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吐蕃

7世纪以来，鉴于隋唐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双重影响，青藏高原上的古代民族逐渐创造出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明。7世纪初，藏族先民建立了一个政权，汉文史书称为吐蕃（音：b），这个政权逐渐统一了青藏高原，7世纪中期即已和唐朝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往。安史之乱后，吐蕃王朝先占唐朝的陇右、河西地区，随后控制了今新疆南部（天山以南的沙漠绿洲区），阻止了伊斯兰阿巴斯（Abbasid）王朝（750～1258年）进一步东进，并与南亚诸国存在广泛的交往。823年，吐蕃王朝再度与唐朝和好。9世纪40年代，吐蕃王朝瓦解。此后，宋、元及明初史籍仍常常泛称青藏高原及当地人民为吐蕃，本节主要介绍元代以前的情况。

吐蕃人的本土宗教是苯教。吐蕃立国后，其王室积极从唐朝和南亚等地引入各种文明要素。最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传入和兴盛。吐蕃王朝后期，佛教和苯教势力冲突甚烈，导致佛教一度衰微。而后，南亚密宗佛教再次传入，它与青藏高原的本土宗教结合，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藏传佛教，成为这一地区具有支配性的宗教。

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本来就有深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传统。吐蕃立国以来，随着与外界交往的日益加深，外界先进的手工艺技术也随即引入。例如，尼婆罗（尼泊尔）赤尊公主、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嫁吐蕃时，都带去了大量的物品和工匠，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还带来了不少工艺书籍，极大地促进了吐蕃工艺制作的发展。

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现存早期吐蕃建筑以佛寺为代表，存留至今最著名的，有大昭寺和桑耶寺。大昭寺位于今拉萨市的中心，始建于7世纪中叶，是西藏较早的宏大建筑。相传由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共同主持兴建。这座建筑为土木结构，殿宇雄伟，庄严绚丽，其主殿三层，殿顶覆盖着西藏独具一格的金顶，阳光下浮光耀金，光彩夺目（图5－40）。桑耶寺位于山南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扎玛山麓，距离泽当镇38公里，它建于公元762～779年，是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庙，素有“西藏第一座寺庙”美称（图5－41）。现存桑耶寺保留了初建时的意匠，整个寺院的布局依照密宗的曼陀罗的形式建造的。中心的乌孜大殿代表世界须弥山，大殿周围的四大殿表示四咸海中的四大部洲和八小洲，太阳、月亮殿象征宇宙中的日、月两殿，寺庙围墙象征世界外围的铁围山；主殿四周又建红、白、绿、黑四塔，以镇服一切凶神邪魔。围墙四面又各设一座大门，以东门为正门。寺院内，大小殿塔鳞次栉比，以中心的乌孜大殿最为显眼。大殿座西朝东，高三层，式样别致。每层殿堂的空间很高，底层采用藏式建筑风格，中层采用汉式建筑风格，上层采用印度建筑风格。各层的壁画和塑像也都按照各自的方式进行绘画和雕塑。这种融藏、汉、印合壁的建筑格调，为建筑史上所罕见（图5－42）。

图5-40拉萨大昭寺金顶

图5-41拉萨桑耶寺

图5-42拉萨桑耶寺的乌孜大殿

图5-43金铜坐佛西藏9～10世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吐蕃的器物制作也很发达。金属工艺早在吐蕃立国以前，就已经有久远而深厚的传统。吐蕃王朝建立后，金属工艺进一步发展，政府还设有专门管理黄金等贵重金属的部门，所制作的黄金工艺品及器皿常用于馈赠和交换。早在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吐蕃即向唐献金鹅，“其鹅黄金铸成，高七尺，内可盛酒三斛”；而后，吐蕃再向唐朝献“金城一座”，其上有金制的骑手、象、马、狮子等，制作精巧，造型逼真；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使者又向唐贡献大量金银器，这些器物陈列于提象门外，百官无不惊叹。吐蕃的金银器不仅包括大型器物，还有很多制作极其精巧的服饰配件，令人刮目相看。吐蕃的铜器以铜钟和铜佛最为出众。铜钟如桑耶寺乌孜大殿东门门廊之上悬挂的大钟，它以青铜铸造，高达1.2米，有半圆形钮，钮下为覆莲纹，口呈锯齿形。其风格古朴，制作精细，是吐蕃青铜工艺的代表作。吐蕃的铜像更是令人称叹，其技艺主要借鉴南亚北部的一些文明民族的手艺。铜像基质以青铜为主，偶尔使用白铜或纯铜。使用白铜的技术可能来自今云南地区。铜像塑造以铸造工艺为主，辅以冷加工工艺，高级的品种还时常镶嵌各种宝石。尤须指出的是，吐蕃铜像普遍鎏金，这符合密宗佛教崇尚光明的理念（图5－43）。铁工艺是青藏高原的传统工艺，吐蕃立国以后，政府设置专门的铁匠作坊，并从南亚、中亚等地引入新的铁工艺，南亚和中亚的钢铁武器、细锁子甲、长剑也在同时大量流入吐蕃，极大地促进了吐蕃铁工艺的发展。吐蕃的铁兵器制造、铁索桥皆久负盛名。吐蕃的金属工艺还体现于建筑装饰上，吐蕃的庙宇、殿堂以及其中的陈设普遍包金或鎏金，显出更加辉煌灿烂的视觉效果，更显出藏传密宗佛教神圣的气息。

