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

前言

出土文献对于学术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可以纠正今人对古代思想、事件的一些误解，填补许多研究领域里的空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研究线索，《黄帝四经》就是众多出土文献中具有重大价值的代表之一。

一、《黄帝四经》的出土与写作年代

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黄帝四经》四篇”的记载。班固可能见过该书，也可能是他根据朝廷的书目而记载下来的，但是后来的史书有关这本书的记载就很少了，因此，《黄帝四经》被列为古佚书之一。

1973年底，考古人员对湖南长沙马王堆二号墓和三号墓进行发掘整理，三号墓首先清理完毕，其中出土的大量帛书，是这座古墓中最有价值的文物。在这批帛书中，又以《老子》甲、乙本及《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法》《十大经》（有的学者认为应是《十六经》）《称》《道原》四篇最引人注目。

在最初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把这四篇古佚书与《汉书》中的《黄帝四经》联系起来，因此，1974年文物出版社在出版这些古佚书的时候，命名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

《考古学报》1975年第一期发表了唐兰先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该文认为，这四篇古佚书就是失传的《黄帝四经》。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内容上看，这四篇文章在思想体系方面是一贯的。第一篇《经法》主要讲的是法，第二篇《十大经》主要讲的是兵，第三篇《称》主要讲的是朴素的辩证法，第四篇《道原》讲的是大道，即事物的客观规律。四篇体裁各别，但互为联系，成为一个整体。所以说，这四篇是一本书。而该书一共是四篇，与《黄帝四经》篇数相符。

第二，从抄写时代和历史背景来看，这四篇应是《黄帝四经》。帛书抄写于汉文帝初期，此时是黄老道家思想盛行的时期，能够放置在《老子》之前的黄帝之言，也只有《黄帝四经》才能当之。

第三，从传授源流和流传情况来看，这四篇也应属于《黄帝四经》。“黄老”一词出自战国，黄帝、老子之言也是从战国流传下来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但《老子》不讲刑名，而四篇古佚书讲刑名。这说明，申韩重刑名，重点在黄帝，而不在老子。《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这里说的“《黄帝》四篇”，显然就是指《黄帝四经》，人们常说的黄帝、老子之言，指的就是《黄帝》四篇和《老子》两篇，这些记载可以证明写在《老子》前面的四篇和黄帝有关的刑名之言就是《黄帝四经》。

唐兰先生的文章发表之后，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裘锡圭先生就写了一篇《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以表示异议。应该说，唐兰先生断定“《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就是《黄帝四经》的证据还不具备无可辩驳的充分性，因为至今也没有办法从这四篇文章中找到内证和其他更有力的旁证，这四篇古佚文的书名还存在其他许多可能性。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直到今天，唐兰先生的论证最为有力，在学界的影响也最大，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在学界拿出更具说服力的其他结论之前，我们仍以“黄帝四经”命名这本书。

《黄帝四经》虽然以“黄帝”命名，但只能说这是战国时期的人假借黄帝的名义写作的一本书，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如《黄帝内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等等，都是如此。

《黄帝四经》究竟写作于战国哪个时期，学界有不同看法。不少学者认为该书出现于战国末期，而唐兰先生依据《史记》中“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的记载以及《申子》的内容，认为《黄帝四经》成书的时间应在申不害相韩之前，也即前351年之前。

陈鼓应先生的《关于帛书〈黄帝四经〉成书年代等问题的研究》附议了这一观点，并且补充了两条证据：第一，《十大经·五正》中谈到“今天下大争”，《经法·六分》等多次提到“大国”“中国”“小国”，而这正是战国前期的形势，而不符合战国后期仅存几个大国的情况。第二，从单字词发展到复合词，是汉语演变的一个重要规律，而在《黄帝四经》中，“道”字出现八十六次，“德”字出现四十二次，“精”字出现九次，“神”字出现十四次，“性”字出现一次，“命”字出现十三次，却没有一例“道德”“精神”“性命”的复合词出现，这与《庄子》内篇和《孟子》的情况相似，这就证明《黄帝四经》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

至于《黄帝四经》的作者是谁，至今没有结论。陈鼓应先生认为“这部书主要是一人一时所作”（《关于帛书〈黄帝四经〉成书年代等问题的研究》），而李学勤先生却认为“《黄帝书》（即《黄帝四经》——引者注）四篇本为一体，其著作年代容有不同”（《〈称〉篇与〈周祝〉》），既然年代不同，自然也不可能是同一人所作。

关于《黄帝四经》的产生地，更是众说纷纭，“有认为是郑国或韩国法家作品的，有认为是西楚淮南人作品的，有认为是齐国作品的，也有认为是越人作品的”（王博《论〈黄帝四经〉产生的地域》）。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够言之成理，但所据证据都不够充分。

