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苟

【原典】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倶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维其时矣。”此之谓也。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缚绌以畏事人[1]；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宽而不慢[2]，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矣。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治，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3]，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4]。传曰：“君子两进，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为修而不为污也。

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势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潐潐[5]，受人之搣搣者哉[6]！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鰌不如盗也。

【注释】

[1]繜（zūn）：通“撙”，抑制。绌：通“黜”。

[2]僈：怠惰，懈怠。

[3]翾（xuān）：通“儇”，轻佻。

[4]偈（án）：通“隰”，卑下。

[5]潐（jiào）：明察。

[6]搣搣（huò huò）：不明。

【译文】

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它们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所以怀里抱着石头而投河自杀，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但申徒狄却能够这样做；然而君子并不认为他的行为可贵，原因就在于它不符合礼义的中正之道。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天和地高低一样，齐国、秦国相毗连，从耳朵中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女人有胡须，蛋有羽毛，这些都是难以把握的学说，但惠施、邓析却能论证它们；然而君子并不认为他们的学说可贵，原因就在于它们不符合礼义的中正之道。盗跖为人们所广泛传颂，名声就如同太阳、月亮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和舜、禹等一起流传而永不磨灭；然而君子并不认为他的名声可贵，原因就在于它不符合礼义的中正之道。因此说：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它们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诗经》上说：“既要有其物，又要得其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容易结交却不可亵渎，容易恐惧却难以胁迫，害怕祸患却甘愿为正义付出生命，希望得利却不做错误的事，与人结交很亲密却不结党营私，言谈雄辩但不玩弄辞藻。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是和世俗有所不同的。

君子无论是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都是美好的，而小人无论是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都是丑恶的。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大量、诚心诚意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自大邪僻悖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因此说：君子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以向他学习为荣；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告诉他知识。小人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以向他学习为耻；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宽宏大量却不懈怠马虎，方正守节却不尖刻伤人，能言善辩却不去争吵，洞察一切却不过于激切，卓尔不群却不盛气凌人，坚定刚强却不粗鲁凶暴，宽柔和顺却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却待人宽和。这可以称为最文雅最合乎礼义的了。《诗经》上说：“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啊。

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优点，并非出于谄媚阿谀；公正地议论、直接地指出别人的过错，并非出于诽谤污蔑；称说自己的美好，可以和舜、禹相比拟，和天地相并列，并非出于浮夸欺骗；随着时势的变化或退或进，柔顺得就如同香蒲和芦苇一样，并非出于胆小怕事；刚强坚毅，没有什么地方不挺直，并非出于骄横凶暴。这些都是能够遵照道义来随机应变、通晓因时或伸或屈的缘故啊。《诗经》中说：“该在左就在左，君子在左无不可；该在右就在右，君子在右也常有。”这说的就是君子能根据道义来屈伸进退随机应变的事。

君子，与小人相反。倘若君子往大的方面用心，就会敬奉自然而遵循规律；倘若往小的方面用心，就会敬畏礼义而有所节制；倘若聪明，就会明智通达而触类旁通；倘若愚钝，就会端正诚笃而遵守法度；倘若得到任用，就会恭敬而不放纵；倘若不被任用，就会戒慎而整治自己；倘若高兴，就会平和地去治理；倘若忧愁，就会冷静地去处理；倘若显贵，就会文雅而明智；倘若贫困，就会自我约束而明察事理。小人就不是这样，倘若往大的方面用心，就会傲慢而粗暴；倘若往小的方面用心，就会邪恶而倾札别人；倘若聪明，就会巧取豪夺而用尽心机；倘若愚钝，就会狠毒残忍而作乱；倘若得到任用，就会高兴而傲慢；倘若不被任用，就会怨恨而险恶；倘若高兴，就会轻浮而急躁；倘若忧愁，就会垂头丧气而心惊胆战；倘若显贵，就会骄横而不公正；倘若贫困，就会自暴自弃而志趣卑下。古书上说：“君子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进步，小人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堕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子治理安定的国家，而不治理混乱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符合礼义叫作安定，违背礼义叫作混乱。因此君子治理符合礼义的国家，而不治理违背礼义的国家。那么国家混乱就不进行治理了吗？回答说：国家混乱而去治理，并非依据原有的混乱去治理，而是要先除去混乱，再进行治理。这就如同一个人的品行有污秽需要整治，并非在污移的基础上去整治它，而是去掉污移换上美好的品行。因此除去混乱并不等于整治混乱，除去污秽并不等于整治污秽。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就好比是说君子只治理安定的国家而不治理混乱的国家，只做美好的事而不做污秽的事。

