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制度

中国话语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内部问题和国际危机的加剧，西方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发生了动摇，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法国的“黑夜站立”等均反映出人民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幻灭感，特朗普当选和西欧政治普遍转向保守显示出多元主义话语已经接近破产。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乐观的理由。从国际看，西方世界内部的意识形态战争仍在进行之中，攻击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诸种思潮，如精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都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思潮上升不仅会加大世界动荡和国家间冲突的风险，而且在话语层面上，它们仍然会对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形成挑战。从国内看，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在西方价值观衰落大背景下做出的反应也是复杂多元的，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建构一刻也不可松懈。

当前中国话语建构也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理论如何联系现实，话语如何适应载体。

首先，理论如何联系现实。“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优秀传统，但是当前现实的迅速变化对中国理论话语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长期以来，中国话语的建构不仅仅是基于对世界和中国现实的客观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基于对西方话语的批判和解构。可以说，西方话语在过去建立起来的强大霸权既是中国话语的威胁与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参照系和对立物。但是今天世界面临的局面是，西方话语正在逐渐解体崩塌，西方主导的世界学术和政治话语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知识短缺和概念失效，这一变化也影响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世界思想界普遍面临一个“失语”的时代。

这对我们既是“危”，也是“机”。之所以说是“危”，是因为西方话语的普遍失效带来了一个全球性的观念解体时期，各种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冒了出来，潜藏着巨大的未知风险，我们也无法独善其身。如果西方话语的解体持续下去，中国话语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和对立物，面临着重建话语表述的重大挑战。之所以说是“机”，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体系最大的优势就来自实事求是。过去几十间，在西方话语的不断攻击侵袭之下，中国话语表现出更多的回应性和论战性，在联系实际、反映现实方面做得不够。当前的危机将迫使中国理论话语更加重视对现实的研究和反映，这恰恰会增强中国话语的生命力。

其次，话语如何适应载体。新闻传播是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在传统新闻业态下，我们的话语建构更加侧重宣传、说教、传播等单向模式。但是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传统的话语表述方式显然已经捉襟见肘了。

从国际上看，特别是纸媒和电视媒体的影响力遭到严重削弱。一向被称为无冕之王和第四权力的媒体，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却被特朗普骂作“假新闻”，更关键的是，基本抛弃了传统媒体的特朗普竟然成功当选。西方近来提出了“后真相”的概念，即事实本身不重要，受众被唤起的主观感受才重要。从国内看，这一现象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公共舆论领域。新媒体的特征之一就是新闻本身是由媒体和受众共同建构的，新闻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闻事件中的“反转”现象和“帝吧出征”这样的集体情绪性反应。群众对新闻的反应往往显示出一种看似不合逻辑的模式，但实际这种不合逻辑就是一种新的逻辑。中国话语的建构要研究、尊重这种新逻辑，要尝试新的说理方式、沟通方式，使主流的话语被群众普遍接受。

（范勇鹏）

话语构建鱼水共识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等领域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公信力的挑战。在诸多重大公共事件的处理中，政府的“公信力赤字”一次次地暴露出来，使原本就已十分棘手的事态变得更加难以处置。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总结为“塔西佗陷阱”，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说当政府丧失公信力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群众都会认为它是在说假话、做坏事。对于这种现象，媒体上绝大多数的评论都将矛头指向政府，认为公信力的缺乏，首先是政府的失职所致。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多也是鲜有例外地指向政府改善作风、依法行政、亲民、透明等。无疑，这种观念大体上是正确的，要求政府改进治理方式也是必要且紧迫的。但是任何矛盾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方面。公信力的矛盾，当然也存在政府是否可信和群众是否愿意相信两个方面。所以仅从政府一方来看问题显然是不全面的。况且，塔西佗的原话，也并非意在批评“皇帝”，而是更多地指向群众的主观好恶。

因而，群众是否愿意相信政府，以及更深一层，群众对政府有着怎样的好恶感情，也是值得检讨的一个问题。不可否认政府本身的行为是重要的因素，但是群众怎样看待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取决于流行的观念。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尽力做好了，群众就一定会认同。如果在一些观念问题上没有了共识，仅靠政府单方面的改善也只能事倍功半。当前出现的政府公信力问题，与长期以来西方话语、自由主义观念的传播和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 西方观念对政府公信力的消解

