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地使用精确化的符号工具

人类对于外部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与精确度密切相关，认知的精准度越高，科学精神就越强。

过去多年，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中，对精确的重视程度不够。现在情况发生了转变，我们开始认识到科学的力量，也开始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但那些天长日久沉淀下来的模糊思维，依然会不时地跳出来露个脸、捣个乱，似乎在提醒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意识，建立纯粹的科学精神。

随着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们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模糊思维的局限性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适应今天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当我们无法有效地使用精确化的符号工具，在今天更是寸步难行。建立精确思维，就需要精确的符号工具。

古代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谓“日出”，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模糊的符号工具，在古代使用没有问题。可是今天，我们还能根据太阳的高度来判断出门的时间吗？肯定不行，因为社会规则要求我们，要用更准确的符号工具来表达，我们必须要在“8点半”准时到单位。晚了一分钟就算迟到。这就是精确化的符号工具和精确化的思维，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们不仅在时间上要有精确思维，语言表达也需要更加精确。现如今，我们去看古代人写的许多文章，文采自然不必多说，立意也很高远，但似乎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精确化的东西，即使是大臣写给皇帝的奏折，按道理也是要准确地表达某一事件的，可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些奏折时，会发现里面有大量的模糊化的用语，什么“损伤过半”、“大雨如注”、“灾民遍野”，这些都不是准确的用词。

明代的皇帝朱元璋，手下有一个臣子叫茹太素，这位大臣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弯弯绕绕有近两万字，皇上看得头晕眼花，让中书郎王敏念给他听。结果，念到一半了还是在讲废话，这可把朱元璋气坏了，当时就下令把茹太素拖过来打板子。朱元璋是一个英明的君主，打完了板子，奏折还是得听。第二天，总算把他的折子看完了，并从中提炼出了五条建议，其中四条都被采纳了。

有话不直说、有事不明说，这是模糊化思维下的一种奇怪现象。到了今天，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了，我们看现在的报告性文章，里面大都是以数据和实例讲话的，这就精确了很多。可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尽管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模糊化的思想，依旧藏匿于我们心里的某个地方，总在某些不需要模糊的事情上悄悄地发挥着效用。

那么，怎样才能够强化我们的精确思维，实现精确思考和精确表达呢？

第一，在思考或表达一件事时，精确地勾勒出现状。

现状是已经发生的、可以测量的，很容易实现精确表达。在描述现状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多用数据、实例和成熟的专有名词，少用一些模糊化的用语。

第二，精确地勾勒出现状之后，找出确切的问题。

想准确地找到问题，一是需要个人的分析能力，二是需要专业的科学素养。个人能力很难在短期之内改变，可是科学素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精神，只要在找问题的时候把握住八个字的精髓便能够保证不偏离正轨——深入研究、实事求是。

第三，针对确切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

问题明确了，接下来就要准备方案了。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方案中听到这类描述：面对困难，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要精诚团结、自力更生、不断进取、勇攀高峰。这个方案对不对？对，做好事情，确实需要这些东西来支撑。可问题是，具体要怎么做呢？方案中并没有说出来，还得靠个人领会。

每个人的立场不同，领会能力也不同。领会到精要，做到位了，就说是方案的功劳；领会得错了，没有做好，就说是没有按照方案执行。这种逻辑行得通吗？完全是通过模糊化的处理，给了类似的方案一个不败之地。说到底，是一个责任归属的问题。有时候方案模糊，并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划分，这也是科学精神缺失的表现。

如果我们在处理任何一件事时，都能做到精确地表述现状，找出确切的问题，拿出具体可执行的方案，那不仅可以强化我们的精确思维，也能让我们更精确地投入到行动中，让付出发挥实效。