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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丽穿着短袄，站在打开的小衣柜前面找东西。她从前那头浓密的秀发，现在已变得稀疏难看，用发针盘在脑后。她面颊凹陷，那双惊惶不安的眼睛由于脸瘦而显得格外触目。房间里乱七八糟，到处摊着衣物。一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下来，眼睛盯住门，竭力装出严厉而轻蔑的神气，但是装不像。她怕他，怕此刻同他见面。她正在试着做三天来已经试了十次的那件事：把准备带到娘家去的孩子们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清理出来，可她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会儿，她又像前几次那样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因循下去了，得想出一些办法来惩罚惩罚他，羞辱羞辱他，哪怕只让他稍微尝尝他给她的痛苦滋味，也算是对他做了报复。她老是说要离开他，但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无法不把他看作自己的丈夫，无法不再爱他。此外，她觉得既然在家里都照管不好五个孩子，一旦离开家，到了外面，就更管不好了。事实上，这几天最小的孩子已经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肉汤病了，另外几个孩子昨天一天简直没有吃上饭。她知道离开家是不可能的，但她还是欺骗自己，继续整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一看到丈夫，她伸手到衣柜抽屉里，仿佛在找寻东西。等他走到了身边，她才回头向他瞧了一眼。她原想摆出一副严肃果断的样子，结果却露出困惑痛苦的神色。

“陶丽！”他怯生生地低声说，把头缩在肩膀里，竭力装出驯顺的可怜相，但整个人还是显得容光焕发，精神饱满。

她迅速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精神饱满的模样。“哼，他倒得意！”她想，“可我呢？……他那副和颜悦色的样子真叫人讨厌，可大家还因此喜欢他，称赞他；我就是恨他这副样子。”她抿紧嘴唇，苍白的神经质的脸上，右颊的肌肉抽搐起来。

“您要干什么？”她急急地用不自然的胸音说。

“陶丽！”他颤声又叫了一下，“安娜今天就要来了。”

“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嚷道。

“这可是应该的呀，陶丽……”

“走开，走开，走开！”她眼睛不看他，嚷道。她这么叫嚷，仿佛是由于身体上什么地方疼痛得厉害。

当奥勃朗斯基想到妻子的时候，他还能保持镇定，还能像马特维说的那样希望一切都顺利解决，还能平静地看报，喝咖啡。但是当他一看到她痛苦憔悴的脸，一听见这种听天由命的绝望声音，他就喘不过气来，喉咙里就像有样东西哽住了，眼睛里也泪光闪闪。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啦！陶丽！你就看在上帝的分上吧！……你要知道……”他说不下去，喉咙被泪水哽住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柜子，瞪了他一眼。

“陶丽，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有一句话：请你原谅我，原谅我……你想想，难道九年的共同生活不能让你原谅我一时的……一时的……”

她垂下眼睛听着，看他还要说些什么，仿佛求他否认有过那件事，好使她改变想法。

“一时的冲动……”他继续说。

一听到这句话，她又像身上给扎了一针似的，抿紧嘴唇，右颊的肌肉又抽搐起来。

“走开，走开！”她声音更尖锐地嚷道，“别来对我说您那种冲动和卑鄙的行为！”

她想出去，可是身子一晃，她连忙抓住椅背。他的脸变宽了，嘴唇撅起，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陶丽！”他说着哭起来，“看在上帝分上，想想孩子吧，他们是没有罪的。我有罪，你惩罚我好了，让我来赎罪吧。只要办得到，我什么都愿意干！我有罪，我确实罪孽深重！可是陶丽，你就原谅我吧！”

她坐下了。他听见她沉重的喘息声。他说不出有多么可怜她。她几次想说话，可是开不了口。他等待着。

“你想到孩子们，就是为了逗他们玩；可我想到他们，知道他们这下子都给毁了。”她这样说，显然这是她三天来反复叨念的话里的一句。

她照旧用“你”来称呼他，他感激地瞧了她一眼，挨近些想去拉她的手，却被她嫌恶地避开了。

“我一直想着孩子们，为了拯救他们我什么都愿意干。可是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拯救他们：带他们离开他们的父亲呢，还是把他们留给放荡好色的父亲——对，就是放荡好色的父亲……好，您倒说说，出了那件……那件事以后，难道我们还能生活在一起吗？难道还有可能吗？您倒说说，难道还有可能吗？”她提高声音反复说，“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同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发生了关系以后……”