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并不仅仅由具体事件发生时的政府行为和事态发展所决定，它同时也受到群众中广泛流行的观念的约束。群众在具体事件上对政府的态度实际是在对政府的整体看法的“语境”中产生的。这种语境的影响就是人们在谈论“塔西佗陷阱”时所常常忽视的一面。

中西文化中对政府的观念大有区别。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石是资本力量对国家机器的俘获，政府本身不是全体国民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而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本与政府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不管在国内统治还是在国际竞争中，每当资本面临敌人时就需要政府的护航，每当资本占据优势时就希望摆脱政府的束缚。例如，资本在列强竞争时期主张“重商主义”，在霸权扩张时期则主张“自由贸易”；在面对苏东阵营竞争时主张“大政府”和“福利国家”，而在赢得“冷战”主动权之后则主张“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国内阶级斗争高涨时直接出面接管政府，而在矛盾缓和时期则退居幕后，营造国家公共性的假象。为了能够收放自如地利用政府而又不被政府反噬，资本发明出了一套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话语：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需要将“公权力”关进笼子；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对立了起来；政府最大的危害是对自由的约束，而自由又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权利，于是人与政府之间被塑造成了一种以矛盾性为主的关系。

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石是三大传统：5000年的文明传统、百余年的自强传统和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传统。这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与西方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地位：首先，文明传统是各兄弟民族不断融合成命运共同体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统一而有效的国家来为“斯土斯民”提供普遍的秩序、安全和福利；其次，近代自强传统是要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也需要高度凝聚和强大的国家来实现社会的组织化；最后，新中国的使命是要建设人民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还是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看，社会都不是个体本位的。特别是在这个人民的共和国中，个人利益永远不能压倒人民的整体利益，政府是公共性的代表，其目的是克服任何个体或集团企图凌驾和俘获社会整体利益的挑战。在中国文化中，更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

中西两种政府观念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西方国家是产生于一个长期战乱竞争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封建式社会结构的现代版本；中国国家则是产生于中国人所知地理范围的天下一统，是一个“世界”而非“国家”。因而西方的政府只是代表社会一部分的利益，而中国的政府则往往被视为公天下的代表。

由于这种差异，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对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破坏性。这套话语自改革开放以来传播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不仅充斥着大众传媒、通俗读物、网络空间、大学课堂、文艺作品，而且也正在渗入我们的基础教育乃至官方话语之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社会上广为认可的政治正确，连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都不敢正面抵制，有些还随波逐流，所谓“两面人”和“开明绅士”现象，就是根源于此。

举例来说，比如西方话语强调政府与社会之区别，“社会的”通常就是“好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似乎天然就是正义的代表。事实上这里发生了一个概念偷换：在中国文化中，社会通常指的是人民的整体，而在西方话语中的所谓“公民社会”之类，实际上背后往往是企业和利益集团（甚至是外国政府）的力量。但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群众对于重大事件中“私”的一方，往往会产生天然的同情。

再比如，西方话语过度强调对“公权力”的约束，却全然不提强大有效的公权力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公权力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基础设施和统一市场等“公共产品”是人类生活须臾不可离的。西方话语讨论的所谓“暴政”，更多的是指向政府的压制，却回避了市场和资本的暴政，事实上只有人民的、公共性的政府才能保护人民免于这种暴政。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兴起的新科技时代，这一点变得格外重要。然而，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群众对公权力容易产生一种先验的不信任。

又比如，西方话语崇尚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腐败。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颠覆这种观点：在几乎所有的体育比赛中，采用的都是场外监督而非运动员互相制衡的规则，究其原因就是运动员之间有可能形成共谋，影响比赛的公平。一场简单明了的比赛尚且如此，凭什么相信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靠三权分立就可以保证公正廉洁？中国古代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强调专门的监督力量和政党自律机制的作用。可是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高效的反腐行动有时却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被认为是“运动式反腐”，缺乏“制度性反腐”云云。

