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的时候，我和病毒学专业的朋友便私下交流：“感觉SARS又要来了！”果不其然。这次疫情看上去似乎比之前的SARS“温柔”一点儿，但它其实更加来势汹汹。截至我写这篇推荐序的时候，全球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突破430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9万。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应邀在各种场合科普蝙蝠与人类的关系、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以及病毒起源与演化、病毒与宿主的关系等问题、知识和理念。由于疫情的原因，公众对病毒、蝙蝠、野生动物、人畜共患病、新发传染病等各种各样的科学话题倍加关注，甚至有些过度关注、过度解读了，其中不乏一些不严谨、不准确、非科学，甚至伪科学的东西。我们还可以从新闻中获悉，在有的地方，一些市民恐慌地要求消防员入室移走或者消灭蝙蝠，某些专家甚至提出对蝙蝠实施“生态灭杀”——把这一动物类群斩尽杀绝。

每每听到这些消息，我都焦虑不安。我们的理智何在？！或许因为无知，人们才会恐惧。我接触与研究蝙蝠二十余年，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感情层面，我都无法接受人们今天对于蝙蝠、其他野生动物，以及自然、生态的种种极端错误的认识和举动。

我多么希望有更加科学和理性的文字、图片或视频出现，以便圆满而有效地解决人们的这些困惑。当时我的头脑快速扫描，回忆哪些书、报纸、期刊或文章，或者哪些信息是有价值的，值得向公众推荐的。我想到了此时此刻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致命接触》。

这本书曾于2014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过。我几年前便有所耳闻，并收藏了英文原版书，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买到中文版。疫情期间，我更加渴望阅读这本书，但我在图书销售网站不断搜索，均未果。于是，我联系到了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孙宇女士。她告知我，这本书很快就会再版，并邀请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位在读博士许恒敏老师帮忙审读相关专业知识的翻译问题。我酷爱藏书，她便送了我一本旧版的《致命接触》。阅读中，我发现旧版译文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于是，我主动请缨，希望把书稿通读一遍，再认真校对一下。

我之所以“没事儿找事儿”，是因为这本书“太合时宜”。我们亟须了解全球大型传染病暴发的前因后果、病毒以及其他病原微生物的来龙去脉、与之相关的各种故事的点点滴滴、过去的历史真相等等。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对这本书有着深厚的感情。

首先，我自己就是SARS的亲历者。我经历过那个恐怖的时期，有过长期隔离的经验。我有幸参与了当年的SARS野生动物溯源研究工作，这本书第四章“SARS病毒的传播”、第七章“空中的宿主：蝙蝠”，都与我有关。2003年SARS病毒暴发的时候，我正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次年，我的博士生导师张树义教授派我前往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县的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蝙蝠、果子狸等自然宿主的生态学和行为学调查与研究。我们与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合作，采集这些动物身上的病毒样本，并进行研究。

其次，从这本书创作的时候起，我就与它结了缘。书中的一些人物，也与我有关。朱光剑博士是我的师弟，为了研究蝙蝠，我们一起钻了不知多少个山洞，风餐露宿，同甘共苦。记得有一次在野外工作的时候，我的脚趾受伤，光剑毫不犹豫地背着我过河，这些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李文东博士是我的师兄，他是张树义教授与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教授共同培养的博士生，甚至应该算是国内第一位专门研究蝙蝠病毒的博士。阿列克谢·赫穆拉（Aleksei Chmura）先生是我最要好的美国朋友，对我帮助良多。我们一起为中美合作的科研团队服务，这本书的英文原版便受其厚贶。

正是因为赫穆拉的介绍，我有机会认识了这本书的作者大卫·奎曼先生。2008年前后，奎曼正在准备写作这本书。他率先与美国生态健康联盟创始人彼得·达斯扎克（Peter Daszak）博士及其助手赫穆拉联系，准备一系列采访。达斯扎克一直与我的导师合作研究野生动物疾病和生态健康问题。最近，达斯扎克频频出现在中美的新闻之中，非常公平、公正、客观、科学地评述了与这次疫情有关的很多话题，对中国非常友好，充分展现了一位科学家应有的风采、胆识、责任与担当。

赫穆拉也毫不迟疑地把我推荐给奎曼，希望他来中国的时候可以采访我，或者至少见面聊一聊，或许我可以提供与这本书有关的一些信息。

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与奎曼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们聊起了蝙蝠、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市场，甚至北京的鸟市等话题。我推荐了朱光剑等人，因为光剑一直研究野生动物疾病问题，后来长期担任美国生态健康联盟的中国代表。直到今天，我认真阅读了奎曼的文字，才知道他与光剑师弟后来做了哪些事情。

当时与奎曼见面，我非常激动，因为我很早就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科普作家，或称为科学作家。今年72岁的他，是至少15本书的作者，而且每一本几乎都是科普、自然或旅行领域的畅销书。他还经常为美国《国家地理》和《户外》等杂志、《纽约时报》等报纸撰稿。我认为，奎曼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书是《渡渡鸟之歌》（The Song of the Dodo），讲述渡渡鸟以及其他动物灭绝的故事。此外，他的《鬣蜥之翔》（The Flight of the Iguana）、《样板犀牛》（The Boilerplate Rhino）、《上帝之怪》（Monster of God）以及关于达尔文和进化论的书都在全球颇为畅销。他也因此荣膺多种图书奖项，多次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

遗憾的是，我迄今只在市面上见过奎曼的一本引进著作，即2014年出版的《致命接触》。2015年，他的《黑猩猩与河流——艾滋病是如何从非洲森林中出现的》（The Chimp and the River: How AIDS Emerged from an African Forest）出版，可以说是《致命接触》的一种扩展与延续。

奎曼先生非常会讲故事。无论多么深奥的选题，例如病毒—野生动物疾病—人类健康，或是“老生常谈”，例如达尔文和进化论，或是令人心情沉重的生命消逝和灭绝，在他的笔端，都是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联系起来并讲述出来的。

这些故事好似一颗颗珍珠，每一颗都价值连城。无论你如何欣赏它，都很值得回味。而穿起这些珍珠的细线，就是奎曼先生的一线采访。他试图还原每一个曾经发生的场景，努力深入首次出现亨德拉病毒的那个小镇，不惜一切代价采访一个个当事人，让过去的事情宛如放映电影一般，一幕幕地重现。他的调查和采访、他抛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以及其中被我们忽略的细节、线索和痕迹。

奎曼先生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都那么引人入胜，叫你不得不一口气读下去。

奎曼先生的科学素养极高。我深知，为了写好《致命接触》——当然还有其他著作，他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投入极多的时间去准备和调研，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他的第一手资料。“别人嚼过的面包不香”，他要尽可能地掌握最前沿的信息。

在《致命接触》一书中，他的理念贯穿始终。我们在回望过去人类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传染病时，更需要反思人与野生动物、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同一健康”（One Health）是奎曼先生倡导的理念。他坚信，只有野生动物健康、生态系统健康，人类才能获得长久的健康保障。他的报道、讲述、对话和思考，都体现了他的科学理念和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

读这样的书，是可以让人变得崇高的。我坚信。是为序。

张劲硕博士
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总监、研究馆员
2020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