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塞恩[1]
——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摘录
7月8日
昨晚来到卢塞恩，住进本地最好的旅馆：瑞士旅馆。
“卢塞恩，这座古老的州城，建于四州湖畔，是瑞士最富有浪漫气息的地方之一；”梅勒[2]写道，“这儿有三条大道交叉；到里奇山乘汽船只有一小时路程，从里奇山眺望，就可以欣赏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色。”
这话不知是否正确，但其他旅游指南也都这样说，因此各国旅游者，特别是英国人，到卢塞恩来的不计其数。
豪华的五层楼瑞士旅馆不久前刚落成，矗立在湖畔，那里从前有一座有顶的弯曲木桥，桥梁上雕有圣像，桥堍有座小教堂。如今英国人大量涌到，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迎合他们的趣味，并靠了他们的金钱，拆毁了那座旧桥，新筑了一条笔直的花岗石湖滨街，街上盖了一排四四方方的五层楼房子，房子前面种了两行菩提树，都用支柱撑着，菩提树中间照例安放着漆成绿色的长凳。这是个散步的好地方，头戴瑞士草帽的英国淑女和身穿坚实而舒适衣服的英国绅士在这里来回踱步，欣赏着他们的杰作。这样的街道、房屋、菩提树和英国人，在别处也许令人赏心悦目，但在这儿，在这庄严得出奇而又和谐得难以形容的大自然中，可不是那么回事。
我上楼走进我的房间，打开临湖的窗子。湖光、山色和天宇的美最初一刹那使我头晕目眩，惊叹不已。我感到情绪激动，心里有一种感情需要抒发。在这个时刻，我想拥抱什么人，紧紧地拥抱他，呵他的痒，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做点不寻常的事。
晚上六点多钟。下了一整天雨，这会儿放晴了。浅蓝的湖水好像燃烧的硫黄；湖上几叶扁舟，拖着一条条渐渐消逝的波纹；光滑宁静的湖水像要满溢出来，从窗外葱绿的河岸间蜿蜒流去，流到两边夹峙的陡坡之间，颜色渐渐变暗，接着就停留和消失在沟壑、山岭、云雾和冰雪之间。近处，潮湿的浅绿湖岸伸展出去，岸上有芦苇、草坪、花园和别墅；远一点是树木苍郁的陡坡和倾圮的古堡；再远一点是淡紫色的群山，那里有形状古怪的巉岩和白雪皑皑的奇峰；万物都沉浸在柔和清澈的浅蓝色大气中，同时又被从云缝里漏出来的落日余晖照耀得瑰丽万状。湖上也好，山上也好，空中也好，没有一根完整的线条，没有一种单纯的色彩，没有一个停滞的瞬间，一切都在运动，哪里也没有平衡，一切都变幻莫测，到处是互相渗透、光怪陆离的线条和阴影，但周围却是一片宁静、柔和、统一和无与伦比的美。可是这儿，在我的窗前，在这浑然天成的自然美景中，却俗不可耐地横着一条笔直的湖滨街、用支柱撑着的菩提树和漆成绿色的长凳。这些粗劣俗气的人工产物，不仅不像远处别墅和倾圮的古堡那样融合在和谐统一的美景中，而且粗暴地将它破坏了。我的视线老是不由自主地同那条直得可怕的湖滨街相撞，我真想把它推开，毁掉，就像抹掉眼睛下面鼻子上的黑斑那样；可是英国人散步的那条湖滨街始终留在原地。我不得不另找一个看不见它的视角。我学会了这样观望，晚饭前就独自领略着那种一个人欣赏自然美景时才能体会到的揪心的淡淡哀愁。
七点半，侍者来通知我吃晚饭。底层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摆着两张长桌，至少可坐一百人。客人默默地聚拢来，大约用了三分钟时间，只听得女宾衣服的窸窣声、轻轻的脚步声以及同殷勤体面的侍者的悄悄说话声。最后，全部位子都被绅士淑女们占据了。他们个个穿戴得十分漂亮，甚至阔绰，而且异常整洁。这里也像瑞士其他地方一样，旅客多半是英国人，因此公共餐桌上的主要特点是严格遵守礼节：大家都彬彬有礼，不随便交谈，并非由于高傲，而是觉得彼此不需要亲近，人人都单独陶醉在舒服和愉快的环境中。四面八方都是雪白的花边、雪白的硬领、雪白的真牙和假牙、雪白的脸和手。不过，所有的脸——其中也有很漂亮的——只有一种表情，那就是只满足于个人的幸福，对周围与己无涉的东西一概漠不关心。而戴着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白手，只是用来理理领子，切切牛肉，斟斟美酒而已。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看不出丝毫内心活动。家人之间也只偶尔低声交谈几句，说哪道菜或哪种酒味道好，里奇山的景色有多美。有些单身的男女旅客默默地坐在一起，谁也不看谁一眼。要是这一百个人中有两个交谈几句，那也无非是谈谈天气和攀登里奇山之类的话。刀叉在盘子里轻轻移动着，菜肴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豌豆和青菜都用叉子叉着吃。侍者不由自主地顺从这种严肃的气氛，低声问你要什么酒。每次这样吃饭，我总感到压抑、不快，甚至忧郁。我老觉得犯了什么过错，受到惩罚，就像小时候淘气被罚坐椅子，并且听到讽刺的话：“你就歇会儿吧，我的宝贝！”当时我热血沸腾，还听见弟兄们在隔壁屋子里快乐地喧闹。在这样的会餐桌上，我总是竭力想驱除压抑感，可是没有用；那一张张死气沉沉的脸对我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影响，我也就变得那样死气沉沉了。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看。起初我试图同邻座谈谈，但是，除了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重复过千百遍的话之外，我听不到别的回答。其实，这些人并不傻，也不是麻木不仁，许多死气沉沉的人也像我一样有着内心生活，其中不少人比我复杂得多，有趣得多。那他们为什么要使自己失去人生的一大乐趣——交际的乐趣呢？