又比如，西方话语极其强调“法治”，总是以之来批评中国的“人治”。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法”从来都不会“治”，总是靠人来运用法，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治、拿谁的法来治。法的功能主要是解决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是对现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认可，因而法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治统”，却不可能成为“道统”，因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和目的是由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讲，法治与民主是存在矛盾的。西方的所谓“法治”，实际上变成了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律师之治，这是如假包换的“人治”。可是，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由广泛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一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行动，却被部分群众视作不符合“法治精神”，从而导致公信力受损。因而中国要大力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法治，而不是不加检讨的、西方式的“法治”。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西方话语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文化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如果任其蔓延，政府的公信力将受损，甚至积重难返。事实上，西方话语不只是对中国有破坏性，西方国家本身也深受其害。这套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为价值基石的话语，在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巨大的“逆共同体”效应，导致共识沦丧、制度僵化、社会分裂、文化堕落，如果照此下去，有可能导致西方社会的解体崩溃。过去几十年间，无非是由于西方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使这些矛盾得以掩盖，随着西方经济衰退和新经济体的崛起，这些问题已经在欧美各国日益暴露出来。

2. 通过话语建构重建鱼水共识

既然政府公信力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那么解决方案自然也是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消除西方话语给群众带来的思想混乱，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话语的建构来统一思想，铸就共识。

首先，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入脑入心的宣传。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和假想敌建立起来的，那么反诸其道，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是破解西方话语最有效的武器。毋庸讳言，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中，西方话语似乎占了上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效果不够理想，这也是客观条件所致。现在西方自身面临深刻危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欧美各国本身已经面临公信力危机，这是打好马克思主义反击战的最佳战略时机。

其次，应该加强中国特色文化的建构。在中国传统中，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国家是“天下为公”。当然在地主阶级统治的历代王朝，这只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但是至少体现了家国一体、官民一体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这一点是与西方很不同的。今天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就是要从中国的文化中提炼总结出进步的、高级的、积极的观念，使之既能实事求是、名实相副地反映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又能引导中国人凝聚共识、齐心协力，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更完善的制度，实现十九大报告中展望的“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

再次，系统辨析并清理过去多年来渗透到中国社会的西方话语和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大量复杂的思想观念。类似自由、法治、民主、人权、言论自由、公开透明、“公民社会”等这样的概念，初看没什么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政治正确”，实际上它们有着复杂的内涵，需要加以深入分析和明确界定，切不可囫囵吞枣般地视之为“好东西”。对待话语问题，切忌“乡愿”式的含糊态度，一定要帮助群众“正名”。

通过这些努力，相信可以改善政府的公信力。对中国人的政治智慧而言，破解“塔西佗陷阱”不是难事，只要政府和群众相向而行，力往一处使，就能克服西方政治文化的冲突性、博弈性困境，营造出一种和谐互信的积极氛围。这一切都离不开话语工作者的努力。

（范勇鹏）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奇迹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是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和奋斗所取得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故事理应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首先是来自外部的挑战，特别是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从未停止，西方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更为恐惧，因为这可能终结西方几个世纪以来所建构的西方制度神话和话语霸权。

此外，中国还面临来自内部的挑战：许多官员和学者缺乏真正的“四个自信”；我们讲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校、政治家办媒体，但这样的政治家还是太少；不少官员还存有“党八股”的问题，话语没有亲和力和说服力；不少学者还存有“洋八股”的问题，言必称希腊，结果既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世界；新社交媒体则广泛存有“媚俗”的问题。这些都妨碍我们讲好中国政治故事。另外，具有思想穿透力的思辨和话语不足，这也是讲好中国政治故事的难处所在。除了官方话语以外，我们的其他话语，如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等，也满足不了讲好中国政治故事的需求。总之，我们话语建设的进程还明显落后于我们国家崛起的规模和速度。

然而，我们不用悲观，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震撼了世界，它是一个世界人民都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崛起及其政治叙述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做的是增加高质量的供给。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们把中国话语建设的工作做实做透，最终我们讲好中国政治故事的能力一定能够跟上中国崛起的步伐，从而为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流强国做好完整的话语准备。