总之，作为出土文献的《黄帝四经》，还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学者去研究、去解答。我们期待着有一天，学界能够拿出最接近事实的结论。

二、本书的思想内容

虽然关于《黄帝四经》的书名、年代、作者等问题莫衷一是，但在本书属于黄老学派著作这一问题上，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对于本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大家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第一，本书的哲学思想。

《黄帝四经》上承老子思想，下启黄老学派，其哲学思想与老子最为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道”视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

“道”的本义是道路，人们从某地到某地，必须通过某条道路，否则，就无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的道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遵循某种规律、原则，否则就无法成功。在词汇比较贫乏的古代，老子就把道路的“道”拿来作规律、真理、原则等含义来使用。“道”是天地间所有规律、真理的总称。道家所讲的规律同今天所讲的规律虽然在概念上一样，都是指万物所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但在阐述规律的具体内容时，却有所不同。除了自然、社会规律外，道家还把一些伦理道德、甚至一些与规律相违背的东西也视为规律。

同老子一样，《黄帝四经》也很重视“德”。所谓“德”，就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德”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先天的德。万物一旦产生，就必定具备各自的本性和本能，比如人一生下来就知道吃喝，这就是人的最初本能。而这个本能，古人认为就是德赋予的。二是指后天的德。道是客观存在，人们学习的目的就是得道，然而人们又不可能把所有的道全部掌握，那么已经被人掌握的这一部分道就叫作“德”。

由此可见，“道”是所有规律的总称，是整体，是客观存在；而“德”是指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是个别，是主观存在。我们打一个比方：“道”好比长江的水，浩浩荡荡；我们去喝长江的水，只能喝取其中很少一部分，而喝到我们肚子里的那些水就叫作“德”。所以古人说：

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从大道那里得到的、属于个人所有的那一部分就是“德”。简言之，“道”是整体，“德”是部分；“道”是客观的，“德”是个人的。因为“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因此二者的内容又是一致的，这就是《老子》二十一章所说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黄帝四经·道原》（以下引《黄帝四经》，只注篇名）认为，在遥远的洪荒时期，天地万物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大道已经存在了。大道无形无声，无增无减，而又无处不在。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依据大道的规定性而出生、发展、死亡的。正因为大道是一切事物的行为准则，所以万事万物都要遵循大道行事，治国也是如此。作者认为，圣王能够体悟大道，“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道原》），因此圣王能够做到无好无恶，清静无欲，知古达今，始终如一。圣王一旦掌握了大道，便能臣服万民，统一天下。

在方法论方面，《黄帝四经》与老子一样，特别重视辩证地去观察、处理问题。《称》说：“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任何事物都具有对立统一的性质。同时，作者还把万事万物都划分为阴阳两类：“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称》），认为只有阴阳这对相互对立统一的事物互为配合，各尽其道，做事才能够成功。在此辩证思想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策略。在《五正》中，黄帝在阉冉等大臣的指导下，先进入山中，静心修养，深思熟虑以积蓄力量，这就是“无为”的过程；一旦思虑成熟，时机到来，黄帝便发动军队，奋起作战，一举擒获叛乱的蚩尤，这就是“无不为”的结果。

在认识论方面，老子提醒人们“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一章），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一定要保持清静的心态，因为深重的欲望会遮蔽人的眼睛，使人无法认识真理，从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黄帝四经》继承了这一思想，同样认为“至正者静，至静者圣……则无所逃其神”（《道法》），只有思想最为正确的人才能够做到清静无欲，而最为清静无欲的人也就最为睿智，有了这种睿智，那么任何事情都无法逃脱他的神奇掌控了。

第二，本书的政治思想。

在社会政治方面，本书与老子思想有同有异。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非常重视“道”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要求一切行为都要遵循大道。不同的是，作者在重视大道的同时，又非常注重法制的运用。本书的开篇就是：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殹。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殹。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

作者认为，大道是根本，而政令、法律则是其衍生品，因此人们制定的法令要符合大道。法令一旦制定，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得违反。这就把道家的“道”与法家的“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使“道”在治国过程中找到了落实之处，也为法令的合理性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一观念就导致了老子与《黄帝四经》在治国的具体方法上的差异，老子重恩德，轻刑罚，而《黄帝四经》则强调刑德同施，恩威并重：

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果童》）

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顷。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姓争》）

作者认为，无论是治理国内，还是讨伐他国，恩威两手都必须同时使用，否则的话，就难以成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重德轻刑，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重刑轻德，而《黄帝四经》的主张则显得比较持中，因而也能够在理论上纠正两家的偏颇。