我们在巴黎的公寓生活就完全不同。在那儿，我们二十个人，国籍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但在法国人爱好社交的风气影响下，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毫无拘束，十分愉快。在那儿，大家从餐桌这一头谈到那一头，还常常夹些俏皮话和双关语，尽管说得语无伦次，但都是共同的语言。在那儿，谁也不在乎会产生什么后果，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在那儿，我们有我们的哲学家，有我们的辩论家。有我们的俏皮鬼[3]，有我们的常被取笑的倒霉蛋，一切都是共有的。在那儿，一吃完晚饭，我们把桌子推开，不管合不合节拍，就在沾满尘土的地毯上跳起波尔卡舞来，一直跳到深夜。在那儿，尽管我们有点玩世不恭，也不够聪明，不值得受人尊敬，但我们都是人。不论是风流多情的西班牙伯爵夫人，还是那在饭后朗诵《神曲》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还是那获得去杜尔里宫[4]许可证的美国医生，还是那留长头发的青年戏剧家，还是那自称创作了世界上最优秀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还是那每个手指上都戴着三个戒指的俏丽而薄命的寡妇，大家彼此都保持着人的关系，尽管关系不深，但都十分诚恳，而且互相留下或浅或深的印象。这种印象甚至深入人心，使人终生难忘。可是在这种英国式的餐桌上，我瞧着这些花边、缎带、戒指、搽油的头发和丝绸衣服，心里常常想：有多少这样活生生的女人自己可以获得幸福，也可以使别人幸福，想起来也怪，这儿有多少朋友和情人，最幸福的朋友和最幸福的情人，并排坐在一起，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天知道为什么他们从不懂得这个道理，从不肯把他们所渴望和非常容易给人的幸福给予对方。
吃过这样的晚餐，我照例感到闷闷不乐，不等吃完甜食，就心烦意乱地上街溜达。又窄又脏又暗的街道，上了门板的店铺，喝得烂醉的工人，走去打水的女人和头戴帽子沿胡同根儿墙闲荡、眼睛东张西望的女人，这一切不仅没有驱除而且加深了我的忧郁。街上已是一片漆黑，我没向周围环顾，头脑里也没想什么，径直向旅馆走去，希望用睡眠来摆脱心头的忧郁。我感到极其寒冷、孤独和沉重，就像一个人刚到一个新地方，有时会莫名其妙地产生这样的心情那样。
我瞧着脚下的地面，沿湖滨街向瑞士旅馆走去，突然一阵美妙动人的乐声把我惊住了。这乐声顿时使我精神振奋，仿佛一道欢乐的强光射进我的心田。我感到轻松愉快。我那沉睡的注意力重又投向周围的一切。美丽的夜色和湖景原来已被我淡忘，这会儿忽然像一件新玩意儿那样使我精神振奋。刹那间，我忽然发现冉冉上升的月亮照着阴暗的天空，有几块灰云飘浮在湛蓝的天幕上；平滑的墨绿湖水上映着点点灯火，看见远处雾蒙蒙的群山，听见从弗廖兴堡传来的蛙鸣和对岸鹌鹑像朝霞般纯净的啼声。就在我前面，在我的注意力被乐声吸引的地方，昏暗中我看到街心有一群人围成半圆形，而在人群前面几步的地方，有一个穿黑衣服的矮小的人。在人群和那人后面，背衬着浮云片片的深灰色天空，整整齐齐地浮现着几行黑魆魆的杨树，古教堂两边庄严地耸立着两个森严的塔顶。
我走近，乐声更清楚了。我清楚地听出那在远方夜空中美妙地回荡着的吉他婉转的和音，还有几个人在轮唱，不唱主旋律而唱其中最扣人心弦的几段。主旋律类似优美悦耳的玛祖卡舞曲，歌声忽近忽远，有时是男高音，有时是男低音，有时像是提罗尔人从喉部发出的高亢颤音的假声。这不是歌曲，而是一首轻快歌曲的优秀草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但很美妙动听。那令人销魂的吉他婉转的和音，那轻快美妙的旋律，那月光照耀下黑沉沉的湖面，那默默耸立着的两个高塔和黑魆魆的杨树，以及那在神奇环境中孤独的黑衣人——这一切都是怪诞的，但都具有说不出的美，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生活中错综复杂而又无法摆脱的印象忽然对我产生了意义和魅力。我心里仿佛绽开了一朵芬芳的鲜花。刚才的疲劳、委靡和对世间万物的冷漠一扫而光，我忽然感到需要爱情、希望和纯洁的生活的欢乐。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你需要什么？你希望什么？还不是从四面八方向你涌来的美和诗嘛！尽你的全力大口大口地吸收美和诗吧，尽情享受吧，你还需要什么呢！一切都属于你，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走得更近些。那个矮小的人好像是个提罗尔流浪汉。他站在旅馆窗前，伸出一只脚，仰起头，一面弹吉他，一面用不同的音调唱着优美的歌曲。我对他顿时发生了好感，感谢他促使我心灵上发生变化。我勉强看出，这位歌手身穿一件很旧的黑礼服，头发又黑又短，头戴一顶很俗气的旧便帽。他的衣着毫无艺术家风度，但他那潇洒天真的姿态和矮小个儿的一举一动，都给人一种诙谐好玩的印象。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台阶上、窗子里和阳台上，站着浓妆艳抹、细腰宽裙的贵妇人、硬领雪白的绅士、身穿金边制服的看门人和侍仆；街上，在围成半圆形的人群中，在较远的林荫道的菩提树之间，聚集着衣衫漂亮的侍者、头戴白帽和身穿白罩衫的厨师、互相搂腰的姑娘和游人。看来，人人都有跟我同样的感受。大家默默地站在歌手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在歌声停歇的片刻，远远地从水面上飘来锤子的敲击声，以及从弗廖兴堡那儿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蛙鸣，其中夹杂着鹌鹑婉转单调的啼叫。