讲好中国政治故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地解构西方话语，特别是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并确立我们自己对中国的政治叙述。这种叙述不能只是官方话语或官方话语的简单重复，它应该是一种能够融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为一体的新话语，一种真正能够广为传播、入脑入心的话语。我们应该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解构西方政治话语和话语霸权的同时，推进中国新政治话语的建构。在这一进程中，下面五点尤为重要。

1. 范式转换

对于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政治主流叙述，我们要有一个总体把握，并力求从根子上对其进行釜底抽薪式的解构。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主流政治叙述基于一个极其浅薄而又充满偏见的分析范式，即所谓的“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范式，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只能由西方一家界定。他们把西方实行的那种多党制和普选制界定为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认为唯有采用这种模式，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才能被西方为首的所谓“国际社会”所接受。在这种话语主导下，中国政治制度被描绘成“专制的”，是民主制度的对立物。正因为如此，西方可以不停地质疑：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改革？只要你不接受西方的这种政治逻辑，你就是支持专制。只要你不向西方政治模式靠拢，你就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西方媒体人也可以在不屑学习中文、不屑在中国做真正的社会调查的情况下，就武断地批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切，指责中国的人权纪录，预测中国将要崩溃，等等。

这种“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范式其实早已成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颠覆非西方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这种话语虽然可以蛊惑一部分人，甚至在不少国家造成了政权更迭，但今天随着颜色革命的褪色，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随着西方人民自己也意识到西方政治模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很多人已经开始反思甚至质疑西方政治模式及其话语范式。

我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推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见解是2008年底，当时我在印度考察和演讲。那年11月在孟买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但印度的反恐精锐部队，花了9个小时才抵达袭击现场。我在德里大学做中国发展模式的讲座，互动时一位印度学者问我：“如果中国碰到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会怎样应对？”我说：“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碰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所以不好说，但我可以谈一件事：2008年5月，中国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震中在中国中部山区，远离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但我们的军队在20分钟内就启动了救灾机制，我们的领导人在2小时之内，就坐在飞往灾区的飞机上了，我们的医疗队3天内就覆盖了所有1000多个受灾的乡镇，直接救助2000多万灾民。”这位印度学者追问：“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证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励精图治’‘良政善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等，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我回答完，会议厅内一阵沉默，会议主席说：“看来我们印度人也需要反思。”

现在“良政还是劣政”这个分析范式已经为不少西方有影响的人士所接受。例如，21世纪理事会主席尼古拉斯·伯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和《世界邮报》（World Post）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在他们合著的《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A Middle Way between West and East）一书中就明确赞赏这个范式。畅销书《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Connectography：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的作者、全球战略家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也肯定这个范式。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集团执行董事戴维·多德韦尔（David Dodwell）在《南华早报》撰文表示认可这个范式。我于2017年11月在荷兰参加奈克萨斯思想者大会（NEXUS Conference）中再次提出这个观点，赢得很多掌声。

我还把这个新范式与民主话语联系在一起来进行阐述。我提出，我们非常欢迎与西方讨论民主问题，但这种讨论可以这样进行：我们不妨先问西方如何界定民主，如果他们认为这个概念只能是多党制＋普选制，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你们讲的这种民主最多只是形式民主的一种，不具有普世性。我们更愿意首先讨论实质民主，即形式民主所要达到的目标。形式民主不等于实质民主，就像形式正义并不等于实质正义，就像参加了考试并不等于取得了好成绩。

如果西方坚持民主只能是西方界定的形式民主，而且用“民主还是专制”这种分析框架来套中国，我们则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这个范式早就过时了，我们需要使用“良政还是劣政”的新范式，“良政”本质上就是“实质民主”，即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这样我们就把“良政还是劣政”的新范式与民主话语结合起来了。我们可以从追求良政，即追求实质民主出发，来介绍中国治国理政的大量经验和做法，来探讨各个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所进行的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互相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创更为优良的国家治理模式。这种范式转换对讲好中国政治故事、政党故事和治国理政很有帮助。它既可以是正面的较为详尽的理论论述，也可以是互动或辩论中“短平快”的利器，让人一下子化被动为主动，产生“一步好棋，全盘皆活”的良好效果。

