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旧中国纺织工业的概况

一、中国机器纺织工业的产生及其初步发展

中国机器纺织工业，始于19世纪70年代广东侨商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1873年）。机器缫丝业在当时，是适应生丝出口的需要而首先兴起的。随后，是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办的甘肃织呢总局（1876年）和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机器织布局（1890年）。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出现虽然晚于缫丝业和毛纺织业，但发展最为迅速，很快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主体部分。人们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状况，向来都以纺织工业中进展最快、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工业为代表。

中国第一个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全厂分纺纱、织布两部分，从英美两国购置了纺纱机3.5万锭、织布机530台，并聘请美国技师。李鸿章还为该局奏请了减税和专利，规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在这种优惠和垄断的条件下，工厂获利甚多。1893年9月，刚投产三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因清花车间起火，全厂被焚。李鸿章又指派盛宣怀等人筹资，于1894年重新建成投产，改称华盛纺织总厂，有纺纱机6.5万锭，织布机750台。在此期间，全国相继办起的棉纺织厂还有两湖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办的湖北织布官局以及上海道台唐松岩等创办的上海华新、裕源、裕晋、大纯等纺织厂。到1895年年底，全国共有纺纱机17.5万锭，织布机1800台（只包括纺织全能厂的织布机，不包括棉织厂和手工织布业的织布机）。

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不仅使日本占领了我国一部分领土和得到了大量赔款，并且取得了在华设厂制造的权利。在“振兴实业，抵制洋资洋货”“收回利权”的社会舆论下，迫使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提倡和鼓励私人投资经营工业的措施。于是民族资本纷纷设立纺织厂，先后形成了两个热潮。第一个建厂热潮，是1896～1899年，先后开工生产的有上海裕通纱厂，江苏无锡的业勤纱厂，浙江宁波的通久源纱厂、杭州的通益公纱厂、肖山的通惠公纱厂，加上张謇筹办的以官股为主的南通大生纱厂、苏州的苏纶纱厂和武昌的湖北纺纱官局等官商合办的工厂，在四年内共增添纺纱机15.3万锭，织布机216台。这个建厂热潮，虽然商办、官办都有发展，但对民族资本纺织工业来说，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二个建厂热潮，是在1905～1908年，由于抵制“洋资洋货”的运动进一步发展，以及日俄战争的影响，纱布畅销，纱厂利润突增，再次引起了民族资本投资建厂的热情。在这三年内，又增设新厂9家，共计纺纱机12.8万锭。这两次建厂热潮增设的新厂，几乎全都位于长江三角洲，北至南通，西至无锡、江阴，南至杭州、宁波的长方形地区内。这个期间，上海仅增纺纱机7000余锭，而上述地区则达23.8万锭。主要原因是，新厂多为当地有政治经济势力的退职官吏或候补官吏所建，而且又是棉花产区和手工棉织业集中地区，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具有优势，纳税也较上海为轻。

中国机器纺织工业刚获得初步发展，就遭到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设厂”的激烈竞争。1897年，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英、美、德三国先后在中国上海设厂。英国设“老公茂”“怡和”“公益”3个纺织厂，美国设“鸿源”纺织厂，德国设“瑞记”纺织厂，一年内5家工厂先后开工。甲午战争后，日本也取得了在中国设厂权利，于1902～1912年间，设“上海纺绩”“内外棉”“日信”3个纺织厂。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共设厂8家，总规模为纺纱机33.9万锭，织布机1986台。纺纱机占上海棉纺织业总锭数的70.5%，占全国的41.2%，其实力以英国为最大，日本居次。外商纺织厂资本雄厚、规模大，设备、技术和管理比较先进，而清政府的税收制度又是优待外商而苛待本国工厂的，这就使得民族资本纺织厂在同外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上海的“裕晋”“兴泰”“大纯”“九成”4家纺织厂，就是在竞争中很快被外资纺织企业兼并的。从1890年在上海建成第一个棉纺织厂起，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3年时间里，中国民族资本纺织工业仅发展到纺纱机48.4万锭，织布机2016台。