矮小的人在黑暗的街上，像夜莺一样，一段又一段，一曲又一曲地唱着。我走到他跟前，他的歌声依旧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他的声音并不洪亮，但非常悦耳。他控制声音时所表现出来的轻柔、韵味和感情都恰到好处，显示他这方面很有天赋。他重唱每一段，每次唱法都不同，而这些美妙的变化他都是兴之所至，随口唱来的。
上面瑞士旅馆的人和下面林荫道上的人常常发出低低的赞许声，而周围则是一片表示敬意的沉默。在灯火辉煌的阳台上和窗口，盛装艳服的仕女越来越多了。他们凭栏站着，那景象煞是好看。散步的人都停住脚步，在湖滨街的阴影里，到处有三五成群的仕女站在菩提树旁。在我的旁边，稍微离开人群，站着一个豪门贵族的侍仆和一个厨师，嘴里都抽着雪茄。厨师被音乐的魅力深深感动，每次听到高音的假声，就情绪激动而莫名其妙地向侍仆挤挤眼，点点头，用臂肘撞撞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问：“唱得怎么样，呃？”侍仆呢，我从他的满脸笑容上看出也同样高兴，对厨师的碰撞只耸耸肩膀回答，表示要使他感到惊奇相当困难，因为比这唱得更好的他也听多了。
在歌唱的间歇，歌手清了清嗓子，我就问侍仆，他是谁，是不是常到这儿来。
“每年夏天都要来两三次，”侍仆回答，“他是从阿尔高维[5]来的。是个要饭的。”
“怎么，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吗？”我问。
“是的，是的，”侍仆一下子没听懂我的话，但接着弄明白我的问题，就改口说，“哦，不！在这儿我只看到他一个。没有第二个了。”
这时候，个儿矮小的人唱完一支歌，利索地把吉他往怀里一抱，接着就用他的德国方言说了些什么。他的话我听不懂，却逗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
“他在说什么？”我问。
“他说喉咙干，要喝点酒，”站在我旁边的侍仆翻译给我听。
“哦，他是不是爱喝酒啊？”
“他们那种人都是这样的。”侍仆笑嘻嘻地回答，对他挥了挥手。
歌手摘下帽子，扬了扬吉他，走近旅馆。他仰起头，对站在窗口和阳台上的绅士淑女说：“诸位先生，诸位太太，”他用一半意大利腔一半德国腔的法语像魔术师对观众那样说，“你们要是以为我想挣点钱，那你们就错了。我是个穷人。”他停住，沉默了一会儿；因为谁也没有给他什么，他又扬了扬吉他说，“诸位先生，诸位太太，现在我要给你们唱一支里奇民歌。”上面的听众毫无反应，但仍站在那儿等着听下一支歌；下面的人群都笑了，大概是因为他说得很好玩，而且谁也没有给他什么东西。我给了他几个生丁，他灵巧地把它们从这只手扔到那只手，然后塞到背心口袋里，戴上帽子，又唱起他那支叫作《里奇民歌》的曲调优美的提罗尔歌来。这支歌是他的压台戏，唱得比前面几支更好，从四面八方不断聚拢来的人群中发出一片喝彩声。他唱完这支歌，又扬了扬吉他，摘下帽子，把它举到前面，向窗口走近两步，又说了那种费解的话：“诸位先生，诸位太太，你们要是以为我想挣点钱，那……”这话他显然自以为说得很巧妙很俏皮，但在他的声音和动作里，我发现他有点踌躇，而且像孩子般胆怯。这种神态由于他身材矮小而特别令人感动。高雅的观众仍旧站在灯火辉煌的阳台上和窗口，穿着盛装艳服，那景象依然十分好看；有几个彬彬有礼地谈论着那伸手站在他们面前的歌手，有几个好奇地仔细打量着这个穿黑衣服的矮小的人，从一个阳台上传出一位年轻姑娘清脆快乐的笑声。下面的人群中，说话声和笑声越来越响。歌手第三次重复他那句话，声音更加微弱，甚至不等说完，就又伸出拿帽子的手，但立刻又缩了回去。而那百来个衣饰华丽的听众，还是没有人扔给他一个子儿。人群冷酷无情地哈哈笑起来。矮小的歌手——我觉得他更矮小了——一只手拿着吉他，另一只手把帽子举到头上扬了扬说：“诸位先生，诸位太太，谢谢你们，祝你们晚安。”然后他戴上帽子。人群高兴得哈哈大笑。漂亮的绅士和淑女悠闲地交谈着，渐渐从阳台上离去。林荫道上又有许多人在散步。在歌唱时一度寂静的街道又热闹起来，有几个人没有走近，只远远地望着歌手发笑。我听见那矮小的人嘴里嘀咕着，转过身——他的身子显得更矮小了——快步向城里走去。快乐的游人还是和他保持一段距离，眼睛瞧着他，跟在他后面笑……
我惘然若失，弄不懂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站在那儿，茫然凝望那大步向城里走去、在黑暗中逐渐消失的渺小的人，凝望那些跟在他后面嘻嘻哈哈笑着的行人。我感到痛苦、悲哀和羞耻，主要是羞耻。我替那个渺小的人，替人群，也替我自己感到羞耻，仿佛是我向人家讨钱，人家什么也没给我，还要嘲笑我。我怀着揪心的痛楚，也不回头张望，就快步向我住宿的瑞士旅馆走去。我还捉摸不透我的感受，只觉得心头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压力，使我感到沉重。