2. 跨国比较

中国的政治故事要在国际比较中才能讲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制度绩效的国际比较上。我常用的比较方法是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第二类是转型经济国家，第三类是西方国家。然后把过去40年中国的制度绩效与这三类国家的制度绩效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一些经得起检验的结论。之所以把重点放在过去40年，这不是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而是客观地指出，中国模式主要是在过去40年中走向成熟的（前30年是打基础和做探索，后40年是在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因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都是消除贫困。过去30多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世界贫困的80%左右是在中国消除的。以我多国的实地考察，我认为从国际比较来实事求是地看，不应光看现金收入，而是看收入加财产。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国家，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子，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算进去的话，我们贫困地区的很多农民，如果到印度或者埃及去的话，怎么都属于中产阶层。

其次是与转型经济国家比，特别是苏联、东欧、中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基本结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整体取得的成绩超过这些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光是外汇储备就超过了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之和。改革开放前，苏联经济规模比我们大，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一个广东省，而且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和苏联时期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能源和军工，而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形成了大量的新兴产业。俄罗斯的人均寿命比中国低，恩格尔系数比中国高。现在与中东欧“16 + 1合作”的势头也很好，背后是这些国家期待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第三是与西方国家比较。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我们走在西方的前面了。就拿人口和美国一样多的中国发达板块与美国比，以上海和纽约为例，这两个城市都属于各自国家的发达板块，上海的硬件已经全面超越纽约了，无论是机场、港口、码头、高铁、地铁，完全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了。软件方面也可以比：上海百姓的家庭中位净资产比纽约高；上海的人均寿命比纽约高四岁；上海的城市治安比纽约好很多；上海的婴儿死亡率比纽约低。实际上，我们整个发达板块，人口已经与美国相当，完全可以和西方国家比一比。今天的中国确实没有必要仰视西方了，我们应该平视西方，确立我们自己的道路自信。

另外，我们也可以直接进行政治制度内容的比较。例如，我把中国的“选贤任能”的制度和西方所谓的大众选举制度进行比较，正如在前文指出的，在许多西方国家里，西方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须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真才实干者极少。我也曾把中国制定五年计划的民主决策过程，即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与美国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决策过程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合法性和决策的总体质量远在美国政府的决策之上。

横向的国际比较对于中国人也好，对于外国人也好，都更有说服力。坦率地说，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在国际比较中明显胜出。2013年，美国的著名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曾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对我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你为什么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过去30多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制度竞争，包括和美国制度的竞争。”

3. 文化叙事

中国政治故事通过文化传统的叙述来进行，往往会更具说服力。把中国政治选择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揭示和呈现出来，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确立“四个自信”，也是讲好中国政治故事所迫切需要的态度。这也正好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传播效果来说，这比单纯从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角度讲中国政治故事更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例如，对于西方诟病最多的所谓一党执政，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承来介绍：中国是个超大型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也就是成百上千的国家在历史上慢慢整合起来的国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就形成了统一执政集团的传统，否则国家就可能四分五裂，而反对国家分裂又几乎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传统之一。辛亥革命后中国曾经尝试西方的多党制，但国家很快陷入了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31]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及其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严重问题。当然，我们执政党自身建设还存有不少问题，我们需要通过“从严治党”来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继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还可以从政治文化角度出发来比较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模式下的政党，西方的政党大都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西方多数政党自己对此也不否认），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整体利益党”。西方模式下的政党大都是竞选党，不对自己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相比之下，中国的执政党须对中华文明的兴衰承担终极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32]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