吐蕃制陶彩釉工艺得到了很大发展，所产陶制品色彩斑斓、品种多样。吐蕃人日常使用的青稞酒坛、火盆、壶、饼锅、灯盏等器物常为红陶制品。吐蕃亦有发达的釉陶工艺，所产釉陶器以碗和小花瓶为主，器壁厚重、胎质呈灰黄色，通常内外皆施釉，釉色有蓝、紫、绿、黄等，有的还刻有花纹。这种工艺应源自唐三彩，并且可能受到了同时代中亚及伊朗等地伊斯兰世界泥浆釉彩划花陶的影响。吐蕃的釉陶茶碗甚至拥有某种传奇色彩。据藏文史籍记载，藏王因饮茶而使病痊愈，便从汉人地区请来专门陶工，烧造陶碗。此种陶碗碗口宽敞，碗壁细薄，颜色洁白透蓝，光泽感强，取名为“达尔蔡”（或兴寿碗）。上等碗绘以鸟含茶树枝的纹样（据传说，吐蕃的头一株茶树是鸟衔来的）；中等碗绘以鱼的纹样（据传说，鱼儿曾经驮负取茶叶的大臣）；下等碗所绘的纹样是金鹿和高山（据传说，是金鹿背负茶树翻山越岭来到吐蕃）。吐蕃人多为高原牧民，牛羊肉等酸性食物摄入过多，茶是强碱性食品，有益于吐蕃人的健康，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吐蕃人如此看重饮茶。

吐蕃的陶制品还常用作建筑材料。吐蕃本地烧制的多色砖和釉面砖非常著名，此类砖有方形、长方形、梯形、子母口形四种，每种有大小型号之别，砖面有古藏文，内容为该砖所在的方位和编号。修建大昭寺时主殿下层除少数墙体部位用条石外，其他都是用多色砖砌成。桑耶寺乌孜大殿二层前廊中间的部分地面上，则铺有绿色釉面方砖。当时，汉地的琉璃制瓦工艺也传入藏区，一些寺殿开始使用本地烧制的琉璃瓦，形制有板瓦、简瓦两种，皆施绿釉，釉薄而有光泽，瓦面一般都有藏文火印，内容为地名或菩萨名。还有釉面滴水和瓦当。滴水上饰乳钉纹、三莲瓣和波浪纹等；瓦当上饰灵塔、大乳钉纹、连珠纹和太极纹等。其风格生动质朴。

图5-44都兰出土的伊斯兰风格的织锦8世纪

图5-46吐蕃11世纪纺织品上的宗教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5-45提花棉织物喀什巴楚脱库孜萨来（Tuokuzsalai）遗址出土9世纪

吐蕃人多为游牧民，纺织业非常发达。吐蕃纺织业以毛纺织业为最，毛制品种类很多，有毛制衣物、毛毯、毛帐等。吐蕃毛帐以牛毛或羊毛制成，以黑色和白色为多，质地优良，工艺精美、保暖性好，十分耐用。大型毛帐，可容纳数百人，吐蕃王曾以这种产品作为贡品进奉唐朝宫廷。吐蕃的丝织业是在唐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丝织品多为贵族用品。青海都兰墓葬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多是从中原地区引入的，也有从中亚、西亚等地引入的，可谓中西丝织品之杂烩（图5－44）。专家认为，这其中也有吐蕃本地仿造外来物品而制造的产品。另外，吐蕃的丝织业也并非域外丝织业的附庸，而是有着自身发展的轨迹。例如，中晚唐时，连珠纹在中原地区已不流行，但却流行于吐蕃统治的敦煌一带，而这或许又对后来的契丹纺织品产生了影响。与丝织业一样，吐蕃的棉纺织业开始也是基于外来的影响。吐蕃与南亚交往甚密，而南亚是亚洲棉的故乡。另一方面，8世纪后期～9世纪的一段时间，吐蕃曾统治今新疆南部，当时新疆本地棉产业也发展起来（图5－45）。棉花引入吐蕃后，棉纤维与毛纤维交织的产品日益增多，既用于制作衣袍、鞋帽、藏被、睡垫等生活用品，也用于制作驮具、包袋等生产用具。色彩绚丽的毛棉交织品成为吐蕃妇女的心爱之物。日喀则浪卡子一带盛产毛棉交织的藏被，产品质地平整、柔软、厚重，花纹多样、美观。吐蕃的纺织品还常用作宗教画的基质，最终发展为颇具藏族特色的唐卡（图5－46）。除纺织业外，吐蕃的制革鞣皮工艺也较为发达，主要产品为马鞍和战靴。吐蕃马鞍盛名远扬。

吐蕃的贵族服饰也值得一提，它以华美、威严著称，质地名贵，色彩艳丽，最能表征吐蕃统治阶级的显赫地位。

此外，吐蕃文明的兴盛，尤其是佛教的发展，还促进了本土木版印刷术、造纸、制墨等工艺的发展。另一方面，吐蕃的原始宗教（苯教）在吐蕃人心目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即便是吐蕃佛教兴盛以后，也在其中引入了一些苯教的要素。与苯教关系密切的是吐蕃的面具工艺。所谓“面具”，指的是各种原始神灵造像，材料涉及皮、纸、布、木、绸、泥、石等，这种工艺在吐蕃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

图5-47崇圣寺三塔砖砌云南大理主塔千寻塔建于南诏保和时代（824839年），两小塔建于大理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