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国前30年（1949—1978年）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了政权，实践社会主义理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都与民国时期大相径庭。政治制度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经济制度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计划经济的模式；文化实行垂直领导，分成中央和省市两级，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主义新文化。简单地概括是“兴无灭资”，倡导无产阶级文化，消灭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文化。与新闻、出版、教育这些核心层文化相比，收藏本来处于怡情玩赏的边缘范围，但由于与美术创作所倡导的红色取向，与产权的国有化运动有联系，收藏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细分一下，又可以划成1949—1965年和1966—1978年两个大的阶段，但两个大的阶段其内容、形式大体相似，在程度上则有很大区别，其特点如下。

（一）确立国有博物馆为主体的收藏思路

国家投资建立上海博物馆、上海美术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机构，重视国有收藏。将这些机构建成收藏、研究、展览的中心，实施对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知识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其中尤以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成就最为显著。上海博物馆大部分的藏品在这一时期征集，总体达100余万件，其中精品达12万件。方式来自向社会征集和收藏家的捐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古代书画、陶瓷、青铜器、碑刻、玺、印、玉器等十几个中国传统艺术的收藏门类，为后续发展打好了基础。如王羲之《上虞帖》、王献之《鸭头丸帖》、西周大克鼎、西周晋侯苏钟16枚、春秋子仲姜盘、战国商鞅方升、唐代孙位《高逸图》、怀素《苦笋帖》等珍品，都是这一时期征集的代表性文物。

上海图书馆在这一时期继续通过征集藏品和接纳捐赠，建立了自己庞大丰富的收藏体系，其中尤以古籍善本、珍稀碑帖、手稿、稀见印刷品最具价值。2018年11月，上海图书馆举办“缥湘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文献展”，展出明清特别是近现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黄丕烈、龚心钊、吴湖帆等私家装帧的珍贵典籍100件，其中38件为一级藏品，24件为二级藏品，堪称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这只是冰山一角，已可窥见上海图书馆家底的殷实。

（二）确立以国有文物商店为核心的经营体制

20世纪50年代初期，私人经营文物艺术品尚被允许。但由于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也由于有的不法古董商走私经营，政府加以限制，文物艺术品的经营规模逐渐被压缩。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广东路的古玩市场改名为上海文物商店，上海的书画店统一合并到朵云轩（1960年挂牌），古书、碑帖经营统一归到上海图书公司即上海古籍书店，同时政府批准上海工艺美术品公司、友谊商店也有文物经营权。1960年国务院发文，全上海的文物经营机构统一归文化部门而非商业部门领导。在上海，除朵云轩和古籍书店归市新闻出版局主管外，其他文物经营机构都由文化局或文管会管理。

根据中央的规定，此时已取消民间文物交易市场及私人交易。上述国有文物店担任的三项任务：一是征集最优质文物划拨国家博物馆或低价转让给博物馆。二是根据周恩来总理“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文物外销政策，授权文物商店统一组织文物外销、举办展览，为国家创收外汇。出口文物由上海文管会加盖出口鉴定火漆印，由文物商店出具文物出境发票。三是在相关商店设内柜，面向来华外宾、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主要是艺术家）提供服务。

上述机构在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时期及“文革”结束后发还抄家物资时期，都发挥了征集、转销作用，以低价大量收购文物、字画，一方面保护了国家文物，另一方面提供给以上三条渠道出货。也有一些机构——主要是朵云轩和文物商店——则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本部收藏，以期传承研究和后人学习。

1986年国家古书画鉴定组巡访上海，发现上海地区国营机构包括文物商店、朵云轩有丰富的收藏时颇为惊讶。足见这一时期上海文物经营机构收藏力度之大。

（三）收藏家队伍的变化

上述所言民国时期上海有大收藏家一二百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准收藏家。除收藏家以外，还有一大批行家及艺术品和文物的经营。加上周边地区的收藏家也以上海为进出货的码头，构成了整个市场的需求。

50年代倡导社会主义新文化后，收藏已被视为玩物丧志的颓废行业，加上国有单位的统一经营和逐步限制，直至禁止民间交易政策的发布，老一代的收藏家一种情况是出于爱国主义思想，将文物捐给上海博物馆等机构；二是有经济困难，有文物变现家用的需要，低价转让给国家文物收藏机构；三是还维持一定量的收藏，私下在家里、朋友圈内赏玩、交流。但总体上此时的收藏群体人数和藏品数量大为减少。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值得一说的是“红色收藏家”的出现。“红色收藏家”指的是革命干部群体。他们戎马一生，经历了战争考验。进城以后有了和平建设的环境，其中一部分又有文化素养和收藏爱好的，则用自己的薪水开始了收藏。在北京有康生、陈伯达、邓拓、田家英、孙大光等人。在上海有谷牧、王一平、李研吾、曹漫之、白书章、罗竹风等人。五六十年代，新旧书画无交易市场，价格低廉，乏人问津，他们抓住机遇，都形成了自己不错的收藏。其中以王一平先生的收藏成就最高，历经改革开放，他有一些博物馆级的精品包括林良、文徵明、华嵒的书画，在晚年大多捐给上海博物馆，值得嘉许。

这一时期，海派书画名家也有一些承续传统，继续或者开始收藏。包括名家刘海粟、钱君匋、谢稚柳、唐云、程十发等人，他们为了绘画借鉴，都收藏自己钟情又可艺术借鉴的作品。钱君匋收书画印章，程十发收古书画及陈老莲的作品，唐云收八大山人的作品以及曼生壶，都卓有成果。他们的收藏精品后来也大多捐给家乡政府或上海政府。如钱君匋捐献给家乡桐乡县政府及设立艺术馆，程十发捐给上海文化局及设立程十发艺术馆，唐云捐给杭州设立唐云艺术馆。

（四）十年内乱对收藏事业打击破坏

“文革”初期扫“四旧”和抄家，文物存量丰富的上海地区被毁坏的文物无法统计，抄家入库的总计约420余万件。为此曾设立专门的仓库和机构，由上海文物清理小组负责存储和保管抄家物资。此事涉及的家庭颇多，尚无公开的档案可以查证。

上海的“文革”抄家，一方面是对文物的破坏极大，很多文物损坏、遗失或被工艺品机构出售；另一方面，是对收藏人的心理打击，使他们一时不敢从事文物收藏。

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才开始陆续发还抄家物资中的文物和字画，到80年代中后期，基本告一段落。解决办法是有原物还原物，无原物的还相仿的替代物，无法还物品的以现金折付（书画、瓷器每件付12元）。

发还抄家物资时，大部分原物主或继承人得以在政治上平反，心情比较舒畅，于是将一部分精品捐给国家文物机构，一部分变卖出售给文物商店以补贴家用，也有一些自己留存，或至90年代国内拍卖会兴起时再出让。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家庭不去兑付现金折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