在灯火辉煌的豪华旅馆大门口，我遇见那彬彬有礼地让开路的看门人和一家英国人。那个魁伟漂亮的男人留着英国式黑色络腮胡子，头戴黑呢帽，胳膊上搭着一条方格花毯，手里拿着一根贵重的手杖，挽着一位身穿绚丽丝绸连衣裙、头戴缎带发亮和花边精致的女帽的太太，目空一切地懒洋洋走来。旁边走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头戴一顶雅致的瑞士女帽，帽上像火枪手那样斜插着一根羽毛，帽子下面白净的脸蛋周围垂着一绺绺柔软、鬈曲的淡褐色长发。他们前面连跳带蹦地走着一个十岁模样的小姑娘。她脸颊绯红，精致的花边下露出一双浑圆的雪白膝盖。
“夜色真美啊！”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听到那位太太娇声娇气地说。
“嗬！”那英国人懒洋洋地答应一声。看上去，他在世界上过得那么称心如意，连话都懒得说了。他们活在世界上，似乎个个都感到无忧无虑，轻松愉快；他们的一举一动和脸上的表情都反映出对别人生活的极度冷漠；他们深信，看门人会给他们让路和鞠躬，他们散步回来，会找到干净的房间和床铺；他们深信，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这方面享有充分的权利。我情不自禁地拿他们同那又饥又累、忍辱逃避人们嘲笑的流浪歌手做比较。我恍然大悟，究竟是什么像一块巨石似的压住我的心。我对这些人感到有说不出的愤恨。我在这个英国人旁边来回走了两次，没有给他让路，还用臂肘撞他，感到很痛快，然后我走下台阶，在黑暗中朝那矮小的人消失的方向跑去。
我赶上三个同行的人，问他们歌手往哪儿去了。他们笑笑，指给我看他就在前面。他独自快步走着，没有人接近他，我仿佛觉得他还在气愤地嘀咕着。我跑到他跟前，提议跟他一起到什么地方去喝杯酒。他还是匆匆走着，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但等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站住了。
“好吧，既然您一番好意，我就不客气了，”他说，“这儿有家小咖啡馆，可以去坐坐，是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他补充说，指指那家还在营业的小酒店。
他说“普普通通的”这个词，不由得使我想到不该到那家普普通通的咖啡馆去，而应该上那家有人听过他歌唱的瑞士旅馆。尽管他胆怯而兴奋地说瑞士旅馆太奢侈，谢绝到那儿去，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于是他就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快乐地挥动吉他，跟着我沿湖滨街走去。我刚走到歌手跟前，就有几个悠闲地散步的人走近来听我说话。接着他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跟着我们走到旅馆门口，大概是希望那提罗尔人再演唱些什么。
我在门廊里遇见一个侍者，向他要了一瓶葡萄酒。那侍者含笑对我们瞧瞧，就一言不发地跑开了。我也向领班提出同样的要求。他认真地听了我的话，从脚到头打量了一下怯生生的矮小歌手，严厉地叫看门人把我们领到左边那个厅里。左边那个厅是接待普通顾客的酒吧间。屋角有个驼背女工在洗碗碟，里面只有几张简朴的木桌和板凳。招待我们的侍者露出温和的嘲笑，对我们瞧瞧，双手插在口袋里，同那驼背女工交谈了几句。他显然很想让我们明白，尽管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比歌手高得多，他伺候我们不仅不感到屈辱，甚至觉得很有趣。
“来普通葡萄酒吗？”他懂事地说，暗指坐在我对面的人向我挤挤眼，同时把餐巾从这只胳膊搭到那只胳膊上。
“来瓶香槟，要最好的。”我说，竭力装出傲慢和威严的神气。但香槟也好，我那装作傲慢和威严的神气也好，对那侍者都不起作用。他冷笑了一下，站着瞧了我们一会儿，从容不迫地看看金表，这才悠闲地轻轻走出去。他很快拿了酒回来，后面跟着另外两个侍者。那两个侍者坐在洗碗碟女人旁边，脸上现出快乐的神色和温柔的微笑欣赏着我们，就像父母欣赏孩子做有趣的游戏那样。只有那洗碗碟的驼背女人不是带着嘲弄而是怀着同情看着我们。虽然在侍者们咄咄逼人的目光下，我款待歌手并同他谈话有点难堪，但我还是竭力做得落落大方，若无其事。在灯光下，我把他看得更清楚了。他体格匀称，筋脉毕露，个儿很小，简直像个侏儒，黑头发硬得像鬃毛，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没有睫毛，老是泪汪汪的，而他那张线条分明的小嘴则非常逗人喜爱。他留着短小的络腮胡子，头发不长，穿着寒伧。他外表邋遢，衣服褴褛，皮肤很黑，总之是一副劳动者的模样。他与其说像个艺术家，不如说像个贫穷的小贩。只有他那双老是湿润的亮晶晶的眼睛和抿着的小嘴很有特色，十分动人。看上去，他的年龄在二十五到四十之间，其实他是三十八岁。
他诚挚地讲了他的身世。他是阿尔高维人，从小失去父母，没有亲戚，也从没有过财产。他跟一个细木匠学过手艺，但二十二年前一只手得了骨疽，从此不能干活。他从小爱唱歌，就唱起歌来。外国人偶尔给他一点钱。他买了一把吉他，以卖唱为生，十八年来跑遍了瑞士和意大利，在旅馆前面卖唱。他的全部行装是一把吉他和一个钱袋，钱袋里现在只有一个半法郎，他今晚就得靠这些钱宿夜吃饭。他每年（今年是第十八年）都要跑遍瑞士的旅游胜地：苏黎世、卢塞恩、英脱拉根、沙摩尼等地；经圣伯尔拿到意大利，然后经圣·哥特德或萨伏伊回来。如今他渐渐感到走路吃力，两腿因受风寒酸痛——他自认为是风湿痛——一年比一年厉害，视力和嗓子也一年不如一年。尽管这样，他还是要到英脱拉根和亚兴雷邦，然后经圣伯尔拿到他特别喜欢的意大利去。总的看来，他对他的生活是心满意足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家，家里有没有亲人，有没有房地产。听了这话，他乐得嘴都合不拢来，含笑回答说：