中国政治叙述也可以从中国“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来阐发。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执政理念，在发展问题上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到提出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中国民本主义的历史文化传承，特别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和实践。中国民本主义文化传承拒绝政治机器空转（这是西方政治模式的最大弊病之一），政治必须落实到改善民生，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生的改善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和人权的改善。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在一起，中国的现代化是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化，它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带来了人民幸福感的提升，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对外部世界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同样，介绍中国今天的干部选贤任能制度，也可以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视角出发，追溯中国历史上的“察举”制度和“科举”制度的传统。中国今天的制度安排，既有继承中国自己文化传承的一面，也有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一面。在讨论中国模式中政府和市场作用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盐铁论》。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三者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追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土文化基因，如中国历史上节制资本的传统等。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视角出发，解释中国政治制度的许多安排，不仅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而且也能使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得到更多的张扬。这种生命力既可以激励国人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及其丰富的文化传统，也更容易打动其他国家的民众。

4. 现代视角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大事，尽管西方主流媒体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还在竭力诋毁中国，但纸毕竟包不住火，无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今天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商品、中国的游客、中国的投资几乎无处不在。同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外国人被中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所触动。美国特朗普总统竞选时也一直在谈中国一流的基础设施和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多少外国人被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所震惊。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方面已经明显领先西方，“一部手机，全部搞定”，只有在中国才真正实现了。从中国今天的许多领先西方的现代化成就出发，揭示这些成功与中国政治制度的联系，能使中国故事更具说服力、传播力和感染力。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效果特别好，年轻人几乎天然地追求新事物，而最新的事物在中国井喷式地涌现即揭示和阐述了这一切背后的政治原因，往往能够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我曾在不同的国际场合，以中国互联网发展模式为例，介绍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我说，西方国家把互联网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以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名义，对别国进行“政权更迭”，结果造成了“阿拉伯之春”和随之而来的“阿拉伯之冬”以及欧洲难民危机，难民危机又加深了欧洲内部的各种矛盾和民粹主义，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某种意义上，新社交媒体已开始颠覆西方自己的政治生态，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都是很好的例子。

与此相反，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总方针是民本主义导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新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只要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我们都不拒绝”。[33]让人民享受到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各种便利，是中国新时代互联网治理的一条重要理念和经验，正是在这种民本主义模式指导下，中国的电子商务获得了飞速发展：十年前中国电商交易额还不到全球总额的1%，如今占比已超40%，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总和。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双十一”一天的电子商务额就超过印度一年的电子商务额。中国今天的移动支付已是美国的60倍。

网约车在中国合法化也可以说明中国治国理政中协商民主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网约车，如优步打车，在许多西方国家都被禁止，因为它对传统出租车行业产生了强烈冲击，这种矛盾在西方国家最后几乎都是通过打官司来解决，而西方的法律制度一般都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传统出租车行业通过打官司击败优步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的情况则不一样，中国是通过协商民主来解决这一类问题。滴滴公司在人大和政协不一定有代表，但中国共产党要“走出去，请进来”，通过协商民主，与有关各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因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此外，中国模式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如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社会对于更为个性化的出行需求巨大，网约车可以提供这种供给，中国最终是通过协商民主的途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至于网约车还可能产生的矛盾，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种“先肯定，再改进”的方法本身也是中国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

换言之，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深入，随着每年上亿人次走出国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开始了解中国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往往最能打动外国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和中国年轻人一样，是拥抱互联网的一代，他们比老一代更开放，更愿意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对外部世界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我们通过研究，把这些现代化跨越式成就背后的政治道理讲清楚、讲透彻，无疑是更好地讲好中国政治故事的一个有效途径。

5. 中国标准，国际表述

制度竞争也好，话语竞争也好，说到底，标准竞争是关键。标准竞争有三种方法：一是追随者方法，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别人后面走；二是参与者方法，即参与别人标准的制定；三是领导者方法，就是自己制定标准来影响别人，最终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来做。在国际话语舞台上，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的政治标准。中国崛起背后是自己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思路和方法进行提炼，使之逐步成为可以进行跨国比较的国际标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这也应该是“中国标准”崛起的新时代。

