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题解】
本卷共收书信五十五封。起于咸丰六年（1856）九月二十九日，讫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十四日。这五十五封信中，有四十七封是曾国藩写给大儿子曾纪泽的，有两封是写给小儿子曾纪鸿的，有六封是写给曾纪泽、曾纪鸿两个人的。
这五十五封信，除了咸丰六年（1856）九月二十九日写给曾纪鸿的一篇早于咸丰八年（1858），其馀的五十四封，皆写于咸丰八年（1858）至同治元年（1862）五年之间。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48岁，曾纪泽20岁，曾纪鸿11岁。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52岁，曾纪泽24岁，曾纪鸿15岁。
曾国藩咸丰七年（1857）春丁祖父忧赋闲在家，咸丰八年（1858）夏秋之际复出，此后五年在平定太平军上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咸丰八年（1858）中秋，曾国荃克复吉安，江西全省肃清。安徽旋即成为主战场。虽然咸丰八年（1858）十月，湘军李续宾部被太平军全歼于三河，曾国藩胞弟曾国华死于是役。咸丰十年（1860）八月，湘军李元度部为太平军所败，徽州失陷，皖南局势异常凶险。此后半年，太平军以数十倍兵力围困曾国藩行营所在地祁门，曾国藩几乎遇险。但除了三河大败和徽州失陷之外，曾国藩的湘军在安徽战场上对太平军保持压倒性优势。湘军曾国荃部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克复安庆，取得了安徽战场标志性胜利。此后半年，湘军便肃清安徽战场。同治元年（1862）五月，曾国荃率湘军主力驻营雨花台，掀开天京围城战序幕。湘军的光辉战绩，使得曾国藩权位日重。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奉命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实授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曾国藩奉上谕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军务，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同治元年（1862）正月，清廷又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一职。曾国藩的事业如日中天。
可能是因为两个儿子年纪尚轻的缘故，曾国藩这段时间写给儿子的信中，谈国事和军务的相对较少，谈家事和教育的居多。
《曾文正公家训》开篇《咸丰六年丙辰九月念（廿）九夜谕纪鸿儿》，颇能见出曾国藩的教育思想。这封信里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曾国藩咸丰六年（1856）九月给曾纪鸿写这封信时，曾纪鸿年方九岁。希望儿孙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是曾国藩的教育目标。“勤俭自持，习劳习苦”“举止端庄，言不妄发”“早起”“读书写字不可间断”，则是曾国藩教育两个儿子的重要内容。
咸丰十一年（1861）初，曾国藩在祁门几乎遇险。三月十三日给曾纪泽、曾纪鸿写了一封近似遗训性质的信，信里说：
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
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这封信里，曾国藩自己提出的“八本”“三致祥”，以及其祖父星冈公的“八字训”及“三不信”，后来都成为湘乡曾氏家族家风家训的重要内容，是指导曾氏治家的方针。“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与希望儿孙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的教育目标相一致。“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即是“勤俭自持，习劳习苦”。
将两封信对照，不难发现曾国藩教育子女的基本目标和具体内容。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1860）十月十六日写给两个儿子的信里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在同治元年（1862）五月二十七日写给曾纪鸿的信里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位极人臣，贵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可见其生活作风何等俭朴。
曾国藩崇尚节俭的作风，还可以从女儿出嫁的奁资中反映出来。
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大女儿择于十二月初三日发嫁，袁家已送期来否？余向定妆奁之资二百金，兹先寄百金回家制备衣物，馀百金俟下次再寄。其自家至袁家途费暨六十侄女出嫁奁仪，均俟下次再寄也。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在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寄银百五十两，合前寄之百金，均为大女儿于归之用。以二百金办奁具，以五十金为程仪，家中切不可另筹银钱，过于奢侈。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十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兹寄回银二百两，为二女奁资。外五十金，为酒席之资。”在同治元年（1862）三月十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第三女于四月廿二日于归罗家，兹寄去银二百五十两，查收。”
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出嫁，都是奁资二百金（二百两银子）、程仪（路上花费）五十金。两江总督的女儿出嫁，奁资才二百两银子，又可见其作风俭朴。
在教诲子女“勤俭自持，习劳习苦”的同时，曾国藩尤其强调“举止端庄，言不妄发”。曾国藩在咸丰九年（1859）十月十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在《曾文正公家训》卷上五十五封书信中，有九封提及这一问题，可见曾国藩于此何等重视。这是因为曾国藩信奉程朱理学，“举止端庄，言不妄发”是居敬功夫的基本要求。
曾国藩十分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业。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曾国藩教子读书，看、读、写、作四门功夫，缺一不可。
曾国藩咸丰九年（1859）五月初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
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钞撮体面话头。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穀人，皆有手钞词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者。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手所钞，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请人所钞，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闳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钞夹带小本矣。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钞小册也。尔去年乡试之文，太无词藻，几不能敷衍成篇。此时下手工夫，以分类手钞词藻为第一义。
尔此次复信，即将所分之类开列目录，附禀寄来。分大纲子目，如伦纪类为大纲，则君臣、父子、兄弟为子目；王道类为大纲，则井田、学校为子目。此外各门，可以类推。尔曾看过《说文》《经义述闻》，二书中可钞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类腋》及《子史精华》《渊鉴类函》，则可钞者尤多矣。尔试为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即学问之捷径也。