“是啊，糖是好东西，孩子们最喜欢！”他说完，对侍者们挤挤眼。
我摸不着头脑，但那几个侍者都笑了。
“我什么也没有，要不然我会那么东奔西跑吗？”他向我解释道，“至于回家，那是因为故乡对我总还有点吸引力。”
于是他又调皮而自得地重复说：“是啊，糖是好东西。”接着又淳朴地笑起来。侍者都很开心，也哈哈大笑，只有洗碗碟的驼背女人用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严肃地瞧瞧矮小的歌手，给他拾起他在谈话时从凳子上掉下的帽子。我发现凡是流浪歌手、杂技演员，甚至变戏法的，都喜欢自称为艺术家，因此我在同矮小歌手谈话时几次暗示他是个艺术家，但他绝不承认他有这方面的禀赋，他只是把他的行当看作谋生的手段罢了。我问他唱的歌是不是他自己创作的。他听了这种古怪的问题感到惊奇，回答说他怎么会呢，那都是古老的提罗尔民歌。
“那么里奇歌呢？我看那不是一支古代民歌吧？”我问道。
“是的，这支歌是十五六年前作的。巴塞尔有个德国人，绝顶聪明，这支歌是他作的。这支歌真美！您瞧，他这是为旅行家作的。”
于是他就把里奇歌译成法语，念给我听，显然他很喜欢这支歌：
“哦，这支歌真美！”他结束说。
侍者们大概也认为这支歌很美，都走拢来听。
“那么，曲子是谁作的呢？”我问。
“没有谁作曲，就这么随便唱唱。要唱给外国人听，就得换点新鲜花样。”
侍者给我们送来了冰块，我给我的客人倒了一杯香槟。他显然有点窘，回头望望侍者们，坐在板凳上扭动身子。我们碰杯祝艺术家们健康。他喝了半杯，似乎有什么事要沉思一番，紧紧地皱起眉头。
“我好久没喝这样的好酒了。这话我只跟您说说。在意大利，阿斯提酒不错，但还比不上这酒。哦，意大利！意大利可真是个好地方！”他补充说。
“是啊，那里的人重视音乐，重视艺术家。”我说，想引他谈谈当晚在瑞士旅馆门口演出的失利。
“不，”他回答说，“在那儿我能用音乐给谁带来快乐。意大利人是天下最出色的音乐家；不过我只唱些提罗尔歌曲。这种歌对他们来说还是新鲜的。”
“怎么样，那儿的老爷们是不是慷慨些？”我继续说，想引他像我一样愤恨瑞士旅馆的旅客。“那儿总不会像这儿这样，大旅馆里住的都是阔佬，听音乐家唱歌的有百来个人，可是大家什么也不给……”
我的问题完全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根本没想到生他们的气；相反，他还以为我这话是在责怪他才气不足，没有获得奖赏，就竭力在我面前替自己辩护。
“不是每次都能得到许多报酬的，”他回答，“有时候嗓子都唱哑了，累得很。不瞒您说，我今天跑了九个钟头，差不多唱了一整天。真吃力。可那些贵族老爷，他们有时候连提罗尔歌曲都不爱听。”
“不管怎么说，他们总不能什么也不给啊。”我重复说。
他没有理解我的话。
“问题不在这儿，”他说，“这儿主要是警察局限制太严，问题就在这儿。根据这儿的共和国法律，他们不让你唱，可是在意大利，你到处都可以唱，谁也不会说一句话。在这儿，他们高兴让你唱，就让你唱；不高兴，就叫你坐牢。”
“哦，真有这样的事吗？”
“是的。要是他们警告过你一次，而你还要唱，他们就会叫你坐牢。我已坐过三个月牢了，”他笑着说，仿佛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
“哦，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这是根据他们共和国的新法律[6]，”他兴奋起来，继续说，“他们不肯想想，也得让穷人活下去。我要不是得了残疾，我也愿意工作。至于我唱唱歌，那又会损害什么人？富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可像我这样的穷小子连日子都过不下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共和国法律究竟算什么呀？要是这样，那我们还要共和国干什么呀？先生，你说是吗？我们不要共和国……我们只要……我们只要……”他迟疑了一下，“我们宁可要自然法。”
我又给他斟了一杯酒。
他端起杯子，对我鞠了一躬。
“我知道您要干什么，”他眯缝着眼睛，用手指指我说，“您要灌醉我，瞧我的好看；哼，不行，这您办不到。”
“我干吗要把您灌醉呢？”我说，“我只不过想使您高兴高兴罢了。”
他误解了我的用意，大概有点后悔，感到很窘，就欠起身来，捏捏我的臂肘。
“不，不，”他用那双湿润的眼睛恳求似地瞧着我说，“我这只是开开玩笑，开开玩笑。”
接着他又说了些颠三倒四、莫名其妙的话，大意是我毕竟是个好人。
“这话我只对您说说！”他最后说。
就这样，我继续跟歌手喝酒谈天，侍者们仍旧肆无忌惮地瞧着我们，看来还在取笑我们。尽管我们谈得津津有味，我还是留意着他们，而且说实在的，对他们越来越生气。有个侍者站起来，走到歌手跟前，仔细察看他的头顶，笑了。我对瑞士旅馆的住客已积了一肚子气，还没有机会发泄。这会儿，说实在的，那一伙侍者实在弄得我忍无可忍。看门人没有摘下帽子，走进屋里，一屁股坐在我旁边，双臂支在桌上。这最后的一幕触犯了我的自尊心或者说虚荣心，惹得我按捺不住，使我心里憋了一晚上的怒气顿时爆发了。为什么当我一个人走到大门口时，他卑躬屈膝地向我鞠躬，如今我同一名流浪歌手坐在一起，他就蛮不讲理地坐到我旁边来呢？我心头的怒火熊熊燃烧，但我反而觉得快慰，甚至兴奋，因为它刺激了我，使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暂时感到舒畅、振奋和有力。
我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你笑什么？”我对那侍者大声喝道，感到自己脸色发白，嘴唇直打哆嗦。
