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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套好了，但车夫还在磨蹭。他走进车夫休息的小屋。小屋里又热又闷又暗，充满人气和烤面包、白菜、羊皮袄的气味。正房里有几个车夫，厨娘在炉灶旁忙碌着，炕上躺着一个穿羊皮袄的病人。

“费多尔叔叔！费多尔叔叔！”一个身穿羊皮袄、腰里插着鞭子的年轻车夫走进屋来招呼病人。

“懒鬼，你找费多尔干什么？”一个车夫答应说，“瞧，人家在马车里等你哪。”

“我想问他借双靴子，我这双破了。”小伙子把头发往后一甩，又把手套塞在腰里，回答。“他睡着了？喂，费多尔叔叔！”他走到炕边，又喊道。

“什么事？”一个微弱的声音答应道，接着一张红褐色的瘦脸从炕上探下来。接着，一只毛茸茸的苍白瘦弱的大手拉上一件粗呢大衣，盖住穿着肮脏衬衫的瘦肩膀。“给我点水喝，老弟，你有什么事？”

小伙子递给他一勺水。

“是这么回事，费多尔，”他迟疑不决地说，“你现在大概用不着新靴子了，给我吧，你大概不会到处跑了。”

病人把疲软无力的头俯在光滑的勺子上，稀疏的下垂胡子浸在浑浊的水里，他吃力而贪婪地喝着水。他那蓬乱的胡子很脏，凹陷无神的眼睛勉强抬起来望着小伙子的脸。喝完水，他想举起手来擦擦湿嘴唇，可是没有力气，只能在大衣袖子上蹭一蹭。他没吭声，困难地用鼻子呼吸着，勉强打起精神直盯着小伙子的脸。

“也许你已经答应别人了，”小伙子说，“那就算了。主要是外面地上泥泞，我得出去干活，因此我就想：把费多尔那双靴子借来吧，他大概用不着了。也许你自己要用，那就直说吧……”

病人胸口有什么东西涌上来，咕噜咕噜直响。他佝偻着身子，拼命咳嗽起来。

“他要靴子做什么？”厨娘突然怒气冲冲地嚷起来，嚷得整个屋子都能听见，“他有一个多月没下炕了。嘿，听见他那个咳嗽呀，我连心口都疼了。他要靴子做什么？总不会让他穿着新靴子入土吧。上帝恕我直说，他早该上路了。瞧他那个咳嗽。得把他搬到别的屋子或者什么地方去！听说城里有这种医院，要不他占着整个角落，怎么行。弄得你没有一点儿空地方，还讲究什么干净。”

“喂，谢廖加！快上车，老爷们等着哪！”驿站长向屋里喊道。

谢廖加没等到回答想走，但病人一面咳嗽，一面用目光表示他有话要说。

“谢廖加，你把靴子拿去吧。”他忍住咳嗽，歇了一会儿，说。“但你听我说，我死后你给我买块墓碑。”他哑着嗓子加了一句。

“谢谢叔叔，那我拿去了，墓碑我会给你买的。”

“喂，伙计们，听见了没有？”病人还有话要说，但他又佝偻着身子喘不过气来。

“好，听见了，”一个车夫说，“去吧，谢廖加，上车吧，要不站长又要跑来了。你知道，希尔金家的太太正病着呢。”

谢廖加连忙脱下他那双大得出奇的破靴子，把它扔到长凳底下。费多尔叔叔那双新靴子正好合脚，谢廖加端详着那双靴子，向马车走去。

“瞧，多漂亮的靴子！我来给你上点油，”当谢廖加爬上驭座、拿起缰绳时，一个手拿刷子的车夫说，“白白送给你了？”

“你眼红是不是？”谢廖加回答，拉拉粗呢大衣的下摆把腿盖好。“走吧！我的宝贝！”他挥挥鞭子向马吆喝道。于是载着乘客、各种箱子的轿车和篷车就在泥泞的大路上飞驰，渐渐隐没在灰蒙蒙的秋雾里。

生病的车夫留在闷热小屋的炕上，他咳不出痰，好不容易翻了个身，才安静下来。

小屋里，到傍晚一直有人进进出出，来这里吃饭，但谁也不理会病人。晚上，厨娘爬到炕上，伸手从他的腿边拿走羊皮袄。

“你别生我的气，娜斯塔西雅，”病人说，“我很快就会把这地方给你腾出来的。”

“好，好，那有什么，没关系，”娜斯塔西雅含糊地说。“叔叔，你哪儿疼呀？你说吧。”

“五脏六腑都难受。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咳嗽的时候嗓子大概疼吧？”

“哪儿都疼。我快死了，就是那么回事。喔唷，喔唷，喔唷！”病人呻吟道。

“你把腿盖盖好，就这样。”娜斯塔西雅说，顺手替他拉好粗呢大衣，从炕上爬下来。

夜里，小屋里灯光暗淡。娜斯塔西雅和十来个车夫睡在地板上和长凳上，大声打着呼噜。只有病人一人在炕上翻来覆去，微弱地呻吟着，咳嗽着。到早上，他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怪梦，”第二天，厨娘在晨光熹微中伸着懒腰说，“我梦见费多尔叔叔从炕上爬下来，出去劈柴。他说：‘娜斯塔西雅，我来帮你忙。’我就对他说：‘你怎么能劈柴呢？’他却抓起斧头就劈，劈得很有劲，只见木屑飞溅开来。我说：‘你不是有病吗？’他说：‘不，我好了。’他说着抡起斧头猛劈，可把我吓了一跳。我大叫一声就醒了。莫非他死了？喂，费多尔叔叔！叔叔！”

费多尔没有回答。

“可不是，他也许是死了？让我去瞧瞧。”一个刚醒来的车夫说。

一条长满黄褐色茸毛的手臂从炕上垂下来，又白又凉。

“他大概死了，得去告诉驿站长。”车夫说。

费多尔没有亲人，他是个外乡人。第二天，他被埋在小树林后面的新墓地里。娜斯塔西雅一连好几天逢人就说她的梦，并且说是她第一个发现费多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