“可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

“我讨厌你，我恨你！”她嚷道，火气越来越大，“您的眼泪像水一样不值钱！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没有良心，不知羞耻！您卑鄙，讨厌！您是个外人，是个十足的外人！”她又痛苦又憎恨地说出连她自己也觉得可怕的“外人”这两个字。

他对她瞧了瞧。她一脸的怨气使他又害怕又惊奇。他不懂得为什么他可怜她反而使她生气。她看出了他对她只有怜悯，没有爱情。“哦，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的。”他想。

“这太可怕啦！太可怕啦！”他说。

这时候，隔壁房间里有个孩子哭了起来，大概是摔跤了。陶丽留神倾听着，脸色顿时变得温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似乎弄不懂她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接着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可见她还是爱我的孩子的，”他注意到孩子哭时她脸色的变化，心里想，“她爱我的孩子，又怎么能恨我呢？”

“陶丽，你让我再说一句吧！”他跟在她后面说。

“您要是跟住我，我就叫仆人，叫孩子！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无赖！我今天就走，您同您那个姘头住在这儿好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奥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用手擦擦脸，悄悄地从房间里走出去。“马特维说事情会解决的，可是怎么解决呢？我看不出有丝毫的可能。唉，真糟糕！她叫起来多么粗野呀！”他想起她的叫嚷和“无赖”、“姘头”这些字眼，自言自语道，“说不定连女仆都听到了！太粗野了，真是太粗野了。”他独自站了几秒钟，擦擦眼睛，叹了一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师正在餐厅里给挂钟上发条。奥勃朗斯基想起他对这个认真的秃头钟表师开过的玩笑。他说这个德国人“为了给钟表上发条，自己一辈子都上足发条了”。他想到这个笑话，笑了。奥勃朗斯基喜欢说俏皮话。“说不定事情真的会解决的！会解决的，这话说得好！”他想，“应该这样说。”

“马特维！”他叫道。“你同马莉亚还是把休息室收拾收拾给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住吧。”他对走进房里来的马特维说。

“是，老爷。”

奥勃朗斯基穿上皮大衣，走到台阶前。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送他到门口，问。

“不一定。拿去开销吧，”他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十卢布钞票交给马特维，“够不够？”

“够也好，不够也好，总得凑合着过呀！”马特维说罢，砰的一声关上车门，退到台阶上。

这时候，陶丽哄好孩子，听见马车的辘辘声，知道他走了，就回到卧室。只要她一走出卧室，一大堆家务事就会把她包围起来，因此卧室就成了她唯一的避难所。刚才她一走进育儿室，英国保姆和马特廖娜就抓住机会，向她提了几个不容耽搁而且只有她才能回答的问题：孩子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服？让不让他们喝牛奶？要不要派人去找一个新厨子？

“嗳，别来打扰我，别来打扰我！”她说着回到卧室，在她刚才同丈夫谈话的地方坐下，紧握着瘦得戒指都要从手指上滑下来的双手，从头至尾重温那场谈话。“他走了。但他同她到底怎么断绝关系呢？”她想，“他是不是还在同她见面？我刚才怎么不问问他？不，不，和解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还住在一座房子里，我们彼此也是外人，永远是外人！”她特别感慨地重复着这个她觉得十分可怕的词儿，“我本来多么爱他，多么爱他呀！……多么爱他呀！难道现在就不爱他了？我现在不是比以前更爱他吗？最可怕的是……”她刚想到这里，马特廖娜从门口探进头来，把她的思路打断了。

“太太，您把我的兄弟叫来吧，”她说，“他很会做饭，要不然孩子们又会像昨天那样，到六点钟还吃不上饭呢。”

“好吧，我这就去安排。新鲜牛奶叫人去拿了吗？”

就这样，陶丽又忙起日常的家务来，让家务把她的痛苦暂时淹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