“我没有笑，我就是这样，”那侍者一面回答，一面后退。
“不，你取笑这位先生。这儿有客人，你有什么权利上这儿来，还要坐下？不许坐！”我大声喝道。
看门人嘴里嘀咕着，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这位先生是客人，你是侍者，你有什么权利取笑他，还要坐到他旁边来？为什么今晚吃饭的时候你不取笑我，不坐到我旁边来呢？是不是因为他穿得寒伧而且在街头卖唱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我却穿着阔气的衣服。他人虽然穷，但我相信他的品德比你高尚万倍。因为他没有侮辱谁，你却侮辱他。”
“我什么也没做，您何必这样呢，”我所痛恨的那个侍者怯生生地回答。“他坐在这儿，我又没打搅他。”
那侍者没懂得我的意思，我的德国话白说了。态度粗暴的看门人想帮那侍者说话，但被我狠狠地骂了一通，他也就装作听不懂我的话，摆了摆手。洗碗碟的驼背女人察觉我的愤激情绪，怕闹出事来，也许是因为同意我的意见，站在我一边，竭力替我和看门人调解，劝他别做声，并说我是对的，恳求我别激动。“先生说得对，您说得对。”她肯定地用德语说。歌手现出可怜巴巴的恐惧神色，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火，我要干什么，就要求我赶快离开这地方。可是我的火气越来越大，气话也越说越多。我念念不忘那嘲笑他的人群和分文不给的听众，我怎么也无法平息心头的怒火。我想，要不是那侍者和看门人表示让步，我准会跟他们大干一场，或者用手杖敲敲那手无寸铁的英国小姐的脑袋。当时我要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就准会冲进英军堑壕，向他们猛砍猛杀。[7]
“你们为什么把我和这位先生领到这个厅里而不领到那个厅里？啊？”我揪住看门人的胳膊不让他走，责问道。“你们有什么权利可以决定，这位先生只能进这个厅而不能进那个厅？进旅馆，只要付钱，不是应该人人平等吗？这规矩不仅适用于这儿共和国，在全世界都适用。你们的共和国真是糟透了！……这就是你们的平等！那些英国人白听这位先生唱歌，等于每人从他身上剥夺了应该给他的几个生丁，可你们就是不敢把英国人领到这个厅里来。你们怎么敢叫我们坐到这个厅里来呢？”
“那个厅关着。”看门人回答。
“不，”我嚷道，“胡说，那个厅没关。”
“那您知道得比我们清楚啰。”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撒谎。”
看门人侧身从我身边走开去。
“唉，有什么可说的！”他嘀咕着。
“哼，别来‘有什么可说的’这一套，”我大声叫道，“马上把我领到那个厅里去。”
我不管驼背女人的劝告和歌手回家的要求，坚决要领班过来，自己就带着客人向那个厅走去。领班听见我那愤怒的声音，看到我那激动的神情，没同我争辩，只是轻蔑而恭敬地说，我高兴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我没来得及揭穿看门人的谎言，因为不等我走进那个厅，他已溜走了。
那个厅确实开着，里面灯火通明，一个英国绅士和太太正坐在里面吃饭。尽管侍者把我们领到一张独用的桌上，我和肮脏的歌手偏偏紧挨着那英国人坐下，并吩咐侍者把我们没喝完的半瓶酒拿来。
这对英国夫妇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恶狠狠地瞧瞧呆坐在我旁边的矮小歌手。他们交谈了两句，那英国太太把盘子一推，站起来，弄得衣衫窸窣发响，接着两人走掉了。隔着玻璃门，我看见那英国绅士怒气冲冲地对侍者说着些什么，一只手不断地指着我们。侍者把头探进门来瞧瞧。我欣然等着他们来撵我们出去，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怒气往他们身上倾泻，但总算他们走运，没有来干涉我们。这使我有点失望。
歌手起初不肯喝酒，这会儿却匆匆把瓶里剩下的酒都喝光，想尽快离开这地方。我发觉他对我的款待表现出真诚的感谢。他那双泪汪汪亮晶晶的眼睛变得更湿润更明亮了。他又对我说了一句非常古怪难懂的话表示感激。它的大意是，要是人人都像我这样尊重艺术家，那他就快活了。他还祝我万事如意。不论怎么说，他的话还是使我高兴。我和他一起走到前厅。那些侍者和我所憎恨的看门人都站在那儿。那看门人仿佛在向他们说我的坏话。他们瞧我的那副神气，好像我是个疯子。我要让他们看到，矮小的歌手同大家地位平等，就尽量现出恭敬的态度，摘下帽子，紧握着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所有的侍者都装作根本没有看到我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发出恶毒的嘲笑。
歌手鞠了个躬，在黑暗中渐渐消失了，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想睡个觉来摆脱这些印象和突然袭上心头的幼稚愚蠢的憎恨。但我感到自己激动得无法入睡，就又上街溜达，直到心里平静下来。不过，说实在的，除此以外，我还朦朦胧胧地希望有机会碰到那看门人、那侍者或者那英国人，同他们干一场，好让他们认识认识他们的残酷，尤其是他们的不公平。可是，除了那个一看见我就转过脸去的看门人以外，我没遇见任何人，只好独自沿着湖滨街踱步。