二、中国纺织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纺织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曾是中国民族资本纺织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1914年后的几年间，由于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英、美棉纺织品对亚洲各国的输出锐减，中国民族纺织工业便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战后的1931年，由于战时运输受阻，以及战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尚需医治战争创伤，无暇顾及亚洲市场，外国输入中国的棉纺织品锐减。如果以1913年为100%，1914～1916年减为95%（三年平均数，下同），1917～1919年减为59%，1923～1925年减为25%，1926～1928年减至13%，1929～1931年又降为5.5%。在这十七八年间，由于外国输入的棉纱、棉布急剧减少，引起国产纱、布价格猛涨，大小工厂都获得厚利。就棉纱来说，在1914年，16支纱每件（1件纱重400磅，即181.44千克）盈利19.5元，1917年达到36.9元，到1919年高达170.5元。1906年建厂的宁波和丰纱厂，大战前已经难于维持，但1919年竟以90万元的资本获净利125万元，1920年获利更多。再加上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中国民族纺织工业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1931年，全国民族资本纺纱机（包括官办的纺织厂）发展到245万锭，织布机发展到1.7万台，分别为1913年的5倍和8倍。这个时期民族资本纺织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被称为“黄金时代”。规模最大的是上海申新纺织公司，1931年，全公司已经有9个工厂，纺纱机达56.7万锭，占全国民族资本纺纱机总锭数的23%。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日本纺织业大公司在中国设厂造成了良机。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资在中国增加纺机20万锭，织机600台。大战以后，日本国内纺织工业已处于饱和状态，便把大量剩余设备搬到中国来。1920～1922年，日资在上海、青岛设立了9个公司，共有纺机29万锭，织布机l500台。1923年以后，又通过新建和兼并，每年以增添10余万锭的速度扩张；到1931年，纺纱机达171.5万锭，织布机达1.6万台，在中国棉纺织设备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上升到39.5%和44%。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纺织工业的实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战前，英国资本远在日本之上；大战后，美国、德国资本全部撤走，英国资本的势力也有很大削弱，外国在中国纺织工业的垄断势力几乎全被日本占有。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纺织工业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中国民族资本纺织工业失去了一个重要市场。1932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淞沪战役”，上海有些纺织厂在炮火中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日本侵略势力侵入华北大片地区，更加紧了在华投资设厂和吞并中国的纺织厂。

1931～1936年，青岛日资企业拥有的棉纺锭增加了16万锭，达52万锭，织机增加近一半，达到8784台；而当时中国纱厂仅有一家，只有纺纱设备4.8万锭，织布机500台。华资纱厂和日资纱厂相比，实力相差悬殊。在天津，原来共有7家民族资本纺织厂，在1931～1935年间，先后有裕元、裕大、华新等厂因无力偿还日本债务而被收买，民族资本纺织业纺机、织机均减少一半。同一时期，日资纱厂则发展到纺机12.8万锭，织布机1000台，分别占全市的55%和33%。日资纺织业在青岛、天津大肆扩张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在上海的扩充和吞并。到1936年，日资纱厂拥有的纺机、织布机，均已占上海全市的半数以上。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和经济侵略的打击，加上国民党政府不断发动内战和加重财政的搜刮，以及受世界性经济萧条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空前发展的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同其他民族工业一样陷入了困境。1932年后，中国市场上纱布销售滞塞，价格猛跌，工厂普遍停工减产，直到1936年下半年，情况才有好转。在此期间，不少纺织厂因亏损、还债而破产，被迫出租或出卖。1931～1936年间，中国民族资本纺织业遭到危机，而一些日资纺织公司却相对繁荣。当时整个中国纺织工业，不论是纱布的生产、销售，还是原料的供应，都已被日本垄断。1936年是旧中国拥有纺织设备数最高的年份，全国棉纺机达510万锭，织布机5.8万台。其中，日本资本拥有的纺锭占41.8%，织布机占49.5%。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旧中国的纺织工业一向集中在沿海的上海、天津、江苏、山东一带以及湖北、河北等省。在日军进攻中，大批工厂受到破坏，大约有120万纱锭、2万台织布机被毁坏，占全国纱锭的24%，织机的35%。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民族资本纺织厂迁入内地。到1939年3月止，迁至四川、陕西等省的纺织厂达59家（其中规模较大的厂9家），纺机约16万锭，织机800台。留在沦陷区的纺织设备，均被日军掠夺占有。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掠夺、占有华资纺织厂的手段，主要是“军管理”和“委任经营”，其次是“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所谓“军管理”“委任经营”，是由占领军把中国纺织厂分配给日商经营，所有权属于日本侵略军司令部。据统计，在沦陷区61家中国纺织厂中，被日侵略军用“军管理”“委任经营”手段掠夺去的有54家，纺机占70%，织机占66%。