要想准确地使用法律，形名思想就必不可少，如果不能确定形名关系，执法就会发生偏差。因此，《道法》说：

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

天下人在做事的时候，都要为事物确定一个名号。名号一旦确立，就要循名责实，那么就没有人能够遮掩自己的行迹、隐藏自己的思想了。可以说，形名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关于本书讲的“刑名”，主要是就“形”与“名”、也即实体（事实）与名称之间的关系而言，“刑”通“形”，因此我们直接把“刑名”译为“形名”。到了后来，“刑名”又指“刑法的名称”，是专就刑法而言。

《黄帝四经》除了重道、重法、重形名、重恩威两手之外，还非常重视综合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治国方针和用兵策略：

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又人焉。参者参用之，[然后]而有天下矣。（《六分》）

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前道》）

作者认为，无论是治理内政，还是用兵打仗，都要综合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作者在书中还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如何综合利用三者的具体方法。比如，在治国时，不可扰乱四季的运行，不要违背农时；对待大地，作者除了主张因地制宜之外，还主张“隋高增下，禁也，大水至而可也”（《称》），除了阻挡洪水，不允许随便改变原始地貌；在人事方面，则应注意搞好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方法就是顺从民意、施恩百姓、除去苛政、招揽贤人、加强教化等，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各自的名分去做事，从而造就一个各安其分、井然有序的和谐社会。

第三，本书的人生处世观。

在为人处世方面，《黄帝四经》继承了老子的尚柔思想，甚至专门写了一篇《雌雄节》以申述这一主张：

凡人好用雄节，是胃方生；大人则毁，小人则亡；以守不宁，以作事[不成；以求不得，以战不]克；厥身不寿，子孙不殖。是胃凶节，是胃散德。凡人好用雌节，是胃承禄；富者则昌，贫者则谷；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单则克；厥身则[寿，子孙则殖。是胃吉]节，是胃绔德。

作者认为，刚强的性格是一种凶德，而柔弱的性格则是一种美德；凡是用刚强的手段去处理问题的人，必败无疑；凡是用柔弱的手段去处理问题的人，就能够获得成功。这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谦逊退让，是道家所重视的美德之一。与老子相比，《黄帝四经》在重视“不争”的基础上，又明确指出“争”的必要性。《五正》说：“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不要做首先挑起争端的人，但在应该争夺的时候，还是要奋起争夺，否则也无法成功。这一说法表面上看似比老子思想更积极，但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老子说的“不争”，只是手段，通过“不争”这一手段，达到“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目的。

知足，是道家的又一重要原则，《黄帝四经》同样提倡知足：“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道法》）人一旦出生就会有患害发生，这些患害就是欲望，就是不知满足。正因为如此，作者提醒人们，即使在极为顺利的情况下，也要懂得适可而止：“功成而不止，身危又央。”（《国次》）

讲话要诚实，不可虚夸。《道法》说：“事必有言，言有害，曰不信，曰不知畏人，曰自诬，曰虚夸，以不足为有余。”作者认为，做事必需讲话，讲话也会带来灾难，而灾难产生的原因就是说话不讲信用，就是不知道敬畏别人，就是自我欺骗，就是自我虚夸，就是力所不及却大言力量有余。

最后要说明的是，《黄帝四经》所讲的人生处世原则，大多是就君主的个人修养而言，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针对君主讲的处世思想移植到我们普通人身上，来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服务。

《黄帝四经》言简意赅，虽然全书字数不多，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因此，上述内容仅仅是就其大体而言，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哲学思想中的物极必反、政治思想中的重用贤人等等，因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再详细地一一介绍了。

三、本书的史料价值

任何一部文献的出土，都具有或大或小的史料价值。《黄帝四经》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史方面的史料价值。

《黄帝四经》在思想史料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于它填补了一段由老子至黄老、法家的思想发展中的空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按照这一说法，老子的思想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向“虚”的方向发展，庄子是其代表；一是向“实”的方向发展，申不害、韩非是其代表。庄子继承老子思想的轨迹比较清楚，而申、韩是如何继承老子思想的，却显得较为模糊，因为老子很少谈刑罚，更不谈形名，以至于不少人对于司马迁把老、庄与申、韩同传的安排，感到很难理解。

《黄帝四经》的出现，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空白，解释了这一疑问。本书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把人为的法律同自然的大道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既然要制法、执法，就必须讲究形名，不然就无法正确地制法、执法。“道生法”一句，就在老子思想与申韩思想、《老子》与《申子》《韩非子》之间搭建了一座使彼此能够相互联系的桥梁。