曾国藩在书信中对儿子学业的指导可谓无微不至。连如何分类手抄词藻、如何编制分类目录，曾国藩对曾纪泽都有具体指导。
考据学是清代标志性学问，小学成就尤为显著。曾国藩于此极为重视，多次自述好高邮王氏之学，建议儿子认真研读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著作。指导曾纪泽研读“十三经”历代注疏，是这一时段曾氏父子通信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讨论《诗经》历代注疏得失，指出汉唐注疏及朱子《集注》各有利弊；还以《诗经》为例，对经书异体字及版本异同多有讨论。曾国藩不但在给儿子的书信中指陈“十三经”注疏各家得失，还为儿子指出古人解经有内传、外传之分。对于清代学术的标志性成就，曾国藩更是对曾纪泽详细介绍。曾国藩在咸丰九年（1859）六月十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详述《尚书》伪古文的由来及阎若璩等人的辨伪成就；在同治元年（1862）十月十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详述清代小学三大宗（字形、训诂、音韵）的代表性学者及著作。这两封书信，几乎可被看做具体而微的《尚书》学案和清代学术小史。
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三日写给两个儿子的信里说：“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晚期第一大家，诗亦是当时名家，书法造诣亦深。曾国藩一生，醉心于古文、诗、书法，于此三者用功颇深，多有心得。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随时指点儿子在这三方面用功。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自述于训诂、词章之学颇尝用心，希望儿子在这两方面有所成就。曾国藩在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八月初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慰甚慰甚。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曾国藩告诫曾纪泽要兼顾词章与训诂之学，且写文章要学习行气之法。曾国藩在咸丰九年（1859）八月十二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中，就自己的作品《五箴》末句“敢告马走”，详细解答儿子的疑问，历述“箴”之文体源流；在咸丰十年（1860）四月二十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详述历代文家造语之圆；在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初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详论文章雄奇之道。
曾纪泽喜诗，曾国藩每每在书信中多次指导曾纪泽学诗门径。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八月二十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说：
尔七古诗，气清而词亦稳，余阅之忻慰。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余所选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锵，耐人百读不厌。余所未钞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陈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煅诗未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正月十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
尔诗笔远胜于文笔，以后宜常常为之。余久不作诗而好读诗，每夜分辄取古人名篇高声朗诵，用以自娱。今年亦当间作二三首，与尔曹相和答，仿苏氏父子之例。
尔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骏，大约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余所选十八家诗，凡十厚册，在家中，此次可交来丁带至营中。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
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尔之质性，虽与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将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实“六经”外之巨制，文字中之尤物也。
曾国藩建议曾纪泽读《十八家诗钞》中的大家作品，并针对曾纪泽的个人才性特点，指导他“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
曾国藩在写字方面，对两个儿子的指导也很细致，具体到如何用笔、如何用墨、如何选帖、如何临摹。曾国藩在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三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
内有贺丹麓先生墓志，字势流美，天骨开张，览之忻慰。惟间架间有太松之处，尚当加功。
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小儿写影本，肯用心者，不过数月，必与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缺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素愿也。不能，则随尔自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耳。
曾国藩教育曾纪泽写字要在用笔、结体两方面用心，并建议儿子用油纸摹帖。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1859）三月二十三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
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者也。
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尔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趋南派，或趋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学赵书，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尔若能光大先业，甚望甚望！
曾国藩不但为曾纪泽指示中国书法的派别源流，还在咸丰九年（1859）八月十二日给曾纪泽的信里，传授“作字换笔”之法。
曾国藩这一时段的书信，还曾指导儿子学习天文历数之学。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十月二十九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说：
尔看天文，认得恒星数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二十卷内恒星图最为明晰，曾翻阅否？国朝大儒于天文历数之学，讲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诸老，皆称绝学，然皆不讲究占验，但讲推步。占验者，观星象云气以卜吉凶，《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测七政行度，以定授时，《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是也。秦味经先生之《观象授时》，简而得要。心壶既肯究心此事，可借此书与之阅看。《五礼通考》内有之，《皇清经解》内亦有之。若尔与心壶二人能略窥二者之端绪，则足以补余之阙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