我们要善于通过原创性研究，把中国成功的经验提炼成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话语，其中核心概念的提炼和表述最为重要。例如，可以把西方政治制度的最大特征概括为“选举”（election，多数西方人也会同意这种概括），然后与此相对照，把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概括为“选拔＋选举”（selection+election），并根据两种模式绩效的对比，提出以“选举”为主的社会将竞争不过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社会。可以把西方民主模式下的治国理政概括为日益民粹化的模式（即所谓跟着“民意”走的模式），而把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概括为“民意”与“民心”（即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结合，并提出以“民意”治国的国家将竞争不过把“民意”和“民心”结合起来的国家。可以把经济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概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并且认为市场经济一条腿走路的社会，将竞争不过“市场”和“计划”有机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的社会。可以把西方民主概括为“政体”（即形式民主）主导的制度模式，把中国模式概括为“政道”（即实质民主）与（不断探索）“政体”结合的模式，并提出只关注“政体”的模式将竞争不过把“政道”和“政体”有机结合起来的模式。可以把西方社会概括为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提出这种社会将竞争不过能够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

美国人谈美国政治制度喜欢讨论三权分立，我提出分析现代政治关键要看的不是三权分立（因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属于政治领域），而是更大范围内三种力量（政治、社会、资本）的关系是否有利于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美国政治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三种力量的关系中，资本力量独大，几乎可以完全控制政治领域内的三权，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等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限制。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应该足以左右白宫的决策了。资本无祖国，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现象：今天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愿望已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它们最大利润的来源地往往已不是本国，这也是西方面临的一个新的制度困境。

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国梦”前景已经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从中国经验中可以提炼出三条标准，来评述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的能力：第一，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中国有，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早就没有了；第二，政府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是强还是弱；第三，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是否能够较好地结合起来。这三条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及其未来前景。

总之，只要我们从以上讨论的五个层面（“范式转换”“跨国比较”“文化叙事”“现代视角”及“中国标准，国际表述”）着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中国政治故事讲得更透彻、更精彩，从而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提供许多中国智慧。

（张维为）

注释

[1] 见John Lothrop Motley，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vol. Ⅱ，London：F. Warne，1920，p.277. 转引自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1 页。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7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4]［美］布鲁斯·阿克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

[5]［美］罗伯特·达尔：《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钱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美］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历程》，谢延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28页。

[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94页。

[8]范勇鹏：《美国政治僵局：腠理之疾还是制度绝症？》，《当代世界》2015年第7期。

[9]老子的“天道”、孔子的“讥世卿”、庄子的“物无贵贱”、墨子的“兼爱”、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等，反映出先秦百家对走出贵族政治、实现人的身份平等的普遍诉求。

[10]乔姆斯基曾说：“在刚刚过去的一千年间，战争一直是欧洲各国最主要的活动。”见［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张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11]例如威尼斯就是此类典型，“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而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见James Westfall Thompson，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New York：F. Ungar Pub. Co.，1966，p.243。转引自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59页。

[12]此观点主要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13]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

[14] 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1st ed.，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Chapter 30.

[15]罗思义、杨光斌：《美国某种意义上还是“封建制”》，《环球时报》2017年10月9日。

[1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17]参见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3页。

[18]据福山观点，发生这种倒退主要是由于安全境况的恶化。罗马崩溃后的欧洲苦于各种外部入侵，迫切需要安全保护，但传统的血缘群体被严重破坏，无法复原，所以才建立了新的以服务换保护的封建制度。参见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1st ed.，p.213。所以封建制度就是欧洲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次“再世袭化”现象。

[19]伍德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资本主义，那么就不会出现任何种类、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具体而言，源自英国的竞争压力，迫使其他所有国家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加］艾伦·米克辛斯·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0]美国的文化战争和文化堕落，参见James Patterson，Restless Gia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Chapter 8。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22]《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2016年7月4日。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

[24]《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2014年9月6日。

[25]Zhang Weiwei，“Meritocracy vs. Democracy”，New York Times，November 9，2012.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27]同上，第365页。

[28]（三国）诸葛亮：《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页。

[29]（唐）吴兢撰：《贞观政要·崇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9页。

[30]梁晨、李中清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5—142页。

[3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2016年7月1日。

[32]《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全文）》，载新华网，2013年10月8日。

[33]《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2016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