从《老子》到《黄帝四经》，从《黄帝四经》再到《申子》，从《申子》再到《韩非子》，这条思想之流，给人的感觉是顺理成章、一气呵成。从这一点看，《黄帝四经》在思想发展史上的史料价值，是绝不可忽视的。

第二，历史学方面的史料价值。

由于年代的久远、人为的掩饰等各种原因，不少历史事实被尘封了起来。出土文献能够帮助后人抹去一些覆盖历史真相的尘土，《黄帝四经》在某种程度上，就起到了这一作用。

自古以来，人们视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然而由于时代的久远，关于黄帝的事迹，人们所知并不详细，而《黄帝四经》在揭示黄帝史实这一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看《正乱》对黄帝战胜蚩尤之后的一些行为的记载：

（黄帝）出其锵钺，奋其戎兵，黄帝身禺之[蚩]尤，因而之。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其发而建之天，名曰之[蚩]尤之；充其胃以为鞫，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酭，使天下之。

黄帝生擒蚩尤之后，令人剥下蚩尤的皮肤制成箭靶；剪下蚩尤的头发把它装饰在旗杆的顶端，称这面旗帜为“蚩尤旗”；把蚩尤的胃里塞满毛发制成皮球，让人们追逐踢踏这只皮球；还把蚩尤的骨肉剁碎，掺在加苦菜的肉酱中，令天下的人们都来咀嚼。这种惩治敌手的手段，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残酷程度。这种残酷的行为，在较为原始的时代，应该说是可能存在的。然而在后来的正史中，很少看到这样的记载，因为在自称为黄帝传人的人笔下，黄帝是不会如此残忍的。

面对这一史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刘邦的类似行为。《史记·黥布列传》记载：“十一年……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刘邦号称仁义之君，却有如此举动，令人不解。当面对《黄帝四经》时，我们对刘邦的这一行为多少能够理解了。《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刚刚起兵反秦时就“祠黄帝……于沛庭”，黄帝不仅是华夏民族的共祖，也是历代帝王的楷模，模仿黄帝行为，使刘邦的这一残忍行为披上了一层“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外衣。而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四经》是在文帝时埋入地下的，这就证明，至少在刘邦至文帝这一时期，这本书是广泛流传于世的，那么刘邦应该是看到过这本书。黄帝惩治蚩尤这一事实的披露，不仅能够使我们认识黄帝残忍的一面，也使我们看到这一残忍行为对后世的影响。

除了这一史料外，《五正》还记载了黄帝在与蚩尤作战前隐居博望山三年以修身养性、养精蓄锐的经过，《果童》记载黄帝大臣果童破衣烂衫、行乞各地以示范天下的经历，如此等等，都是难得的史料。这些史料很可能只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其真实程度存在很大疑问，但毕竟为我们了解远古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线索。

第三，文体学方面的史料价值。

无论是哲学、史学，还是文学，都与文体学具有密切的联系。在众多的文体中，有一种文体叫作“原”。《辞源》在解释“原”的含义之一时说：“文体名。论文的一种，用原字为题，对某事物推究其本原，而加以论述。”接着引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原》说：

自唐韩愈作五原，而后人因之，虽非古体，然其溯原于本始，致用于当今，则诚有不可少者。

所谓的“五原”，指韩愈写的《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徐师曾认为，“原”这种文体起源于唐代的韩愈，不是“古体”。这一观点又得到今人的肯定。

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不仅《文心雕龙》有一篇《原道》，其前的《淮南子》也有一篇《原道》，早在《黄帝四经》中，同样有一篇《道原》。所谓“道原”，也就是韩愈“原道”的意思，即探索大道的本原。这就说明，据现有资料，“原”这种文体，是由《黄帝四经》的作者所创（《文子》也有一篇《道原》，但该书的真伪问题，尚有争议）。仅此一点，就应该在文体学的发展史上为《黄帝四经》的作者留下一席之地。

《黄帝四经》出土之后，不少学者参与整理、校释，先后出版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余明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帝四经今注今译》（余明光，岳麓书社1993年版）、《黄帝四经今译◎道德经今译》（郑开、张慧姝、谷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陈鼓应，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本书以《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为底本，参考其他学者的译注成果和散见于各杂志的一些研究论文。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特向这些前行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帝四经》是一部出土文献，残缺很多，对于其中的一些缺字，我们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补足。这些后补的字句，虽然也多少都有依据，但毕竟是今人所补，因此仅供读者参考。无法补足的缺字，则以“□”代替。

由于我们的学识所限，在《黄帝四经》的译注中，一定还会存在不少失误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希望各位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张景 张松辉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