从日军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到太平洋战争以前，中国民族资本所控制的纺织业，只有迁入四川、陕西等省和在上海、天津外国租界的纺织厂，约有纺机100余万锭，织机1万余台。日本所掠夺和控制的纺织厂（包括日商纺织厂与军管理、委任经营的），纺机约400万锭，织机约5万台，均占全国总数的4/5左右。

1941年爆发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租界后，沦陷区纺织工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日军为标榜与汉奸政权合作，“归还”了以“军管理”“委任经营”形式控制的中国纺织厂。但由于日军对物资的严密控制，原棉与动力的供应都极为缺乏，大批纺织厂被迫停工减产，开工率大大下降。

四、抗战胜利后的纺织工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日资纺织厂全部为国民党政府所接收，我国纺织工业随之形成三个系统，即官僚资本、民族资本、英国资本。全国纺织设备共有纺机四百几十万锭，织机6.5万台。其中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一大批纺织厂，由1945年12月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统一管理，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总公司设在上海，并先后在天津、青岛、沈阳设立了分公司。全公司共拥有纺机近180万锭，织机约3.9万台，是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最大的工业企业。民族资本棉纺织业有纺机250万锭，织机2万台。当时资本雄厚、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有：上海的申新纺织公司、永安纺织公司、诚孚纺织公司，无锡的丽新、庆丰等纺织公司，青岛的华新纺织公司，南通的大生纺织公司，常州的大成纺织公司等。这些纺织企业在当地纺织工业中都占有较大的比重。英国资本所占的比重很小，纺机占全国的1%，织机占8%。

抗战胜利初期，全国各地纺织厂原棉缺乏，电力不足，资金短缺，设备开工率一般只有50%。直到1946年5月，中纺公司各厂的开工率也仅65%。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在“美援”支撑下，大量进口廉价美棉，官僚资本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民族资本纺织厂，均获厚利。同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和相应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上投机活动盛行。棉纱、棉布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更成为重要的投机筹码。纺织工业因此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纺织设备也得到了扩充。1947年，全国已有纺机492万锭，织机6.6万台（详见下表）。但是，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彻底崩溃，靠廉价美棉和投机活动所维持的纺织工业再度面临了困境，开工率很低，销售困难，资金拮据，许多纺织企业濒于破产。

旧中国棉纺织设备

五、旧中国纺织工业的若干历史特点

机器纺织工业在旧中国的发生、发展，大体有70年的历史。这个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纺织工业不能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深刻烙印。

