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国英的《小篆形声字研究》即将出版，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读者介绍关于本书作者的研究情况与特点。这既是因为自1985年至今，在相互学习与合作中我对李国英已有十年的深入了解，也是因为我应当在本书出版时，转达我和李国英共同的老师陆宗达先生生前曾表达过的一些意思。
李国英是我和陆宗达先生1985年级的硕士，1988年1月，在陆先生亲自指示下，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统考，成为北师大汉语文字学专业第一个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如今，当我翻出陆宗达先生亲笔给我写的要招收直接攻博学生的便笺时，老师临终前的嘱托，便在耳边回响，一如就在昨天。陆宗达先生去世后，因为学科点上没有博士导师，我们请周祖谟先生来作兼职导师，李国英的论文大纲和全文，又都是周祖谟先生代陆宗达先生审阅的。他得两位名师的指点，加之自己治学勤奋扎实，学业与见识都与日俱增。两位老师都不约而同地对我说：“国英做事似迟缓，头脑却十分灵敏。”我比两位老师接触他的时间更多一些，很理解那个“似”字。他做事似迟缓，实际却很快速，只是迟于应答和表白。这些年来，在人手十分短缺的情况下，我们学科点连续做了五六个大项目，并开始筹建汉字实验室，招生的量也日渐增大，他协助我抵挡巨大的压力，很多个晚上把繁重的查阅、校对、统计、制表、成文等工作接受下来，不几天，便默默地完成送来，从不诉说自己如何熬夜和劳累。但我掂量他完成任务的分量和工作的质量，再看看他瘦弱的身体，便清楚地知道，他是怎样不顾一切地克服困难完成工作的。这些年来，他不热衷于到社会上去出头露面，也不急于写书作文，很多获奖的机会宁可推给别人，甘于寂寞地做最基础的工作，相比之下，这种表现似已超出了他的年龄。能够如此，是他在陆先生身边多年，受到的教育十分深刻，的确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在从事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工作的。这些年来，我们听到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非议与成见之谈越多，对自己学术道路的信心反而越强。逆境使人奋发，艰苦催人早熟，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
李国英自1985年入学以来便听陆宗达先生讲《说文》。1987年，我们从以训诂为中心的《说文》学，逐渐过渡到纯文字学的《说文》学，重点研究《说文》小篆的构形系统，同时以《说文》小篆为起点，来创建汉字构形的基础理论。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关注小篆的形声字。他率先统计出《说文》小篆形声字占87%以上，并且认识到：如果把仅占12%左右的独体或合体的象形、指事、会意看成形声字的构字成分（章黄陆都称这部分字为“《说文》声母”），形声系统与汉字构形系统几乎可以成为同义语。所以，他是带着描写汉字构形系统的大目标来研究形声字的。
我以为李国英的小篆形声字研究方法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他运用传统的汉字形义学的方法，以意释形，对《说文》形声字进行了穷尽的微观分析，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这和不把握第一手材料，只发空论，奢谈宏观，泛作推论的路数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在进行单字研究时，他从《说文》小篆的总体出发，在字与字、字与字群的纵横关系中去考察个体汉字的形与义；这和孤立地考证单字，甚至主观臆测地给字“相面”的做法也是迥然相异的。
第三，他用科学的系统论的方法，从形声字的构形元素出发，把形声字的义符与声符作为研究的重点，采用量化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对形声字做了客观描写，第一次在一个横断面上，让人们看到了汉字构形的总体确是成系统的。
第四，他在系统地整理了小篆，客观地描写了小篆系统，并追溯了形声字发展的历史之后，重视对汉字的发展规律和构形规律进行总结，对汉字构形基础理论的创建作出了贡献；这和只堆砌材料，轻视理论以至迷失方向的研究也是不一样的。
由于方法正确，这本书的不少论证和结论是扎实而精彩的。例如，书中关于形声字构字方式特点的论证，不但道破了汉字大量形声化的内部原因，而且揭示了汉字数千年坚持表义性的奥秘，是很有说服力的。又如，在研究形声字的声符系统时，对声符的示音、示源功能的阐述，既继承了“右文说”的合理部分，又克服了“右文说”的片面性，把同源系统与形声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说明白理清楚，是很精彩的……书中所出的义符构字频度总表和声符构字频度总表，工作十分细致，提供了很多对基础研究有价值的参数。从这些量化材料中可以看出，小篆在周代篆文自发规整的基础上，又经过秦代书同文的人为规范和文字学大师许慎的科学整理，进一步实现构形系统的完善和个体字符的优化，为后代的汉字规范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从已经完善了的这个构形系统看，汉字形声字的义符系统已经比较简化，归纳性很强，而声符系统则层次较多，内部结构复杂，总体系统纷繁。类似这些情况，都为汉字的书写、释读与教学、汉字的信息处理和汉字的科学规范提供了有用的数据和客观的依据。这些，都是本书具有的重要意义。
这本书中关于形声字的论述，还是在传统“六书”的基础上划分构形类型的。1992年后，我们又深入进行了小篆构形系统的测查。这一工作，是将汉字按结构和功能两个维度，概括出十种构形模式来重新测查小篆。而测查的结果证明，“六书”是基本上符合小篆也只能符合小篆的，它仅是对小篆的构形加以总结，而并非各种形制的历代汉字构形分析的广泛原则。不过，“六书”中的形声构字模式，却对各种形制的历代汉字均能覆盖，所以，李国英这本书的科学价值，也就更加突出了。
李国英的这本书在1991年初完稿，而到五年后才正式出版，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重视耕耘而忽略收获，联系出版不那么积极。另一方面，等待小篆构形的总结构而不敢冒然抛出，恐怕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我想，他的这种不急于功利的慎重态度，也是值得赞许的。
一九九五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