君子洁身自好，那么与其志同道合的人就会聚拢而来；完善自己的学说，那么与其观点相同的人就会前来响应。所以马鸣叫就有马来应和它，牛鸣叫就有牛来应和它，并非由于它们富有智慧，而是客观形势就是如此。所以刚洗过澡的人总要抖一下自己的衣服，刚洗过头的人总要弹一下自己的帽子，这是人之常情啊。有谁能让自己的洁白，蒙受别人的玷污呢？

君子修身养性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诚，那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需坚守仁德、奉行道义就可以了。真心实意地坚守仁德，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仁德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显得神明，显得神明，就可以感化他人了；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就会变得理智，显得理智，就能明察事理，明察事理，就可以改造别人了。改造和感化交相作用，叫作天然的德行。上天不言说而人们都仰慕它的高远，大地不言说而人们都推崇它的深厚，四季不言说而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变化。它们都是由于有各自的规律而达到真诚的，所以君子有了极高的德行，虽然沉默不言人们也都会明白，没有布施恩惠人们也来亲近，不用发怒也很威严。这是顺从了天道，真诚地专一于仁义。君子改造感化人之道是这样的：如果不真诚，就无法专一于仁义；无法专一于仁义，德行就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德行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那么即使发自内心，表现在脸色上，发表在言论中，人们仍然不会顺从他；即使顺从他，也一定迟疑不决。天地要算大的了，不真诚就无法化育万物；圣人要算明智的了，不真诚就无法感化万民；父子之间要算亲密的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主要算尊贵的了，不真诚就会受到鄙视。真诚，是君子的操守，也是政事的根本所在。只要立足于真诚，同类就会聚拢来了；保持真诚就会获得同类，丢掉真诚就会失去同类。保持真诚而获得了同类，那么感化他们就容易了；感化他们容易了，那么慎独的作风就能流行了；慎独的作风流行了再紧抓不放，那么人们的真诚就养成了。人们的真诚养成了，他们的才能就会完全发挥出来，使人们永远地趋向于真诚而不返回到他们邪恶的本性上，那么人们就完全被教化了。

君子的地位尊贵而态度谦恭，心只有方寸之地但志向很远大，能听到、能看到的很近，而见多识广。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君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才能这样。因为那千千万万个人的心情，和一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天地刚形成时的情形，和今天是一样的；上百代帝王的统治之道，和后代帝王是一样的。君子审察了当代帝王的统治之道，从而再去考察上百代帝王之前的政治措施，就像端正身体拱着手来议论般从容不迫。推究礼义的纲领，分清是非的界限，总揽天下的要领，治理天下的百姓，与役使一个人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简约，能办成的事业就越大；就像五寸长的曲尺，能够画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一样。所以君子不用走出内室厅堂而天下的情况就都聚集在他这里了，这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方法。

有通达事理的人，有公正无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谨诚实的人，还有小人。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护百姓，事情来了能应付，事情发生了能处理，像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通达事理的人了。不在下面互相勾结去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残害臣民，在一些事情中有了分歧争执，不以个人的私利去损害别人，像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公正无私的人了。个人的优点，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会因此而怨恨；个人的缺点，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因此骗取奖赏；优点和缺点都不加掩饰，都真实地表露出来，像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耿直爽快的人了。说一句平常的话也一定老老实实，做一件平常的事也一定小心谨慎，不敢效法流行的习俗，也不敢干他自己特别爱好的事，像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拘谨诚实的人了。说话经常不诚实，行为经常不忠贞，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就没有不使他倾倒的，像这样就可以说是小人了。

公正会产生聪明，偏私会产生愚昧；端正谨慎会产生通达，欺诈虚伪会产生闭塞；诚实可信会产生神明，大言自夸会产生糊涂。这六种相生，君子要谨慎对待，它也是禹和桀不同的地方。

喜爱还是厌恶、获取还是舍弃的权衡标准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恶的一面；看见有利可图的事情，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两方面权衡一下，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决定是喜欢还是厌恶、是获取还是舍弃。如此，就不会经常出现偏差了。大凡人们的祸患，往往都是片面性害了他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就不考虑它可恶的一面；看见有利可图的事情，就不去反顾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行动起来就必然失足，做了就必然受辱，这是片面性害了他们而造成的祸患啊。

别人所厌恶的，我也厌恶它。对那富贵的人一律傲视，对那贫贱的人一味屈就，这并不是仁人的性情，这是奸诈邪恶之徒借以在黑暗的社会里盗取名誉的手段，用心再险恶不过了。所以说：“欺世盗名的不如偷窃财物的。”田仲、史鰌还不如一个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