1.外国垄断资本占支配地位 19世纪90年代，机器纺织工业在中国开始发展时，英、日、美、德就依靠其在中国的特权，以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中国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因而中国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发展，一开始就面临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日本垄断资本趁机在中国大量投资设厂，在外国资本中占了首位，以至形成了独占的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纺织企业绝大部分被日本控制。抗战胜利后，日本垄断资本左右中国纺织工业局面的历史结束了，但美帝国主义又通过“美援”的方式，控制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生产和销售市场。在上海、天津等主要纺织基地，不仅纺织厂使用的棉花由美国供给，而且棉花的分配、运用，棉纱交换和外销比例，外销纱布所得外汇等，也都由中美双方组成的各种名目的小组、委员会进行监督和管理，中国纺织工业根本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的70余年间，中国民族纺织工业，不仅一直受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束缚和压迫，而且始终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摧残之下，几经挣扎才取得生存和有限的发展。

2.纺织原料和设备依赖外国 中国本来是世界上重要产棉国家之一，“七七”事变前产量约为1000万担左右。1936年是产量最高的一年，曾达到1700万担，当时纺织原料已经能够基本自给。但是，“七七”事变后，受战祸影响棉花产量又大为减少，进口棉花的数字急剧增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更是大量进口美国倾销的棉花，1946年进口棉花竟占全国纺织厂用棉量的1/2。上海、天津各纺织厂采用进口棉的比重高达80%～90%。大量进口美棉，结果使陕西、四川、湖北、河北、山东等地产棉区的棉农，不得不把棉田改种其他作物。

旧中国的纺织业，机器设备几乎全部依靠外国供应，其依赖程度比原料还要严重。设备大都是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制造的，不仅陈旧落后，而且机型杂乱，有英、美、德、日等国十余种牌号。机械设备维修所需的零配件也大都仰赖外国。

纺织工业的原料和设备，是纺织工业发展的基础。原料和设备均依赖外国，不仅巨额外汇外流，不能促进本国原料生产和机械工业的发展，而且使纺织工业的发展完全受制于帝国主义国家。

3.工厂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 中国从创办机器纺织工业起，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无论是官办和民办的纺织厂，还是外国投资建设的厂，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远离广大原料产地和内地消费市场。如棉纺设备有48%在上海，毛纺设备有75%在上海，缫丝、丝绸设备有80%集中在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的三角区内。

纺织工业地区分布的这种畸形集中，是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国家投资设厂都集中在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享有更大的政治、经济特权；而民族资本纺织业也集中在这些城市和地区，则由于在购买原料、设备，以及在技术、动力、资金等方面，都要依赖外国。工厂分布的畸形集中，使内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

4.具有比较浓厚的投机性 从清政府洋务派创办棉纺织厂，到民族资本纺织业的兴起，经办人中不少是官僚绅士、买办和商人。他们从经营土地、商业和放高利贷等种种经济剥削中积累资金，投资纺织工业，是为了贪图厚利。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全面发动内战，敲骨吸髓执行通货膨胀政策，许多纺织厂都参加投机活动，他们不靠搞好生产取得利润，而靠囤积纱布和原棉，靠涨价坐收暴利；资本雄厚的纺织厂还参加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使生产、经营带有从属于投机市场利益的性质。

5.技术与管理落后，生产效率低下 旧中国虽然有一部分机器设备和经营管理比较好的大中型纺织厂，但多数工厂规模过小、厂房简陋、设备陈旧、劳动条件恶劣。许多纺织厂的经理多为有势力的股东委任，其他重要职务大都是官僚、买办、资本家的亲、族、乡、友，因此许多企业冗员充塞，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官办纺织厂尤为严重，仅仅依靠独占利润和免税免捐等种种特权才得以维持。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因为使用美棉成本低廉，加上战后人民群众普遍需要添置衣物，纱布销路畅通，并且进行投机活动，各纺织厂一时均获厚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纺织厂更加不顾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生产效率更为低下。

上面就是旧中国纺织工业的基本状况和它所经历的主要过程。不难看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旧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是多么艰难、曲折而又缓慢。中国纺织工业的振兴，只有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才有可能。“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这是唯一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