发展水平来判别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点有失片面。

判断一个社会处于何种社会阶段，既要看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更要看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核心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决定着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财富而言，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上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中国学界通常把1956年看成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起点，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

《中国共产党党章》是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是一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终究是要从低级走向高级，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公有化的程度是一个标志。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程度越高，这是确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之点。

在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逐渐用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涵盖了所有的经济体。但是，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逐渐忽略了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而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由于对公有化程度的追求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纠正了超越生产力现实水平、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的错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调整生产关系，建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最终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背景。

从以上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从生产关系上看，其实是一个战略性的退却，即把已经超前了的生产关系调回到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有化水平，即把单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退却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体系。如果仅从公有化的程度来看，这当然是一个退却性的调整。但这种调整看似退却，实质上却是在前进，因为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讲的波浪式发展或螺旋式上升。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来看，这个调整是必需的，是符合中国的现实与国情的，因为这个调整是让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历史阶段”就是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冠之以“初级”二字，就是因为生产力的现实水平，中国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必须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正是由于生产关系中还有民营经济，所以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始于1955年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和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的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与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但是，总体说来，尽管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但一直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形成自觉认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才进入自觉阶段，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这个自觉认识形成的标志。

明白了以上道理，我们就会清醒认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越初级阶段，还必须允许有多种经济成分存在。虽然是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体系占主导地位，但是还有大量的非公有制的民营企业对今天的中国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当年我们没有给民营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就很难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所以，在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任何超越初级阶段的提法都意味着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都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共十九大报告讲的最大国情就在于此。

2. 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的关系

从十九大报告中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保留了“特色”两个字。为什么还要继续用“特色”二字来界定中国的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人类社会中的任何实践都具有特殊性，特殊性是实践的基本品格。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特殊的。现实中从来不存在一般性的社会主义道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所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都是特殊的。20世纪初的苏联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跟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的苏联道路其实就是具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东欧、亚洲，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也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当时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使用“特色”二字来界定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后来苏联的救世主心态和沙文主义。20世纪的苏共领导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把自己开创的具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称为“世界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普遍性，没有特殊性，值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照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声称有自己国家的特色，就意味着背弃苏联道路。所以，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强行推行“普世化”使得“特色”二字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禁区，这也是中苏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事实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或共性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而只能存在于特殊性或个性之中。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讲授哲学课的提纲中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4]基于这样一种把普遍与特殊统一起来的辩证思想，毛泽东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15]

用人类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的宏观视野看，“特色”二字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界定终究是要去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提法。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把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概念，主要是由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所决定的。

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具体内容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基本一致。而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的政界、学界基本是在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在相关的文件、报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常就是指中国特色。同样，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当下的中国，不放弃中国特色，就是不放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如果去掉“特色”二字，直接使用“中国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很难再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道理很简单，“特色”二字具有暂时性和阶段性，用“特色”来界定“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是自洽的。一旦去掉“特色”二字，直接使用“中国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同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就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同义语，这就会拉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从理论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是初级的，因为特色和初级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但中国社会主义却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中国社会主义迟早要走出初级阶段。

用不用中国特色并不是一个咬文嚼字的概念分析，有的时候概念的变化虽然没有在内容上提出新东西，但却有可能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社会影响是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如果我们在理论阐释中去掉“特色”二字，直接使用“中国社会主义”，对社会确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今天，如果去掉了“特色”两个字而直接使用“中国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极有可能使得很多人为了维持理论的自洽而倾向于放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果这样，将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极不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把到21世纪中叶的基本路线界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强调这个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判断。放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必将意味着对现有生产关系进行重大调整，而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现有的生产关系还需要稳定和维系相当长的时间，并不适宜作出重大调整。所谓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就是指这个客观现实。

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社会主义

2017年2月，经济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发布了《2050年的世界：全球经济秩序如何改变？》（The World in 2050—The Long View：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这份报告对世界32个最大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和预测，这32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目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

这份报告提供了两种评价标准来对比和预测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情况。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计算标准，中国2016年的GDP总量已位居榜首。排名第二至第十位的依次是美国、印度、日本、德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英国和法国。

如果以市场汇率（MER）来计算，2016年，中国的GDP为11.39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8.56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是，按照普华永道的预测，到了2030年再以MER计算GDP，中国将以26.49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美国则以23.475万亿美元排名第二位，印度第三（7.841万亿美元）。

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在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目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

根据《2016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6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里程为13.1万公里，早已超过美国的9.2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铁运营里程突破2万公里，占世界总里程60%以上。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另一个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超越，这跟19世纪末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美国超过英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超过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而中国超越美国则意味着世界经济总量的龙头老大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被看成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夺得政权，社会主义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也可以说是开辟人类社会的新纪元；中国经济领先全球，就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显现。从此，世界发展的引领者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当今世界，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五个：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从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世界影响来衡量，世界社会主义现实的发展主要在中国。中国的繁荣昌盛与社会主义的再度辉煌息息相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共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

（寒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