“哦，这就是诗歌的奇怪遭遇，”我稍微冷静点儿，寻思着，“人人都喜爱诗歌，找寻它，追求它，可是谁也不承认它的力量，谁也不珍惜这世上最大的幸福，谁也不看重和感激把这种幸福献给人类的人。你不妨问问瑞士旅馆随便哪个旅客：什么是世上最大的幸福？所有的人，也许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露出嘲弄的微笑对你说，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金钱。‘这种想法你也许不喜欢，或者和你那崇高的理想格格不入，’他会这样说，‘但人类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只有金钱能给人幸福，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不理智地去看待世界，也就是看待现实。’唉，你的理智实在可怜，你所追求的幸福也实在可怜，你是个连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的可怜虫……为什么你们抛下祖国、亲人、事业和财产，聚集到这个瑞士小城卢塞恩来呢？为什么你们今晚都拥到阳台上，肃静地倾听那矮小乞丐的歌唱呢？再说，他要是肯再唱下去，你们还会默默地听下去。难道金钱，哪怕是几百万，能驱使你们抛下祖国，聚集在卢塞恩这个小天地里吗？金钱能使你们集中到阳台上，一动不动地默默站上半小时吗？不！只有一样东西能迫使你们行动，而且永远比生活中其他动力更强大，那就是对诗歌的需要，这一点你们不承认，但你们会感觉到，只要你们身上还有一点儿人性，你们就永远都会感觉到。你们觉得‘诗歌’这个名词很可笑，你们以嘲弄挖苦的语气使用这个名词。你们容许天真的少男少女给爱情带上诗意，但你们却取笑他们。其实你们需要的是积极的东西。孩子们看待生活是健康的，他们热爱并且知道人应该爱什么，什么会给人带来幸福，可是生活弄得你们颠三倒四，腐化堕落，你们嘲笑你们所爱的东西，你们追求你们所憎恨并使你们不幸的东西。你们实在是昏了头，不懂得对那个给你们带来纯洁快乐的穷提罗尔人尽应尽的义务，同时却认为应该在一位勋爵面前卑躬屈节，牺牲自己的安宁和舒适，既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也没有享到什么欢乐。这真是荒唐，真是莫名其妙的怪事！不过今晚最使我吃惊的倒不是这件事。这种对给人以幸福的东西的无知，这种对诗歌的乐趣的麻木不仁，我在生活中常常遇到，已经习惯了，差不多也能理解；人群的粗暴和不自觉的残酷对我也并不新奇；不管那些为群众心理辩护的人怎样解释，人群虽是许多好人的集合体，但他们只接触兽性的卑下方面，因此只表现出人性的弱点和残忍。可是你们这些讲究人性的自由民族的儿女，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被称为人的人，怎么能用冷酷和嘲弄来回报一个不幸的求乞者给予你们的纯洁的快乐呢？可不是吗，在你们的祖国没有乞丐收容所。事实上，讨乞的人是没有的，世界上也不应该有讨乞的人，也不应该存在对讨乞的同情心。但那个提罗尔歌手可是付出过劳动的呀，他给了你们欢乐，他央求你们为他的劳动给他一点你们多余的东西。可你们却从你们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里，带着冷笑像观赏稀有怪物那样观赏他，而在你们百来位幸福的阔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点东西！他受了凌辱，从你们身边走开了，可是那没有头脑的人群却跟在后面取笑他，他们侮辱的不是你们而是他，因为你们冷淡、残忍和无耻；因为你们白白享受了他向你们提供的欢乐，他因此受到了侮辱。”
“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那家头等阔佬下榻的瑞士旅馆门前，一个流浪的讨乞歌手唱歌弹琴达半小时之久。百来个人听他演唱。歌手三次要求施舍。没有一人给他任何东西，有许多人还嘲笑他。”
这不是虚构，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谁只要到瑞士旅馆常住旅客那里去调查一下，或者通过报纸向7月7日在瑞士旅馆住过的外国人打听一下，谁就可以证实这件事。
是的，这件事当代历史学家应该用不可磨灭的如火如荼的文字记录下来。这件事比报章史册所记载的那些事重大得多，严酷得多，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什么英国人又枪杀了一千名中国人，因为他们不肯买英国货啦，而英国一味想掠夺当当响的金币；[8]什么法国人又杀死了一千名阿尔及利亚人，[9]因为在非洲庄稼长得好，而且经常打仗对训练军队有益啦；什么土耳其驻那波里公使不可能是犹太人啦；[10]什么拿破仑皇帝在帕隆比列公园散步，并且发表公告，他统治国家完全是秉承全体人民的意志啦[11]——这些言论不是掩盖就是宣布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7月7日在卢塞恩发生的这件事，我觉得新鲜而奇怪，它不涉及人性中永远存在的缺点，而同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有关。这件事不属于人类活动史的范畴，而属于进步和文明史的范畴。
