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音韵的形式来分段

朱熹认为，王逸、洪兴祖二注“不先寻其纲领”，采用隔一、二句为注的格式，着重于名物字句的训诂，显得过于“重复而繁碎”，“皆无复有文理”。为了摆脱王、洪二注之弊端，彻底理清《离骚》的逻辑思路，准确显示《离骚》的内容层次，朱熹从《离骚》的音韵形式入手，以四句两韵为一节，将全篇分为九十三节。从音韵的角度来看，在《离骚》中，每四句的两个韵脚相互押韵，的确占绝大多数；但有时这两个韵脚与紧接其后的四句、六句、八句、十句乃至十二句的韵脚也相互押韵，如此一来，若分节一律采用“四句两韵”就不免削足适履，让人无所适从。陈第《屈宋古音义·凡例》：“然从前注《楚辞》者，或以一二句、三四句断章，虽解其义，而其韵混淆，未易晓也。如《离骚》屡次转韵，其韵之多，有至八句、十二句为一韵者。”同时，从内容的层次看，在《离骚》中，每四句的两个韵脚所构成的内容确实可独立成节，但若一律采用“四句两韵”的分节，有时就会割裂上下文的联系，使其意旨支离破碎，如“女媭詈予”一段，其“曰”以下十句本皆为女媭责怪屈原的话语，义脉连贯，同属一个层次，然按照此种分段方法，则势必造成此段分成三节，给人义断脉绝之感。为了弥出此种缺憾，朱子在注释时，又将内容相同的几节加以合并，如云：“自‘怨灵修’以下至此（作者按，至‘固前圣之所厚’句），五章一意，为下章回车复路起。”又如云：“自‘悔相道’至此五章（作者按，至‘岂余心之可惩’句），又承上文‘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为女媭詈予起也。”

尽管朱熹没有明确指出“四句两韵一节”的说法，但他在注释《离骚》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此种分段方法。后世凡分《离骚》以四句为一节的学者，无不受其影响。对此，敖济民给予了中肯的批评，《〈离骚〉大义初探》：“《离骚》并非全是两音一解，还有三音一解六处、四音一解七处、五音一解一处。如果硬要按两音一解来乱拆、乱拼，必将造成音韵、内容的紊乱。其次，两音一解仅系最小的层次。多少个这样的小层次合起来，又构成一个大层次、节、段，这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如果只按两音一解，势必支解全诗为九十三个层次。一盘散沙，破坏了全诗三大段、五大节、八小节、二十三个大层次的有机结构，无法正确掌握《离骚》的思路脉络。”因此，朱熹的“四句两韵一节”的做法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然不管从音韵还是从内容来看，均有所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