为什么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不可能发生在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的任何一个乡村，而发生在这儿，在这高度文明、自由和平等的地方，发生在这最文明国家的最文明旅游者集中的地方？为什么这些又有教养又讲人道的绅士淑女一般也能讲讲公道，做些善事，如今面对一个不幸的人，却缺乏人类的同情心呢？为什么这些绅士淑女在议会上或者其他集会上热情关心在印度的未婚中国人的状况，[12]关心非洲基督教的传布和教育的发展，关心改善全人类协会[13]的成立，却不能在自己心里得到起码的人对人的感情？难道他们真的没有这种感情吗？是不是这种感情已被在议会和各种集会上支配他们的虚荣心、名誉心和利欲心排斥了呢？难道理性和自私的结合体，即所谓文明的传布就会消灭和否定人的本性和爱吗？难道人们就是为了这样的平等才流了那么多无辜的血、犯了那么多的罪吗？难道各国人民空喊“平等”，就会像孩子一般感到幸福吗？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难道人的生活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度过的吗？其实人们的生活只有千分之一属于法律范围，其余都越出法律范围，而在社会的习惯和观点范围内度过。在这个社会里，侍者穿得比歌手漂亮，他就可以侮辱歌手而不受惩罚。我穿得比侍者体面，就可以侮辱侍者而不受惩罚。看门人认为我比他高，歌手比他低；而当我和歌手在一起，他就自以为可以同我们平起平坐，因此变得蛮不讲理。我对看门人粗暴无礼，看门人就自以为比我低。侍者对歌手粗暴无礼，歌手就自以为比他低。在一个国家里，一个公民，既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妨碍任何人，他只做一种力所能及的事以免饿死，却被送去坐牢。难道这样的国家是自由的国家吗？是被人们称之为绝对自由之国的国家吗？
一个人想积极解决各种问题，因而被投入善恶、事件、思想和矛盾的永远动荡的海洋，这真是不幸而可怜。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为了分清善恶，不断地拼搏和劳动。世纪不断过去，凡是讲公道的人，你不论在哪儿把他放到善恶的天平上，天平决不会摇摆：一边有多少善，另一边就有多少恶。一个人要是能学会不判断，不苦苦思索，不回答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那就好了！他要是能懂得一切思想都是真真假假的，那就好了！它之所以假，是因为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它之所以真，是因为人有追求真理的一面。人们总是在这永远运动着的善恶混杂的无边海洋里进行分类，在想象中划分这海洋的界线，并指望海洋真的会一分为二，仿佛不可能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面做出其他无数种分法似的。不错，多少世纪来人们不断进行着新的分类，虽然已过去了许多世纪，今后还会有许多世纪到来。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役是恶。正是这种虚假的知识扑灭了人性中最本能最幸福的对善的要求。谁能给我下个定义：什么叫自由，什么叫专制，什么叫文明，什么叫野蛮？两者的界线在哪里？谁心里有一个善恶的绝对标准，使他能衡量错综复杂、转瞬即逝的众多事件？谁有那么了不起的脑袋，使他能哪怕从不会再变化的往事中洞察和衡量各种事物？谁又看到过善恶不并存的情况？我又怎么能知道我看到这个比那个多，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错了？谁又能让精神完全脱离生活而超然地观察生活，哪怕只有一瞬间？我们有一个，只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指导，那就是毫无例外地渗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中的世界精神。这种精神促使我们每一个人追求应该追求的东西；这种精神促使树木向着太阳生长，促使花卉在秋天撒下种子，促使我们情不自禁地相亲相爱。
而且，只有这种绝对的福音能压倒文明发展的嘈杂噪音。谁更像个人，谁更像个野蛮人：是那个看见歌手的破烂衣服就恶狠狠地离开餐桌，不肯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百万分之一来酬劳他，此刻正吃得饱饱的坐在明亮宁静的屋子里，悠闲地大谈其中国形势并认为在那儿屠杀平民是正义的那个英国勋爵呢，还是那个冒着坐牢的危险，二十年来走遍高山深谷，没有损害过任何人而用歌唱来安慰人，可是受尽凌辱，今晚差点被人推出门去，口袋里只有一个半法郎，又饿又累又羞，此刻不知溜到哪个烂麦秆上去睡觉的矮小歌手？
这时，从深夜死寂的城市里，远远地传来矮小歌手的吉他声和唱歌声。
“不，”我不禁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可怜他，也没有权利为勋爵的阔绰而生气。谁曾衡量过他们每个人心灵里的幸福呢？你瞧那歌手，他这会儿正坐在哪个肮脏的门槛上，抬头望着月光溶溶的天空，在花香扑鼻的静夜里快乐地唱着歌，他的心里没有责备，没有埋怨，也没有悔恨。可是谁知道那些高楼大厦里的人此刻内心有些什么活动？谁知道他们每个人是不是也像矮小的歌手那样，心里充满无忧无虑的生之欢乐和与世无争的满足感呢？允许和规定这些矛盾同时存在的上帝，真是无限仁慈无限睿智！可是你这渺小的虫子竟胆大妄为，胆敢探索上帝的法则和上帝的意旨，只有你才觉得存在着矛盾。上帝从他光辉的高处俯视着、欣赏着芸芸众生在其中蠢动的无限和谐的大地。可是你却妄自尊大，竟想摆脱这普遍法则。不行！你还对卑微的侍者们表示愤慨，要知道你也该对永恒的无限和谐负责啊……”
1857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